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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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1节 没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数
一个聪敏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
——恩格斯
我始终相信，只有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甘地
没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数
先叙述两件不起眼的小事。
第一件事。前两年我外出到湖北巴东，是枯水季节，江边港口从趸船到出码头口坡陡阶多，爬上去不亚于攀登都市六七层高的楼房。在趸船上我遇见一个中年汉子，肩上背着鄂西川东特有的竹篾背篓，篓里装着被宰的半边肉。我和他一起登阶爬坡。他弓着腰，双手几乎触地，赤脚套一双不合尺码的解放鞋，拇趾和后脚跟都露在外面。登一步，脚指头伸一点，发出吱吱的响声。中途，他只歇过一肩，反背篓斜靠在坡石上，在篓底置一根有横柄的手杖支撑着。总算可以腾出手来抹抹汗，伸伸腰。我只喘气，汗流浃背，我不敢与他多言，怕他累。卸了货，歇一口气，我见他额上的汗珠一串又一串，同情地问一句：背一趟收费多少？他说，三五块钱。凭我医生职业的直觉和观察，他肯定刚患过肝胆疾病。他眼眶内球结膜呈现的黄疸还没褪尽呢！我开门见山地问：你得过胆囊炎还是甲肝？他睁大了眼睛，显示出惊讶。我继续问，你的病还没好全吧！就急着外出打工？身体要紧哪！他一声长叹：没得法子哟，家里几口人张着嘴，等米下锅。地里的包谷填不饱肚子。年初，我大病了一场，是肝炎，要救命，连牛都卖了，种不成地了。活命难哪！他告诉我，他是江对面官渡口镇的农民。晚上还要花钱过江，白天要吃饭，如果货源少，一天扛不上几次，连盘缠伙食费都赚不上。
城镇很多用人单位大都没有对农民工进行体检。我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是带着病痛外出打工或荷锄种田的。他们舍不得花钱治病，事实上，他们也无钱治病。是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么？
第二件事。在从武昌开往南昌的汽车上，遇见几位由湖北毛市、新河乡、棋盘乡到江西打工的农民，他们都是来自血吸虫疫区。用他们的话说，不是逃荒，是“逃疫”，“逃虫”。
他们家乡那儿血吸虫病又死灰复燃，变本加厉了。
村里几乎80％的村民患上了血吸虫病。坐在我身后的杨武还只15岁，已经有5次治疗血吸虫病的经历了。老李学会了烙饼的手艺，在南昌已居住了5年，他们珍惜生命，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虫”和“疫”是怎样复燃蔓延开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逃离呢？
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事，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不起眼的问题，很难引起众人或媒体的关注。
我们就以这两件不起眼的小事为着眼点，拉开我们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卫生部制定了在20世纪末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改革和规划目标：即到２０００年，全体人民都能获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总体上达到与小康水平相适应的健康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目标的确定不仅是我国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全球性卫生战略的积极响应与承诺，更是出于卫生发展与社会和经济战略目标相适应的考虑。
今天，我们已经跨入了２１世纪大门，我们已向前迈了几步，我们应该回首看一看，这一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目标实现了吗？
20世纪末据国家卫生部提供的数字，我国有8％的人没有获得医疗服务。这个比例是低的，但按8％计算就约有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1个亿的绝对数相当于一个人口大国。1999年国家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公布的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的初步报告中告知，65。25％患者因经济困难需住院而未住院，33。18％的患者需就诊而未就诊。
2002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10月29日的讲话中告知我们：“约90％的农民自费医疗，在一些贫困地区农村有24。3％的家庭靠借钱或欠债支付医药费，55％的家庭为了看病而变卖家产，因病欠债的家庭有47％存在温饱问题。”我们还得知，“村医疗点中，还有13。2％没有血压计，40。5％没有消毒锅，乡镇卫生院卫技人员中具有本科生以上学历只占14％，中专学历占53％，有36。4％的人员是普通高中及以下水平。”
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问题时说：“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3000万左右，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员就是9000万。”“中国东西差距很大，大家恐怕只是从概念了解，我想说一个数字，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值的50％。”温家宝总理在这段讲话之前报告了一组令人高兴的数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速度年均在9％以上，近5年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年均在7。7％，2002年达到8％。尽管GDP在提前翻番，但是，在我国“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标准，到2000年，我国还存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县初级卫生基本合格率等3项指标没达到标准。这3项都与农村、农民有关，都与卫生健康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说明，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失衡点在广大农村）；另一方面是卫生事业的发展并没有达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同样，卫生事业欠发达地区仍是农村）。
我推荐一个词组：健康贫困（Health poverty）。其释意是一种机会丧失和能力剥夺，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丧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健康水平下降导致的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被剥夺，从而带来了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或加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曾经指出：贫困不能仅仅视为收入低下，还应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看病所要支付相对收入高得多的医疗费所导致的，而是因为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可行性丧失以及因健康水平下降而导致参与经济活动能力被剥夺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对健康贫困的认识将会更深更广。
1991年全国农村饮用自来水人口占农村人口32。8％，1998年为50。4％，2002年为55。1％，数字尽管上升，却还有4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其中有1亿人口喝不上清洁水。
20世纪末，全国农村地区改厕占农户总数比例为35％，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比这还低），有8％的儿童没有享受免疫接种。
环境的污染，医疗条件的匮乏，生活的贫困，必然导致一些疾病的滋生和传播。
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一些重点传染疾、地方病发病率还很高，仍严重危害着农村居民的健康。比如，过去已有效控制的结核病出现回潮，现患疾人数达到500万，占全球肺结核病例的1／4；乙型肝炎依然在我国严重流行，全国现患病人和病毒携带者达12亿，占世界总数的1／3；艾滋病感染率已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估计感染者已接近100万人；大骨节病、地方性氟中毒病、血吸虫病等重点地方病分布很广，危害仍很大，大都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现疾病人5100万。“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的改善幅度明显减缓或停滞，城乡居民健康差距进一步加大。1994年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是城市的1。9和2。9倍，到2000年已分别上升到3倍和3。4倍。”（录自张文康2002年10月农村卫生工作会议讲话稿）
城乡经济差距在拉大，城乡健康水平差距也在增大。疾病正悄悄地袭击着贫穷笼罩着的生命。
阿马蒂亚还提出过另一个重要的观点：经济学必须关注贫穷。他曾说过，你不能凭富强和繁华判断一个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无疑，农民是草根阶层的终末支。他们的富裕才能显示我们社会的富裕。
是的，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裕与繁华，我们的百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奔放与欢乐。
致富之路已开拓一新。
但许多人又返贫了，抑或他们从来就没有富过？原因有很多很多……
有一组许多人都很熟悉的数字：我国卫生资源的20％分布在农村，而我国城乡人口比例是3∶7。
80％的卫生资源，那是大多数；70％的人口那更是大多数。这组数字不能不说是农民致贫返贫的原因之一。
这么多年来大多数人在呼喊，在叹息，在啜泣，许多有识之士在为他们呼喊、献策、出力，一直没有吸引住更多人的眼球。
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终于，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
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2节 感谢最后的“非典”（1）
人类忘不了２００３年。
中国人更忘不了２００３年的春末夏初。
感谢“非典”，他们的呼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存环境，乃至他们的足迹，终于吸引住了国人乃至全人类的眼球。
“非典”放大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农村与农民的某些局部和细节。
农村，波峰浪谷的剪影。
南风卷着夕阳的余光洒在山间的小路上，一声又一声的敲击声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滑向山坡，落进山谷，滚进路边的黑瓦灰墙的农舍，填进锣声与锣声的间隙中的响声是一个农民的沙哑嗓音：“预防‘非典’，人人有责。有人返乡，立即通报。以法防‘非典’，科学治‘非典’……”
农舍门前趴着的那条狗已习惯了这样的叫声，不像第一次听到锣声、叫声那样惧怕惊吓，疯似的扑向敲锣者和叫喊者。它只是懒懒地抬起头，摇摇尾巴，发出几声吠吠之音后，钻进了门口边那扇狗洞。
敲锣者喊叫者远去的背影与他们的声音一起渐渐融化在黄昏的雾霭里。
黄昏的雾霭里怎么也融化不了从他们胸腔里喷射出的那支高亢的兴国山歌的旋律：
哎呀嘞，伢唱山歌你听清，
“非典”预防最要紧。
干咳少痰病初起，
喷嚏一打传疾病，
同志哥，赶紧到医院量体温。
哎呀嘞，全身关节都酸痛，
三十八度往上升，
有了病情早报告，
相信科学要认真。
熟悉的旋律在宣传着疾病预防的知识，熟悉的旋律似乎还在传播着山里人那股坚定和自信。我们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文化的穿透力，穿过了战争的风雨，穿过了艰苦的岁月，在顽强地表达着叙述着什么。我们寻找出一些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遗传，一幅幅画面早已定格成为历史，历史的责任是要告诉未来……
今天，我写下这节文字时，那夕阳下戴着草帽，汗水浸透衣裳的村医背影已在我脑海里凝固成一幅沉甸甸的油画。在那个苦夏的日子里我去了趟江西省永丰县。这个县的每个乡、每座村都有由1名村医和2名农民组成的巡视组，在走村串户发送宣传单，宣传抗击“非典”的知识，检查监督流动人口的返乡。责任重大，工作艰辛，方法原始。就是这样原始的方法，已经让许多农民知道了“非典”的知识，知道了发热就要报告，知道了染上“非典”就要隔离。山里农民不担心自己染上“非典”，他们最担心是外出的子女，山高路远，捎不上信，他们只有烧几炷香，对远方默默地祈祷，只有对敲锣者投去祝福的目光……
人类与“非典”不期而遇，毫无准备地进入了非常状态。
“非典”的传播速度在于两点：一是传染源，二是人口流动。
这两点都已具备：疫区民工可能是传染源，返乡人流是巨大的流动链，这就是蔓延的途径。
已返回的４００万人口和还有在继续返回的流动人口，一时成了全世界媒体关注的话题，成了我国防疫战线研究实施的课题。
能阻住“非典”向农村蔓延吗？
村医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