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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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阻住“非典”向农村蔓延吗？
村医们那些原始的方法能发挥作用吗？
2003年４月２３日，国家财政部公布２０亿元“非典”防治基金用途的引文中，摆在第一位的是农村、农民：
５月１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天津视察防治“非典”情况，作为应倾力预防的对象，他第一个指出的就是“农村”，呼吁打一场防治“非典”的人民战争。
５月１１日—１４日，胡锦涛总书记又来到四川省视察，强调指出，农村地区防治“非典”是整个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0％，疫情一旦在农村扩散，后果将十分严重，一定要把农村“非典”防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
5月6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了全国农村“非典”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强调农村“非典”防治工作要落实９项措施：一是加强领导；二是开展宣传教育；三是加强农村疫情监测；四是建立救治机制；五是加强培训和巡诊；六是实行“三就地”原则，切断疫情传播疫道；七是对农民患者一律实行免费医疗；八是齐抓共管，群防群控；九是实行部门和地区预防联控。从国务院到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都在一条一条地落实。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莫格尔结束考察中国“非典”疫情后，发现我们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4大问题：
一是缺乏专业公共卫生人员，尤其是乡镇地区公共卫生人员得不到专业培训。
二是疾病监测报告体系较落后。在他考察过的北京、上海、广东、河北、河南诸省市，所见到的乡镇中，只有一个乡镇运用了电子系统报告疫情，其他都是以手工制作报表或电话通报，疾病报告系统都没有评估环节，无法了解数据是否准确到达指定地方。例如，省级疾病控制中心起初未将数据报告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而是通过国家卫生部转移数据。
三是数据分析迟缓。疫情报告数据包括数字、发病地区、症状、是否群聚感染等。北京在４月下旬疫情暴发后，仍未分析病例数据，一半以上病例传染源不清晰。
四是实验室检测能力不足。河北、河南等农业大省防疫部门缺乏健全的实验室检测系统。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尤其担心中国边远省份的‘非典’疫情，在那些地方，监督和报告体制可能不够灵敏，不足以查到所有可疑似和可能的病例。”
这是一个极大的受人类关注的悬念！
永丰县在江西省中部，正是肚脐眼的部位。
说到永丰，知道的人一定不多，凡读过毛泽东同志诗词的人大概都能背诵出这样的诗句：“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龙冈就是永丰县境内南端的一个乡，是革命老区，更是贫困地区。县城恩江镇１０余万人，没有水路，不通火车，只靠公路。全县有４７万人，外出人口达８万，已返乡３７００余人。面对这３７００余人，县卫生局要求要一个个查体温、问症状，登记他们返乡的时间、车次，接触过的人员。凡从疫区返回的统统隔离。不能漏人，不能少项。就像排雷一样，一个一个地排除，下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不是走形式，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漏一个就有可能害一群。
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3节 感谢最后的“非典”（2）
那是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６日，县卫生局副局长刘勇检查完工作后从乡里返回县城，已是晚上８点钟，途中又接到电话：离县城１００公里地的一座自然村有个返乡农民发热。他们无暇顾及吃饭，买两块面包，匆匆上路。大家抓紧车上片刻时间打个呼噜。乡村公路颠簸难行，午夜才见到病人。测体温，问症状，送到乡卫生院看发热门诊，查白细胞。隔离１５天是叫人为难的事。乡卫生院没有条件，所谓村卫生院实际就是村医自己家的厅堂。隔离期间，谁做饭送饭？只能回家就地隔离，关在家中那间泥舍里。几次深夜，我与刘勇通电话，他都在车上，“非典”的日子里，他的脚没落过家，他的任务是找、查、问，安排返乡民工就地隔离、观察。在南方许多县镇，对于已返乡进村的外出民工只能做到这点。
以后，村村设卡建哨，返乡的民工统统隔离，住在村外临时搭建的简易凉棚里。不愿居住的偷偷跑走，四外流窜。事实上，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各村各户都在严防死守，城市各旅社宾馆都要登记造册，城镇居委会挨家挨户查询，许多县乡医院大都开设了发热门诊，免费为农民２４小时开放。流而难动，２００３年春末夏初的中国南方农村返乡流动人口大致处在这样的状态。
尽管人才、物力、财力有限，县卫生局乡镇卫生院，村医和农民兄弟一起，还是尽职尽责地把守着每个乡镇大门。
江西省吉安县是革命老区，是一个贫困县。全县人口46万，外出务工人员有8万之多，大多集中在北京、广东等疫区，在“非典”流动之初，返乡的就有5000人；进入4月，每天返乡有300人。对先期返乡的要采取医学观察措施，发现问题的要落实、隔离。他们的方法是各个县级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村组长包户，责任到人，层层签订责任状，户户签订保证书，对外出人员一个不漏地登记，对已返乡人员全部实行专人监控，每天为隔离对象测两次体温。在返乡农工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各乡镇领导开展了劝阻工作。桐梓镇组织在京的党员劝阻了340名意欲返乡的民工。永阳镇下边村肖桃英在广东务工，其父去世，买好车票欲回家奔丧，镇、村干部知道后，立即打电话做工作，讲道理，最终使她退掉了回家的火车票。尽管做到了未雨绸缪，尽管筑起了层层防线，并非是高枕无忧。吉安县张和平县长（现在已是县委书记）与我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确确实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新兵，更多地是在接受洗礼和考验。不过，那段日子留给我的感受和体会将会够我一辈子咀嚼回味。那情那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众志成城。可还是有一名“非典”患者还是突破了防线。
那是4月20日傍晚6点50分，吉安县值班室接到上级疾病控制中心电话，告知，在北京打工的吉安县梅塘乡农民李何锦4月中旬因发热住院，现已确诊为“非典”，在北京隔离治疗。其妻聂春兰携孩子已于4月25日乘车返回吉安。疫情就是命令，县政府立即组织起来寻找聂春兰的下落。到了梅塘乡，没有；到了聂春兰各亲戚家中，仍没有；查询了20多家旅社，仍然是一无所获。这正是27日早晨6时，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长时间戴口罩，一夜未眠，不仅又饿又困，还处在缺氧状态，脸色苍白，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城管同志说，离汽车站很偏僻的地方还有家小旅社，会不会在那儿呢？是漏查了吗？赶到这家叫西苑的旅社，翻开住客登记处，果然有一栏写着梅塘乡李何锦。找到房间，聂春兰已起床，正准备回家。测体温，问病史，登记在册，立刻将聂春兰一家3口送到县医院隔离观察，这时，离清晨７点还差10分钟。从接到通知到找到人，把与她密切接触过的人进行隔离观察整整用了１２个小时，疫情没有扩散，大家长长吐了一口气。
今天重述聂春兰的诊断与治疗经过，不是复习病史，而是想让读者从中明白，为了救治一个农村妇女，政府投入了多少精力、人力、物力、财力，医护人员倾注了多少关注、关切，多少爱心真情。从这次投入和倾情，我们可以延伸开去，思考另一些有关的问题。
那是第五天下午，即５月２日１５点多，聂春兰体温骤然升到３８。８℃，胸片检查，肺部有片状阴影，符合疑似病例的诊断标准。５月３日上午，县医院用了半天的时间，将院内仍在住院的１００多名病人紧急转移安置到县城其他医院，凡与聂春兰接触过的人迅速加强隔离管理。空空的医院只剩下聂春兰一家人，一家人也要实施严格管理。院内分成核心区、防护区、警戒区，3层隔离封锁，由公安人员２４小时外围警戒。也就是说偌大个县医院，几百号医务人员正全力以赴为聂春兰一家人服务。
这天晚饭后举行了会诊。这是一次庞大的会诊，省、市、县各级有关领导都来了，领导干部、省市专家近５０人挤满了县宾馆会议室。会场的气氛是严肃紧张的，江西省卫生厅李利副厅长主持会议，大家都明白，吉安市、吉安县的领导和老百姓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发热病人，若真是“非典”，那无疑会给吉安县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县城、县医院将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如果漏诊，这个输入性的“非典”会传给多少人呢？同样会给吉安市、吉安县带来巨大的创伤和损失。
其实，在座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明白，聂春兰诊断“非典”是无疑的了。只不过这个诊断要由一个有资格下诊断的专业人员说出来。大家把目光一起投向了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呼吸内科主任张伟主任医师的身上。
她重述了诊断的依据：丈夫是“非典”病人，有密切接触史，高热，３８。８℃，白细胞偏低，胸片有絮状阴影，干咳。当她说诊断后，她的心情是沉重的，却也是轻松的。沉重的是“非典”还是袭击了江西，波及农村；轻松的是相信科学，相信群众力量，终于截堵住了这位“非典”患者，没有让她扩散。那夜，她开出第一条医嘱时已是午夜１点钟。
在以后几天的日子里，她多次与患者零距离接触，她担忧多了，感到担子重了。聂春兰的病情颇有点特殊，特殊在于她是孕妇，有5个月的身孕，又特殊在她在哺乳期，她另一个孩子还只有１１个月。一个孩子在肚子里拳打脚踢，一个在摇篮里哭哭啼啼，她病情的复杂还在于她身上有诸多的并存症，她是乙肝患者，在活动期，表面抗原呈“三阳”，转氨酶偏高，贫血，血色素只有７。６克，免疫能力低下。经过会诊，她才知道，这种状况在全国也属罕见。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病人，治疗方法、护理、饮食，一切的一切都是特殊的。
饮食大开绿灯：肉饼汤、排骨汤、鸡汤、鸭汤、鸽子汤、甲鱼汤转换吃，每天保证有水果、鲜奶，还为她１１个月的孩子李杰购置了儿童玩具，派专人照护。为了减少医务人员和病人直接接触，给病人配备了小灵通，在污染的病房里只有固定的值班医护人员和生活护理人员。专家组通过手机和病房的医生、病人进行联系。必要时专家组派人进病房。专家组由江西省卫生厅姜处长，江西医学院一附院、二附院呼吸科两名主任，吉安市医院王主任，县人民医院聂医师共５人组成。
每天早上8点，5人一起阅读夜班医护人员提供的病情报告和各项检查指标参数；尔后电话查房、询问病人自我感觉；再由污染区的值班医师汇报病情；材料汇齐后，一起讨论当日的治疗方案；每天新方案出来后，还要向江西省卫生厅李利副厅长汇报。每一颗药丸，每一针制剂都会影响两颗心脏的跳动。为了确保母子安全，每天每夜他们都要向北京、广州的专家请教。
５月１０日夜半，专家组张伟主任的手机响了，病情发生了变化。接通手机，传来了女性的哭泣声，是病人聂春兰，她哭泣着问：省里的专家，我能活吗？我会好吗？会死吗？早想到会死，不如留在北京，病也和丈夫病在一起，死也和他死在一起！那夜，张伟主任和她聊到凌晨。
５月１３日，病程进入第１１天，聂春兰病情恶化。张伟主任的手机又响起了她的声音：我会憋死，逼死，我出不了气。摄胸片，胸片显示肺部病变已超过１／３，氧饱和度停留在９０％（正常是１００％），还在往下掉，上呼吸机。县医院的呼吸机陈旧过时，马上从省城南昌调拨一台无创呼吸机。当夜凌晨，聂春兰上了呼吸机。５月１７日，聂春兰病情稳定。５月１８日，聂春兰脱下呼吸机。张伟主任告诉我，５月１３日那夜，根本没合眼，以后的几天也没敢合眼。虽然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都报有死人的消息，真正死在自己手下总是不愉快的。记得来会诊那天和聂春兰零距离接触后，周围的人不敢与我握手，更不敢面对面与我交谈。当时心里委实憋了一口气。冷静一想，其实是百姓对“非典”的恐惧，如果聂春兰真有意外，只会加深、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