9·11综合症剖析-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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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在刚才这位网友提的三个问题中间呢，我认为后两个问题是对所有国家的，尤其是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有很多大项目的国家，是有同样的警醒作用。但是第一个，就是树敌过多，我认为确实，这点意义上讲，仅仅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我认为美国人比我们要反思的东西要多，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间，美国人是主导的，国际舞台上他们比我们的能量强大、活跃得多，而且在很多地区热点，很多造成矛盾的问题上呢，中国我们是主张一种独立的、和平的这样一种外交，我们不过多干预别国内政，我们不愿意到处去树敌。我们在非洲、在拉美、在其他的各个地方，我们都是主张，比方有冲突、有了矛盾，首先第一要找联合国，第二呢，最好用和平方式解决，实在不得已的时候，如果联合国要干预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当时国的主权，得到当事国的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不那么容易去树敌，不那么容易遭至这样一种就是反感，甚至恶感。而美国，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这次我们大家如果注意到，就是在10月1号到7号，联大关于恐怖主义的辩论所说明的那样，就是很多国家不无道理地说，就是说美国发生恐怖袭击我们同情，但是美国为什么特别容易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呢？不仅是因为目标大，而是因为它的某些外交政策树敌过多，就像刚才网友说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这方面可以宽慰得多。我在有一次答网友问题上，在人民网上回答网友问题的时候，那个网友说的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中国以德示天下”，真正的以这种和平外交去推进的话，中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阳光总会伴随中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认为刚才所说的这种我们的危险度会跟美国一样大，当然，作为安全防范家、作为政治家，尤其我们的设计师们，他们是要考虑。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不一定对，就是如果恐怖主义要打击你的话，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有他的方式，所以，这个我觉得，简单说吧，就是安全防范不完全是一个物的东西，不完全是通过好像物理的防范，通过高炮，通过各种手段，我觉得防范还有某种体制性、政策性的层面。而体制性、政策性的层面，我觉得美国人确确实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主持人：我基本可以告诉这位网友，在树敌问题上中国可以高枕无忧。
王逸舟：没有说高枕无忧，我觉得我们比美国的状况处境好得多。
主持人：下面这位网友叫“坐看白发三千丈”，他说，我看了《人民日报》网络版1999年5月14号的记录，发现您那天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在那里主持抗议北约炸馆暴行的BBS论坛，王博士说过这样的话，下面是您说的话，这次轰炸中国使馆的真正主使者可能永远找不到，但我们要不依不饶，把这个追究的过程当成一个伸张正义的过程，从这句话的语意中，我们可以看出您当时确信炸馆不是偶然，而是有人指挥的，理由用您自己的话说是，后面是您说的话，美国精确的制导导弹，可以说是指哪儿打哪儿，现在我特想问您，当初您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受了90年代美国电影大片的影响？通过这次“9·11”事件您还认为美国是一个万分精确，而毫无疏漏的国家吗？它前有珍珠港，后有越南战争，在历次战争中，它还曾经经常把自己人炸死，怎么一定说中国驻南使馆是它蓄意而炸呢？
王逸舟：我当时在科索沃危机以后确实上网主持了这个讨论，现在我还认为我的看法是没有错的，就是说我认为从正式的官方的公布文件来看呢，美国认为是一场误炸，但是这是从白宫，从五角大楼正式发言这么说的。我个人认为，也许最高决策者对这个事情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克林顿，但是我当时的疑惑呢，坦率地讲我现在仍然没有消除，还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是网友提到的，我认为这个事情当时用那种方式发生了，可能并不像我们所得到的这种讯息、解释那样简单，不过呢，现在因为我们谈的是“9·11”事件，我想这个事情是应该分开，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说当时我们的使馆被炸了，因为有那样一种愤恨而对今天“9·11”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世贸大楼那些无辜者的丧生无动于衷，是两回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今天“9·11”发生的事件，我觉得应该抱有一种冷静态度，那些丧生者同样是无辜的，而且是一种可怕的、阴谋的牺牲品。但另一方面讲呢，就是说我们如何使这样一种阴谋不再，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就是我所说的，就是不仅要从政策层面、从物的层面去防范，比方说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更要对现有的国际体制、国际安排，各国之间的外交做一些新的调整。我想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区分开，否则你情感性的东西，可能导致你无法冷静的去分析现在的一些事态，我想是这样分开比较好一些。
主持人：这个网友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您是没有摘开情感的问题，非说那个炸弹是成心炸到中国使馆。
王逸舟：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我分两个层面，就是从正式的官方的层面来说，有一个合情的解释，他认为说美国没有道理，白宫亲自下令来炸中国的使馆，但我所说的是呢，它不一定是白宫下令的，它可能是因为其他我们所不知的原因、不知的机构、不知的利益集团所驱动的，这个东西可能永远是谜。为什么肯尼迪之死也是个谜呢？就是这种谜太多了，也许我们无法得出，那么让这个谜留着。我们只能是就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理性地去分析它。而且我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说，不要把两件事情简单的挂钩，情感影响理性的分析。
观 众：有消息说布什总统发动这次战争，听说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个人利益的因素，您怎么评价？
王逸舟：这个我觉得恐怕说得不太准确，如果说，我举个历史例子，如果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关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确实有某种布什切尼背后利益集团在作用，就是他们主要是南方财团，油气财团，天然气、石油财团资助上台，因此他们要对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协议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把一些发展国家拽入，同时要减少美国的承诺，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次反恐问题上，我想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如果你能够到美国，或者是能够看美国这样一个电视网络、传媒就感到，美国人确实一切都变了，美国人的恐惧感，美国人当前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节奏都因为“9·11”事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他作为一国之首，作为军队、国家整个民族的领导人，他的当务之急当然是要让老百姓，要让整个经济不再受这种威胁，至少是大大缓解这种威胁。因此，我想这个恐怕仅仅是说，是他个人的考虑，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来推动我想不确切。但是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个反恐斗争达不成预期的成果，如果花了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动了这么大的军队，最后结果仍然不成功，仍然美国继续遭受这样那样的袭击的话，那确实，可以说他下一任总统的任期就没有望了，对他的政治生涯也会是一个根本性的打击。我觉得这两个事情说开，把它分开，一个是目前美国的行动，主要是呼应美国民众的情绪，而另一方面讲呢，他的行动如果做得不够好，如果打击得不理想，那么共和党、政府，特别是布什本人的声望，他的政治生命恐怕也会毁于一旦。
观 众：珍珠港事件使得当时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持人刚才也讲到了，中国从珍珠港事件当中是有所收益的，因为美国参战使得整个世界大战提前结束了。我想问的就是说，“9·11”事件发生以后，中国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收益，还有除了巴勒斯坦能够建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可能会发生以外，其他有可能发生的世界政治性事件您有什么预言没有？谢谢。
王逸舟：关于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中国在这场反恐斗争中的厉害关系，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题目，也牵扯到很复杂的一些方面，我觉得需要深入研究。总的感觉上来讲，就是这场反恐斗争确实给改善前一段时间因为美方推进单边强硬政策，造成危害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两国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打击反恐斗争中的合作，而导致其他方面的关系有所升温，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想布什总统来上海参加APEC首脑会议，以及在其他的场合对中国入世表示支持，显然调门跟前一段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期待，就是说美国方面确实看清楚形势，看清楚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在反恐斗争，在全球，包括作为安理会常任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作用，因此，能够适时的纠正前一段时期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确实有些新的机遇，不仅如此，我觉得现在看来打击恐怖主义，主要不是一个军事行动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势必将来对联合国、安理会，对国际社会有更多的需求。
那么在中亚地区，大家知道，我们是邻国，俄罗斯是邻国，包括像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这些都是邻国，我们和巴基斯坦，和伊朗，和俄罗斯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比较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因此，要使中亚这个地区，美国现在最头痛的问题，症结得到解决的话，它也有求于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所以我想，总而言之，这个过程，这个整个“9·11”所造成的综合症的医治确实是对于大国关系的改善，包括中美关系的改善、俄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遇。所以我想，我同意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应当这么去看，有利处，但是不是说没有弊的，利我直说，利大于弊，弊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显然就是中亚这个地区大家知道，过去美国是没有介入的，那么现在呢，美国有一种声音，主张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长期化，就类似于在海湾战争以后，在中东地区、在海湾地区的存在长期化一样，因此它在沙特阿拉伯、在科威特保持了军事基地，保持了大量军火库，而这个存在确实造成了那些地区的长时间的不稳定。那么我是希望，我个人的希望是，就是美国在这些地区的行动比较准确和比较迅速，而不要最后演变成一个搂草打兔子，就是在这个地区呆下去了，并且衍生出了其他的目的，对周围的邻国产生一些不安定感，造成一些损失。我想这点还要观察，那么也可以说是一个潜在的问题或者弊端，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是利大于弊，这是我觉得从两国关系来说。
从全球来看，我觉得，我有个感觉，就是中国最近这几年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就是解决国际冲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主要靠什么？靠对话、靠平等协商，而不能靠武力、靠军事干预，这样一个新安全观，我觉得现在得到更多的认可，至少“9·11”事件得到了更多的验证，就是你靠我大、靠我强，靠我有武器并不能解决问题，并不能防止恐怖主义蔓延。相反，通过对话、通过协作，通过各种各样的比方说多边的会谈，效果反而可能更好。那么因此，我要说的是，新安全观，包括中国，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冷战结束以后，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有可能随着“9·11”的综合症的深化而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观 众：王博士，可以不可以认为“9·11”事件前面的这个过程，它深刻的原因是不是两种文化的最后的冲突？就是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长期的对立，作为发展，发生发展和爆发，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将来最佳的解决方案你认为是什么？
王逸舟：这个问题我想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涉及到现在很多人所谈论的“文明冲突论”。我们大家知道，在90年代中期美国一位教授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这个论点就是说未来世界主要是三大文明的互动来决定世界的未来，一种就是基督教文明，欧美的，一种是伊斯兰文明，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的，一种是东亚的文明儒教文明，他认为这三种主流文明、主干文明可能决定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那么，今天，我们看到“9·11”事件确实产生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就是文化的因素、宗教的因素这种族群、血缘、民族这样一些因素在发酵，在起作用，但是我没有把握的是，就是目前所看到的“9·11”引起了一系列的打击，一系列的互动，最后是朝着不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