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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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郭沫若激情爆发地号召：“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
天台上的同学们热情鼓掌，旁边几个监视的警察很尴尬。郭沫若边走边风度翩翩地朝警察点头致意：“感谢这些先生保护我的言论自由……”这下，更博得四周楼房里的人群的一片喝彩！
北方，南国香港遥望北方，人们迫切地期盼西柏坡的消息……
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急于部署，香港的民主党派等待召集，可是，南北两地，谁也不知对方在做什么！
这不免引起了猜疑……
是不是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能拥护“五一口号”？
从报章上，人们没有找到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态度。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都来自上海。黄炎培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胡厥文是上海机器业公会主席，章乃器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三人身份表明，民建是中国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识分子的组织。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始终受到外国资本与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为了从政治上保障自己的利益，他们从抗日战争期间开始创建自己的组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后来，民建总部又迁到民族工商业集中的上海。
民建过去的立场是“不右倾，不左袒”，如今，能否站到共产党一边？
北平还有一个九三学社。
抗日战争中，一些科技文教界人士忧虑国家兴亡，经常聚集到许德珩家里讨论时事。在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主张他们组织起来，于是，许德珩等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又称“民主科学社”。后来，为了纪念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又改名“九三座谈会”。重庆谈判期间，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看望毛泽东时谈到“九三座谈会”，毛泽东希望他们搞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1946年1月10日，九三学社筹备会向政治协商会议递交自己的意见书；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后来，总社设在文教人士众多的北平。
令人奇怪的是，“五一口号”发布多日，九三学社怎么没有态度？
拥护“五一口号”的党派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民革的响应声明发表于6月25日，明显比别人晚！
有人解释，这不过是工作程序问题。民革主席李济深把起草任务交给宣传部副部长梅龚彬和宣传部秘书张克明。这两人起草之后又要到处征求意见。
也有人问：征求意见的过程那么长，是否因为民革内部的意见不易统一？
就是积极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民盟，也有疑问。沈钧儒、章伯钧不过是代主席，老主席张澜那里的态度呢？
民盟的不少中央委员在上海，可是上海没有传出他们的态度……
4．上海乃左右逢源之地
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桂林、香港……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大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那时的人们，习惯把各种政治力量划分为左、中、右。有人更按住地划分民主党派的立场：香港左，南京右，上海是中派！
这种划分相当武断，却也有几分道理。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国大，当然要在首都南京分一杯羹。国民党在内地取缔反对党，逃亡者自然聚集香港。
可是，上海呢？
无论繁华年代还是战争时期，上海，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舞台——
第一座造船厂、第一间纺织厂、第一个书局、第一部电影、第—……上海是中国大陆最早建立现代文明的地方。即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之时，上海也依旧歌舞升平，再愚蠢的军阀也不肯打碎这个聚宝盆。何况，上海还有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这又使上海成为政治飞地。
蒋介石从上海交易所起家，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创立，周恩来在上海起义，宋庆龄在上海隐居，上海是中国政治家的潜龙之地！
1948年5月，中国民主同盟的三位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都在上海。他们对中共“五一口号”是何态度？
提起这三位，许多民盟成员都会想起民盟总部宣布解散的历史……
1947年下半年，早已对共产党大打出手的国民党又开始向民盟下手。10月，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
民盟主席张澜等正在上海，南京的民盟中委立即赶往上海出席“御前会议”。民盟中央常委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中委叶笃义等紧急聚议，史良、张云川两人主张对抗，但多数人表示没有别的办法。会议最后决定派黄炎培和叶笃义去南京交涉。
黄炎培是个同各方面都能说得上话的人物。到南京后，他首先请美国大使出面斡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经常表示支持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可是，此时却劝民盟“光荣解散”。黄炎培又找与张澜私交颇好的行政院长张群，张群也态度强硬：民盟总部如不号召解散，各地干部将有七百余人继续被捕，罗隆基有生命危险！
高压之下，黄炎培被迫寻求妥协。黄炎培提出：由民盟自己通告盟员停止活动，同时政府对各地盟员一律免除登记，使他们享有一切合法之自由。
黄炎培回到上海，民盟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宣布自行解散。6日，民盟主席张澜发布《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
由自己来宣布自己领导的民盟的消亡，张澜非常痛苦。当晚，张澜彻夜不眠，想到盟员可能的误解甚至斥责，想到维护盟员的身家性命……张澜决定：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第二天，张澜又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但是，除苏联办的《时代日报》以外，上海各报都不敢刊登。
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并未征求地方组织和广大盟员的意见，民盟内部很快出现分歧。
民盟南方总支部郑重声明：绝不因独裁政府之非法压迫而停止活动，同时号召海外盟员一致反对独裁制度！
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则宣布解散民盟华北总支部、北平市支部、河北省支部。民盟北京临工会又采取反措施，并报告总部要求开除张申府盟籍。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中央委员周新民等秘密到达香港，召开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决议：否认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狂妄举动。
三中全会更代表全体盟员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
三中全会还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两人轮流担任代主席，领导全盟工作。
民盟三中全会之后，许多地方组织积极响应，秘密恢复活动。香港民盟总部还决定成立民盟上海区执行部，由辛志超任主任，后由史良任代主任。
三中全会在民盟历史上关系重大，有人说：过去宣布解散的是右派，现在夺权的是左派。
果然，与解散民盟有关的三位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都滞留上海，都没有公开表示对“五一口号”的态度。
过去，由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曾经使民盟出现政治上的动摇。现在，国共大战炽烈，民盟能否立场坚定？
还有人想到：民盟与中共之间，历史上曾有过节——
民盟曾经是个相当庞杂的组织。1941年3月，十七个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在重庆秘密签名组织政治集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定黄炎培为常委会主任。发起人认为救国会太左暂不约请，而半年以后才邀请沈钧儒参加。
民盟的发起人来自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但又都是以个人身份入盟，因此，民主政团同盟的基础不稳，约束力很弱。
民盟最年长的成员张澜始终没有党派隶属，因为他善于调和党派间的关系，被大家公推为主席。后来，无党派盟员大大超过党派成员，多数人就主张把民主政团同盟改名民主同盟。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各大城市包括海外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量加入民盟，民盟日益趋向单一政党，组织迅速扩大，很快成为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党。
民盟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都积极调解国共矛盾，政治作用日益重要。在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民盟赫然处于“第三方面”的地位。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对和谈失望，无形之中，民盟成了政治重心。这就使得民盟一些人头脑膨胀，自以为中间派可以主导政局。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力劝中共代表周恩来不要退出和谈，并许诺加强民盟与共产党的合作：“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事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同意。”
达成谅解之后，梁漱溟抛弃国共两个方案，自行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决心“用第三方面的力量压服不肯接受折衷方案的任何一方”。
民盟派出三批人马，分别将方案送交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调解人马歇尔。
梁漱溟把折衷方案送到梅园新村周恩来住地，当读到第三条“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脸色骤变！
周恩来伸手制止：“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国民党进攻我们，想不到你们第三方面也从背后捅我们一刀！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踩上一脚！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打的，我们可以打游击，但要考虑你们的前途。”
梁漱溟这才想到，自己的方案显然考虑不周。现地停战，岂非承认国民党主动侵略的现实？
周恩来声色俱厉：“我是相信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
面对党内干部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周恩来也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周恩来对待民主人士总是另当别论，总是谦和有礼。像此时这样的大怒，在周恩来真是绝无仅有。
梁漱溟被周恩来的愤怒所震撼。尊崇儒学传统的梁漱溟自知失信理亏，赶忙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商议，一致决定：立即把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
国民党那里，已经讨论同意民盟方案，行政院长孙科还笑眯眯地夸奖民盟公正。黄炎培尽力保持镇定：“我们不细心，抄漏了一条。”
孙科马上问：“漏了什么样的一条，重要吗？”
黄炎培忙说：“重要，要紧极了！”
李璜帮腔：“有了那条就更周到了。”
孙科更感兴趣：“是什么样的一条？”
黄炎培忙说：“你拿文件来，我告诉你。”
孙科从衣袋里拿出文件交给黄炎培，黄炎培指着文件，“喏，喏，喏”地不知所云。
孙科见他为难就说：“你记不起来，就另外抄一条送来好了。”
罗隆基机敏地抢过文件：“我记得，你给我，我来说……”拿到文件，就立即揣到兜里，“这种正式文件怎能补抄一条呢，还是赶快回家另外誊写一份正式的送来吧！”
黄炎培、李磺、莫德惠三人同声响应：“对对对，还是重抄好！”
孙科被搞得莫名其妙，连问：“要重抄吗？要重抄吗？”
说话间，民盟四人匆匆告辞。
四人匆忙赶到梅园，把原件交给周恩来看。
罗隆基又乘车赶到马歇尔寓所，恰遇马歇尔外出未归，文件尚未启封，被罗隆基轻易取回。
这时，梅园新村方才转怒为安。
当晚，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打电话索要重抄的文件，罗隆基推脱要重新考虑。彭学沛笑道：“你们演得好一个《月宫盗宝》哇！”
罗隆基妙对：“要回自己的东西不算盗，我们演的是《完壁归赵》！”
和谈方案完璧归赵，朋友关系却留下裂痕……
中间派的地位，特别容易动摇。
蒋介石硬要开“国大”，在“围剿”共产党的同时，千方百计拉拢第三方面。“国大’代表位高禄重，国民党政客纷纷贿买选票，第三方面不免有人眼热。面对蒋介石奉送上门的代表名额，有些党派动摇了。青年党、民社党不好意思出头，推说与民盟共同行动。
“国民大会”能否具有相对的代表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