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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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面积虽然很大，但适用的房子并不多。南海北岸有片建筑相对完好，统战部选中这里的丰泽园，李维汉住在颐年堂后院正厅，工作人员住在居仁堂。
颐年堂是个华贵典雅的大殿，从天花板到屏风和隔扇，都是檀香木精雕细刻，这里适宜召开数十人的会议。
香山距离市区并不很远，中央机关在这里也感到都市的节奏。西柏坡那里是电报多客人少，香山这里是电报和客人都多。毛泽东、周恩来时常进城会客、开会，就在统战部的“根据地”中南海落脚。
周恩来走得太勤，李维汉索性在颐年堂后院东侧的四合院里为他准备了一个临时办公室，这地方叫“菊香书屋”。
菊香书屋北面正房五间，周恩来只要了东头两间，西头两间给林伯渠住，中间一间作会客室兼餐厅。警卫住东厢房，童小鹏夫妇住西厢房。
周恩来住的地方，毛泽东也是常客，菊香书屋又成了毛泽东进城时休息的地点。
这天，周恩来在菊香书屋听取钱之光、刘昂夫妇汇报。这对夫妇是迎接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关键人物——钱之光在香港送，刘昂在大连接。1949年4月，大批迎接任务基本完成，周恩来把两人召回北平，另有任用。
钱之光和刘昂刚刚汇报了一会儿，防空警报就拉响了。
北平城位于华北大平原，飞机轰炸时无遮无掩，只有依靠防空哨在城外瞭望，发现敌机来袭就发出警报，城里好及时躲避。北京饭店等处设有地下室可以防空，陈旧的中南海就只有往外跑。
毛泽东这时正在里屋休息，钱之光、刘昂两个，一边一个架着毛泽东就往外跑。出了院子，汽车已经准备好，大家上车之后，两辆轿车急速开往城外。
向南出城的路最近，汽车一直开出广安门，在路旁村庄停下。农民搬出一条长凳，毛泽东、周恩来就坐在长凳上和老乡聊天。
进城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居然还要跑警报。
有了跑警报的经历，警卫部门要求毛主席每天晚上回香山休息，那里是山地，飞机炸不到。
香山的双清别墅成了毛泽东的迎宾馆。
5月18日，李达来香山看望毛泽东。
李达与毛泽东同为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因故脱党，但一直锲而不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李达谈起来就收不住，到了深夜，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见李达困了，就要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
李达看到，毛泽东的床铺，还是当年喜好的木板床，于是倒头就睡。
一觉醒来，毛泽东还在旁边办公。
一张床，两人倒班睡觉，对于职业革命家是平常的事情。刚进城的毛泽东，还保留着许多俭朴的老习惯。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最欣赏中共领袖的朴素，因为，富商陈嘉庚也是个朴素的人。
6月初，陈嘉庚从新加坡辗转来到北平，周恩来陪他上香山见毛泽东。
香山山坡陡峭，小轿车爬不上去，还要在山脚换吉普车。陈嘉庚的吉普车到达双清别墅，毛泽东已经在门外恭候。
陈嘉庚还是在延安见过毛泽东。抗战期间，回国赠送援助物资的陈嘉庚在重庆受到山珍海味的招待，却感到别扭。到了延安，却发现中共领袖毛泽东居然穿补丁衣服！陈嘉庚顿时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
阔别多年，陈嘉庚发现，毛泽东穿的还是延安出产的粗布衣服。
毛泽东呢，看到陈嘉庚上身西装，下身唐装，也是华人本色。
两人携手登山，乐不可支。
李济深也到香山会见毛泽东。
深沉稳重的李济深对于这次会见也是深思熟虑：自己要见的是中国前无古人的领袖。
李济深见面就拱手：“毛主席，你真伟大！你真伟大！”
毛泽东谦逊地搀扶李济深坐下：“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毛泽东先后在香山会见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张澜等民主党派头面人物。
毛泽东十分警惕，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当封建帝王看。毛泽东到了北平立即表示：选择住地不准和皇宫沾边！
民间有言：“见了紫禁城，就想当皇帝。”
紫禁城气象恢弘，紫禁城穷奢极欲，紫禁城荟萃中国文化精华，紫禁城创造世界建筑奇观。
凡是来到北平的人们，无不游览紫禁城——现称“故宫博物院”。
惟有毛泽东不！
这天，毛泽东终于来到紫禁城。毛泽东向博物院的负责人详细地询问了故宫管理情况。但是，毛泽东就是不进皇宫大门。博物院领导一再邀请，毛泽东只是登上紫禁城的城墙。
毛泽东绕城而走，毛泽东在城头观望，毛泽东望见皇宫的三大殿，但是，望不见太和殿中的皇帝宝座……
有人设想：毛泽东跨进紫禁城，毛泽东步入太和殿，毛泽东看见皇帝的龙椅，毛泽东会不会像陈毅打进南京总统府那样，在那张惟独一人可坐的椅子坐上那么一坐？
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经过专门考证证实：当时，毛泽东站在城头遥望故宫良久，工作人员为毛泽东搬了把藤椅，毛泽东又坐在藤椅上望了很久，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走进紫禁城，毛泽东确实没有游览太和殿，更谈不上坐龙椅了。
位卑有位卑的苦，位高有位高的难。所有的人，都不能为所欲为。
指点江山的毛泽东，终生没有踏进紫禁城半步！
胜利进城的中共五大书记，个个日程繁忙，然而情绪高昂，效率很高。
这段时间，除了指挥打仗以外，五大书记似乎有这样的分工：
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个别交往；
朱德出席人民团体会议；
刘少奇指导城市接管；
周恩来负责新政协筹备；
任弼时患病，在分管土改的同时，也出席一些群众会议。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戏剧电影工作者联欢会、北平院校教授研究员联合会全体会员大会……各全国性人民团体陆续开会，中共领导人一律出席。
拟议中的新政协，出席人以单位划分，由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组成代表团。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汇聚北平，原来设在香港的总部也陆续迁到北平。
这样，各民主党派中央就在北平与中共中央面对面协商。毛泽东是一个人一个人谈，周恩来是一个党一个党谈。
周恩来总是及时向各党派通报重要情况。与南京代表团谈判期间，周恩来几乎逐日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大学教授介绍会谈进展。
中共中央还应民主党派要求组织多次报告会：叶剑英报告北平军管问题；邓颖超报告解放区妇女工作问题；李维汉报告统一战线工作问题；胡乔木报告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问题；安子文报告干部问题；陶铸报告傅作义部队改编问题；戎子和报告物资接收问题；邓小平报告解放军渡江问题；陈毅报告接管上海问题……
周恩来有计划地参加各党派的会议。5月20日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招待会，23日邀请民革负责人商讨，5月24日宴请民盟中央委员，5月26日与民建负责人会谈……
周恩来代表中共与各党派商讨新政协事项，商讨联合政府的组成。周恩来还与各党派议定工作范围：民革重点在原国民党成员，民盟专吸收知识分子，民建成分有工商业者和与工商业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界人士。
经过协调，中共与各党派的合作更加和谐。民革把国民党军队中的策反关系全部移交给中共。民革、农工党还把自己组织的少量军事组织移交解放军统一建制。
2．刘少奇天津走亲戚
中共的重要人物刘少奇不大出头露面，但是，却在从事重要的政策性工作。
刘少奇是个善于思考的人。
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讨论夺取全国胜利的决策，重点是军事问题与政协问题，而刘少奇却在此前就系统考虑经济建设，写出《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在九月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解放后的国民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等各种成分。应该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以经济竞争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
针对党内急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刘少奇强调：“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以后，按照中央分工，刘少奇着重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东北工业区工作的张闻天也着力研究经济问题，1948年9月，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报送中央，经刘少奇认真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实际是城市工作会议，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的刘少奇，又在全会讲了城市工作。会后，中央要求刘少奇继续注意研究城市问题。
随着战争的迅速进展，中国的大城市像熟透的果子，一个一个落在共产党手中。但是，党的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的矛盾也日见突出。
天津问题最明显。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解放后社会秩序迅速好转，生产秩序却恢复得很慢。不少工人和店员误以为革命成功之后要像消灭地主一样消灭资本家，自发开展对资本家的清算斗争。分资产、涨工资，吓得资本家不敢开工，有的甚至把资金转到香港，全市私营企业开工不足30％，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刘少奇曾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刘少奇的新婚妻子王光美是天津人，由于刘少奇主抓城市经济工作，于是，被中央派往天津视察。
刘少奇到天津自有便利之处。在一些民族工商业者眼中，刘少奇之行也可以看作走亲戚，不像别的共产党人那样可怕。刘少奇的岳父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妻见王光英就是一个资本家。王光英反复思忖，初见这个共产党领袖妹夫应该送什么礼物？最后，他决定送刘少奇一条羊毛围巾。就是这条围巾，“文革”中竟然成为王光英的一条“罪状”，说“刘少奇被资本家的一条围巾套住了脖子！”
刘少奇没有首先走亲戚，一到天津，他就深入中纺一厂、东亚毛纺等十几个工厂之中，迅速摸清情况，提出对策。
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央的“四面八方政策”，强调全面照顾，重点解决劳资纠纷。在干部会议上，在民族资本家会议上，刘少奇反复阐述：“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
刘少奇劝说工人从长远利益出发处理劳资纠纷：“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为了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刘少奇尖锐鲜明地阐述“剥削”问题：“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剥削他，他舒服，不剥削他，他不舒服。”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效果显著。4月10日到达，5月7日离开，到了6月，天津的外贸进出口总值就相当于历史最高年份的144％；7月，财政出现盈余；一度经济困危的天津，当年拿出6。4亿万元（旧币）支援河北灾区。
当时，毛泽东认为，虽然“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但刘少奇去天津的工作经验，对全国接管城市很有指导意义。
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看到刘少奇的讲话很受启发，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有些共产党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鉴于中共中央曾规定各地必须允许党的干部直接向中央反映问题，邹大鹏就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了东北的问题。
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列举自己在天津视察期间发现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表现及其危害：“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
刘少奇指出这种倾向的危害：“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违反的。”
刘少奇更有针对性地指出：“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