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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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结核病的春天来了。我们高兴地欢呼。然而，会不会有倒春寒？这不是泄气的话。年轻人并不了解人类与肺结核病斗争的漫长历史，事实上，每个病人（也包括一些医生）觉得无须去了解或关注一些疾病或一个药物的来龙去脉，关心的应该是疗效、用法。然而，致病的结核杆菌，如同孙行者一样在与人类斗争的过程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人类发明的药物往往赶不上它们的变，也就是说，难以制伏他们。科学家们蓦然发现，过去的时间，只是结核的暂时屈服，人类只是短暂的胜利，谈痨色变虽成历史，“超级细菌”却在考验着人类。
肺结核来到我们地球上已有6000年的历史了。迄今，它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猖獗地向人类再次发起攻击。科学家在24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体内发现了肺结核的致病菌；在4000年前非洲大像的遗骸内明确发现了肺结核的致病菌。再往前，在最后一次冰川期快结束时，曾在美洲活动的巨大乳齿象就死于肺结核大流行。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肺痨（肺结核）的记载。公元前8世纪的《内经·素问篇》有“五虚五劳”的描述。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2100年前的女尸，经医学家验证，她生前曾患过肺结核。在没有发现抗结核药物以前，死亡的阴影一直飘荡在人类的上空。18世纪，伦敦每10万人有700人因肺结核而丧生，当时伦敦有400万人口，就有2。8人万人被肺结核夺去生命。波兰的著名钢琴家肖邦正好生于欧洲结核流行期，他25岁那年（1835年）发病，咳嗽、血痰、低热。他和患结核病的姐姐长期生活在一起，被传染发病的几率高达7成。他的病因由姐姐传染的可能性很高。那是没有抗生素，只靠营养休息治疗的时代，39岁他因咯血、心肺衰竭死去。
多少名人死于肺结核：俄国出生的德国诗人伊丽莎白·库尔曼；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著名的英国诗人雪莱；德国戏剧家席勒；还有勃郎宁、卡夫卡、勃朗特姐妹、劳伦斯、宫泽贤治、井基次郎、萧红……
我们熟悉的法国文学形象“茶花女”玛格丽特，中国《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均死于肺结核。在中国，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十痨九死。”
1949年，全国有肺结核病人2700万，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38万，死亡率排第1位。18岁以上的人结核感染率达90％，也就是说，1921年前出生的人，人人体内都有结核杆菌。局部地区更多，1945年，北京20岁以上的人肺结核感染率为100％。1948年的南京有肺结核病人2万到3万人。1949年的大连，每10万人中就有5000人患肺结核。名人死于肺结核的都载入了史册，而肺结核袭击的对象主要是贫困的饥饿的营养不良的人群，他们的名字早被人遗忘了。
名字虽被遗忘，逝世的生命累起的数字，沉重地压在医学家的身上，那是历史的重任，催促着良知去研究、探索。
1882年，后来被称为细菌之父的生理医学家科赫发现了结核病的元凶是结核杆菌，只要截断结核杆菌的传播，就可以控制肺结核的传播。
有了科赫的指路：防痨教育，肺结核的传播是痰液，是呼吸道，对结核病人的隔离及其用品住所消毒成了最有效地控制流行的办法，死亡率急转直下。这是科学，也是预防肺结核病最有用的知识。
19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90年后即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3月24日定为“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以纪念科赫。
63年后，医药学家终于发现一种控制结核病的药物：链霉素。“十痨九死”的悲剧开始慢慢谢幕。正当人类准备欢庆肺结核喧嚣的时代已过去之时，正当一些人认为肺结核已为人们所征服之时，结核病和艾滋病联手卷土重来，一些医学家预言结核病灭绝的声音和肺结核呼啸而来的声音似乎同时在耳边回响，人类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仅在1989—1991年间，亚洲结核病人数增加到1800万，1993—1996年肺结核病人又增加了13％，全世界死于肺结核的病人比死于疟疾和艾滋病的人数总和还要多。据联合国1997年的统计，1996年结核病患者超过700万，其中近300万人死亡，包括10万名儿童。1997年世界有17。22亿人感染了结核病菌，每年新增900万结核病人，约30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了肺结核病流行的1900年，那一年全世界才有210万人死于肺结核，当时正是结核病肆虐的时代，当时人类还没有抗结核药物。
人类给自己开的玩笑，损失太大了。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要反思，都在反思，生命是这样轻而易举地随风飘逝的？
在卡介苗广泛接种的今天，在继链霉素发明后，抗结核病药物不断出现的今天，人们似乎对肺结核失去了恐惧。当代青年人，更多的是农民，失去的更多的是认识，没有认识自然就没有恐惧，没有预防，没有抵御结核病的基本概念。
今天的结核杆菌并非是当年的结核杆菌了，病毒和细菌在自然选择之下在竞争，在变异，在按“适者生存”的原则顽强地对付人类的压制。链霉素、异烟肝（雷米封）等常规常胜的抗结核药物已无力对付结核杆菌了。用医学术语说，产生了抗药性。现在每年记录的600万—800万肺结核新病例中，就有10％的患者至少抗1种结核药，有20％的患者有抗2种以上结核药。在被调查的35个国家里，都发现有抗多种药的患者。最严重的国家有印度、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多米尼亚、阿根廷，也有中国。这些数据表明，抗药性肺结核正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悄悄地发生并蔓延开，如果不引起重视，结核杆菌的反击会将人类逼上险途。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死亡的恐怖阴影会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上。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40节 “救救我的乡亲”（4）
迄今，各省市均实行了肺结核病免费治疗，但部分地区防治经费仍未到位，或部分到位。一位县医院院长说，我们县传染病院已经变成了综合医院，感染科尚无经费筹建。不可能对全县进行肺结核病普查工作。在我到过的县、乡、村医院几乎都没有看见对结核病预防的宣传。有一项统计表明60％的结核病人没有接受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宣传，不知肺结核病是传染病，农村青年人更不知把肺结核病和痨病联在一起。
抽样调查发现，有46。5％有症状的肺结核病人从未就诊过，在未就诊的结核病人中，因经济困难未就诊的比例是36。8％，在间断或中断治疗的结核病人中，因经济困难而放弃治疗的病人占44％。目前我国约有30％的患者还处在隐匿状态。他们从没看过病，因为从未看过病，这个隐匿状态的群体的百分点有可能还会偏高。许多农民不懂结核病知识，更谈不上接受这方面健康教育，没有症状，或认为自己能扛得住的症状就不去就医，症状恶化了，难以承受了，也只在村卫生所要点止咳、止痛、退烧药吃吃。没去查病因，谈不上抗结核治疗。就医的人大都在综合医院（如县医院、县中医院）。约40％～50％的结核病人分散在综合医院间断治疗。一是病人不去专科医院，二是综合医院的科室不愿放弃病人，“以药养医”、“以药养科”的结果致真正在各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接诊病人只占结核病人总数的20％左右。这无疑使抗药性结核增加，无疑给结核病的预防、治疗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障碍。尽管国家宣布免费治疗肺结核。但是宣传力度不够，许多城郊的人都不知晓，就别提偏远乡村的农民患者了。我问过一个进了又出来的农民病人，他说，医院里只有抗结核药免费，医生同时又要我们吃这种吃那种药，住几天院还是得付上好几百元，我们支付不起。医院也有道理，要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机体是整体，呈多元性，不能就病论病，从现实情况来看，免费治疗缺乏统一规章制约，出现了好事办坏、真经念歪的现象。正儿八经地念经也有难处。
辽宁省昌图县结核病防治所所长杨伯告诉记者：“国家规定，有3种情况免费治疗，一个是痰中有菌，第二个是新发（病人肺上有）空洞，第三个是粟粒结核。除了这3种，其他的不免费。不够条件的，动员他们在门诊治疗。”
然而很多传染性肺结核患者不是一次就能查出菌来，三次五次才能查出来。痰检不是一次就完了，按照原则，应该查几次。有的农民离医院几百里地，要查三五次，就不来了。没查出来，不等于以后永远不排菌。等到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免疫力下降了，病情加重，随着痰的排出量增多，结核菌的繁殖量也就大了。
2004年春从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辽宁省现有肺结核病人6万名，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约3万。尽管这些病人都得到了及时免费的治疗，但全省每年有约1200人死于结核病，其中很多都是非传染性结核病人。辽宁省卫生厅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尚彦萍说：“非传染性病人我们都及时给他们宣传，要全程规范地治疗6个月。但这些病人大部分都在农村，个人经济状况很困难，所以他们很难坚持6个月治疗，往往一两个月后就中断治疗，容易造成复制，将来再发病就变为复制病人，治疗起来就更难了。”
我们还要面对另一个现实，我国现有农民工1亿多人，他们在城乡之间疲惫地流动着，在城市辛苦地劳作着。其生活条件、环境、营养并不比居住在农村优越；相反，他们的生理心理负担比在农村更沉重，他们居住又相对密集，生理和心理的空间被压缩，这无疑给肺结核的流行（包括乙肝及其他传染病）创造了机会。
不敢预言，人类是否会在某一天消灭结核病；也不敢预言，肺结核病像地震、泥石流那样突然袭击突然暴发。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贫困的农民，流动的农民工，未能接受正规治疗的患者，没有接受预防结核的知识宣传的人群，是破解结防难题的几大症结。倘若症结没有理顺，没有解开，必定会出现倒春寒。但愿我的一切忧虑都是枉然。
我们不希望看到，1000万元、1亿元的投入没有落到实处；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一个卫生院的痰检点形同虚设；
我们不希望看到，流动人群的子女没有享受到疫苗的接种；
我们更不愿看到，耐药性在农民兄弟中扩大着，结核病在传播着……
也许，我们做不到根除结核病，但我们可以做到，病例每年稳定地减少百分之几；还可以做到，尽可能多地发现病源，并对其进行有规则的治疗，在2010年顺利完成发现治疗400万例传染性肺结核病人。
4艾滋病：又是农村，还是农民
真不愿在这本书中落笔写下这3个字：艾滋病。
1985年7月，北京报道了第一起艾滋病病例。报道说，1985年6月23日，北京协和医院外宾门诊收治了一个已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的美籍阿根廷旅游者，不到7天，这个34岁的美国人因患多因卡氏囊虫肺炎而离开人世。这是我国大陆医生首次亲眼看到的艾滋病患者。
18个月后，又有一个旅美9年的香港居民住进了福建省立医院，经诊断为艾滋病胃肠综合症患者，32天后死亡。
那时，大多数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艾滋病是西方化的产物，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一位官员曾这样回答过记者：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堵高高的、无形的墙，是扇厚厚的无形的门，中国人可以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如果说，那时国门初开，思想还处在传统的保守之中，坚信国人的道德观，一两年后，性病广泛传播，就该明眼正视这类疾病的传播。一位专家说，艾滋病传播最快的地区往往是那些不能正视这个问题的地方。
程主任是皮肤科教授。1985年间他接诊了几十例性病患者，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在20世纪我国就宣布消灭了性病，性病的防治机构也撤消了，防治队伍也不复存在了，在医学教科书中也省去了一章，许多青年医师不认识性病，青年人更不懂性病的常识和危害。他写了几篇科普文章和一本小册子，没有一家卫生小报同意刊登。一位主编说，我们不为天下先。他决定在科室门口开辟了一个宣传栏，还没挂上几小时，马上遭到领导的呵斥：这是宣传我国有性病吗？这是损害我们医院、我们城市，甚至我们国家的荣誉的事……这位经历了“反右”斗争的老专家吓得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