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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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洋溢民主精神的政治设计，当然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同。
民主不止是作风问题，更是国家的政治体制。
随着各地“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共中央要求逐步扩大各界代表会议的职权。草拟的新政协共同纲领提出：“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样，全国各地各级，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前，都以“政治协商会议”（地方称“各界代表会议”）这种形式作为准备，新中国的民主建政，就有了适当的政治组织形式。
新政协筹备会中，共产党的作法是：凡属重大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
周恩来总是说：“‘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2．参加新政协的资格
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就够重要的，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完成建国重大事项。
有人就说：“美国的议员，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中国的政协委员！”
新政协代表如此尊贵，天下英雄尽来北平。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农民党、汉留……形形色色的党派团体纷纷要求参加新政协。
1948年秋，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商定，新政协由三十个单位一百八十人组成。后来，新政协增加代行全国人大职责，就需要扩大，以广泛代表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可是，这一扩大，就引来诸多申请。
民国以来，中国各地党派丛生，许多组织成员复杂，政治立场模糊。
中共接管各地时制订一项党派政策：对于在1948年5月1日之前成立的，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其合法地位，加以保护，允许发展，与之协商。
各民主党派也赞成以“五一口号”划线，积极响应者可以参加新政协，后来者则需审查资格。
新政协筹备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政治标准是严肃的。有些党派、有些个人虽然提出申请，却没有被接受；也有些党派、团体、个人，却被主动邀请参加。
筹备会设有六个小组，负责拟订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是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第一小组提出处理意见，再报全体会议决定。
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十个民主党派，又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三个党派单位。
九三学社自1946年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只是处于国民党高压之下，1948年不便公开发表声明。北平解放后，九三学社立即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认为，九三学社在政治上符合参加新政协条件。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并且很早响应“五一口号”，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台盟参加新政协。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虽然成立较晚，但以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为前身，有重大革命贡献和广泛群众基础，筹委会也同意其以党派单位参加。
至于其他组织，就有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架势……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主张联共反蒋的政治派别，但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第一小组认为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但可个别邀请其代表人物。于是，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宣告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革，其领导人许闻天。邓吴明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民社党革新派成分更为复杂。1946年，民社党决定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国大并入阁后，从民社党内部中分裂出一部分人组成了革新派。这些人中，既有民主派，也有主张第三道路的，还有的是国民党特务。筹备会认为其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可以考虑个别邀请其中的民主分子。得知消息，沙彦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致电毛主席与新政协筹备会：“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李维汉会见汪世铭作出解释后，社会上又流传自称民社党革新派的《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强烈不满。但是，沙彦楷、汪世铭两位领导人都表示不知情。经过说服，民社党革新派也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盟，沙彦楷、汪世铭两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还有中国少年劳动党等组织，虽然也曾响应“五一口号”，但成分复杂，组织不健全，也被建议自行解散。但少年劳动党的安若定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光复会的周亚卫后来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农民党在1949年初曾经响应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但一贯反对土改，实际是地主路线。李维汉劝其负责人董时进自行解散。
还有国民党CC分子操纵的中国民治党，美国支持、国民党利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所谓党派，并未参加民主运动，有些还属反动，新政协不仅拒绝其参加，还要求其解散。不过，这些组织中有些人后来还是改变政治态度，投身人民阵营。
“汉留”实际是与红帮类似的组织，这些封建帮会非但不属民主党派，而且应该解散。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类。这些志士仁人虽然没有参加党派组织，却领导、联系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周恩来解释：他们实际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寅初等，以此身份参加新政协。
筹备会议期间，共接到二十三件以党派名义和二十件以个人名义申请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新政协筹备会都认真处理，周恩来、李维汉还同多人个别谈话。
新政协的另一类出席单位是团体代表。
1949年上半年，全国性的人民团体相继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中共还建议把工业、商业组织合并为工商业联合会；筹建北平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这就使得一批人民团体得以及时组建并参加新政协。
还有一类是区域代表。筹备会特别为尚未解放地区预留十分之一的名额。
特邀代表中更是人才济济：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前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陶孟和；前资源委员会的工业家钱昌照；前海军宿将萨镇冰；老同盟会员张难先；长期在老解放区工作的陈道昆；为和平努力的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前北洋政府总长章士钊、江庸；文艺名人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上海商务印书馆老板前清翰林张元济；戊戌名人梁启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等等。
还有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拥军模范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人。
这样，新政协代表共分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
毛泽东十分重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于司徒美堂、江庸等老人，还亲笔写信邀请。
引人注目的是：吴奇伟、曾泽生、张轸、赵寿山、王世泰等起义将领，作为解放军代表出席。
特邀代表名单中还有：1949年1月才起义的将领傅作义，4月还代表南京和谈的张治中、邵力子……
有人就提出：这些人不久前还是国民党大员，现在怎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政协代表？我们有些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还没有得到名额呢！
一句载入史册的牢骚出现了：“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这些意外参加新政协的人士，自己也很紧张。
国民党那边骂叛徒，民主阵营这边又反感，这样下去，别说出席新政协，连生存安全都成问题。共产党的老朋友张治中心里也不踏实，特意邀请自己住宅的解放军警卫战士吃饭。从国民党阵营出来，谁不知道警卫的厉害。解放军警卫战士吃得挺满意，喝咖啡时却说：这“茶”太苦！
筹备会议上也出现风波。
6月19日，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
有位民主人士就说：“不必了吧。”
这下，一位农民代表火了，站起来就说：“我们工人、农民，就认共产党、解放军！”
全场肃然，一致起立鼓掌。
此事引起中共领导高度警惕：共产党员中存在轻视民主人士的情绪？
当晚，一向笔走龙蛇的毛泽东以工整的笔法，恭恭敬敬地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一位老学究感叹：新朝天子敬重前朝太后，史无前例！
7月7日，北平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冒雨到会，群众情绪激动，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群众的自发呼声并非组织行为，然而，毛泽东还是有所警觉，毛泽东赶紧喊：“中国人民万岁！”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又带领全场高呼：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共产党不打算一党专政。
毛泽东不愿做封建帝王。
3．老蒋的“封海”计划
另一边，“代总统”李宗仁的日子却很难过。
解放军渡江之后势如破竹，国军的最佳战绩是一天溃逃二百里。李宗仁刚代理“总统”时也知道，天命在共产党，自己上台也只能尽人事而已。不承想，背后还有老蒋挥鞭！本想“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马就没有跑起来。4月23日，李宗仁离开南京，直飞桂林，撂挑子了！
“代总统”跌价，前“总统”升值。连白崇禧都劝李宗仁敦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一提起老蒋，李宗仁就上火，坚决表示：“不做千古罪人！”
蒋介石乘机找到白崇禧，诚恳表示：“只要我们两人合作，大局仍有可为！”
白崇禧心中蠢动。抗战时节，蒋介石总司令不会打仗，被迫起用小诸葛任总参谋长，果然战果累累。现在老蒋不行了，恐怕会把军政实权交出来？
于是，白崇禧替老蒋出马，把李宗仁“劝”到广州。此时，“国民政府”各机构都逃到广州，需要“代总统”这个门面呢！
北平忙于筹备新政协，广州也忙于争夺旧政府。
行政院长何应钦无力支撑大局，主动辞职。李宗仁首先想到国民党元老居正。居正却说：既然行宪搞民主，何不从党外选人？居正亲赴澳门邀请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可这时的行政院长好似烫手的山芋，张君劢坚辞不就。
只好由居正候选。立法院选举，老蒋又通过CC系委员否定了自己不喜欢的居正。于是，见风使舵的阎锡山选上了行政院长。
“国民政府”体制，“总统”只是盖印的，实权全在行政院。此后，老蒋可以通过听话的阎锡山，绕过李宗仁控制实权。但是，老蒋心犹未甘。
7月中旬，蒋介石从台湾飞到广州，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召开中央常委会，决议设立一个新机构——中央非常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指挥李宗仁了。已经丢掉首都、丢掉实权的李宗仁只有任其所为。可是，从李宗仁幕下出任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的程思远，却预见前途暗淡，参加两次会议之后，就悄然离去。
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无事可作，于是便飞台湾，飞福建，到处视察。可是，他刚刚离开殷勤迎送的福建，福建省长朱绍良就被老蒋的亲信汤恩伯取代！
更换省长，“‘代总统”事先连个消息都没有得到，老蒋连法定程序都不走，分明不把李宗仁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