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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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婚姻本该是幸福的，可是夏之时为人刻板，心胸狭隘，不喜欢与人沟通，表现出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身上完全缺乏浪漫情调。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举事，打响了护国战争第一枪。夏之时奉命回川，临行前，他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教她防贼，若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则用它自杀。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夏乃逵到日本陪二嫂读书，用意无非是要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以免她得了自由便会红杏出墙。董竹君平生最恨的就是亲友看扁她的人格，夏之时如此不信任她，她更是火冒三丈。1917年秋，董竹君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师毕业后，原想补习法文，前往巴黎留学，但夏之时连发十八道金牌，一催再催，她只好启程回国，远赴四川合江。
要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封建大家庭中理顺关系，谈何容易！董竹君可是相当用心的，她先是在省城买了一大堆洋货作为见面礼，打点夏家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不漏一人，他们的口被封住了，不好意思一上来就揪她的辫子，找她的茬子，剩下的事再见招拆招，随机应变吧。夏家的老太太果然是个老古董，她嫌弃董竹君是个下江佬，做过卖笑的清倌人，既然她喝过洋墨水，恐怕不好使唤，便劝老二（夏之时）立刻将她休掉，另娶一房新媳妇，这事当然被夏之时顶了回去。董竹君拿出十成功力，里里外外精明贤能，很快就使夏家上上下下对她起了敬意，连老太太也改变了原有的成见，还亲自主持操办了一个旧式婚礼，让已为人父的夏之时与已为人母的董竹君高烧红烛，重新拜堂，算是正正经经接纳她为夏家的媳妇。对此，董竹君暗自好笑，不以为然。
夏之时自从出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便一改初衷，做起了地方军阀，凭仗手中的枪杆子欺负商民，从中渔利，钱倒是捞了不少，但他原先的革命理想却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董竹君看到这一点，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劝他正道直行，保全清誉，这些规劝招来的却是轻蔑的骂声——“女人头发长见识短”。1919年，夏之时由于在四川军界内部白热化的派系斗争中跟错了对象，被正式解除军职，在成都过起了求田问舍的赋闲生活。他创办过锦江公学，但只是短期行为。他喜欢赌钱，一把把钞票随手而空。他喜欢敲木鱼念经，假把式地学佛。他抽鸦片烟，渐渐上瘾，董竹君看他不惯，将烟具藏起来，他便恶语相侵：“就算把房子吸成了灰，也不是花你娘家的钱！”因为不得志，夏之时脾气越来越坏，经常无理取闹，气急时，甚至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扬言要一枪打死妻子。最令董竹君难过的是，她患肺病避居花园亭子，休养三个月，他从未去探望过她。他重男轻女，见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口头不说什么，心里却非常恼火。当年，夏之时的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儿，曾残忍地将她淹毙在水塘中，此后胎胎生儿子，夏母居然将这种恶行作为经验加以推介，这当然是宅心仁厚的董竹君所深恶痛绝的。董竹君怀第四个女儿国璋时最为辛苦，由于劳碌过度，胎气不足，共怀胎十五个月才生产，身体亏损很大，夏之时却毫无关怀之意和体贴之言。董竹君曾苦口婆心地劝说丈夫放下往日都督、司令的架子，多接受点新文化新思想，多兴办几项实业，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她曾拜托国民党头号理论家戴季陶去劝夏之时重拾雄心。殊不知，戴氏本身意志薄弱，是个动不动就想到自杀的衰人（最终于1949年自杀成功），肯定有辱使命。
在苦闷的心境下，在军阀割据、工商凋敝、教育废弛、民不聊生的乱世里，董竹君仍自强不息，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起先，生意还算差强人意，可是受民族工业不景气的影响，经营渐趋惨淡。
1929年春，董竹君将工厂关闭，将公司盘出，带着四个女儿（将最小的儿子留在四川）前往上海，与夏之时会合，这本是他们讲和修好的最后机会，夏之时却将它白白浪费了。他的指责、怀疑（疑心她卷空了家产）和辱骂，以及手持菜刀追杀，令董竹君再也无法容忍，她咬紧牙关提出了离婚通牒。
董竹君被逼无奈，决意要做“娜拉”，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夏之时的大男子主义使她常常感到人格上的不平等，她办公司，说是要争回一口气，他却启唇相讥：“女人要争这口气干什么？”在他眼里，女人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就不错了，事业得由男人去干。董竹君的女权意识很强，在人格上自然会有抵触，在价值观念上也会有分歧。二是董竹君主张四个女儿都要接受顶好的教育，将来还要出国留学，夏之时则认为女儿是赔钱货，决不能赔上他的老本，还是省省吧，让她们跟他学个三年五载就足够打点一生了。对他这种不负责任，根本不把女儿的前途当回事的腔腔调调，董竹君特别反感。三是夏之时对待她父母态度十分恶劣，曾一口咬定她父亲偷了他的鸦片烟膏，污言秽语骂得十分难听，令她的孝心和自尊心都大受伤害。四是董竹君自打结识爱国青年文兴哲后，思想日趋进步，而夏之时意志消沉，思想保守，不愿兴办实业，只一门心思钻营官位，人生观与时代背道而驰，完全丧失了早年改造社会的壮志雄心，令她大失所望。五是夏之时的性格日益暴戾乖张，对她和女儿的欺侮不断升级。六是夏之时总喜欢从门缝里看扁她，说什么“上海是天堂，也是地狱到头来，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这话未免太贬低她了，反而激发了她的自强心。她向夏之时最后一次摊牌，把满肚子的苦水全吐了出来：
总之，爱情与友情是不能建筑在“恐惧”和“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如此生活下去，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也无任何快乐，只有痛苦，属于无必要的牺牲。我老实告诉你，当我为你而痛苦的时候，总是想到当初家人鄙视我时你支持了我，并且你不像军阀们任意玩弄妇女，非得三妻四妾至少有个姨太太，在这方面，你是一丝不染的，（我）就忍受平气了。否则，我早已离开你了。但我早就和你谈过，你把事情弄绝了，总有一天你就是给我磕三百个头，我也不会回心转意的。现在这日子已经到了。总之，你认为的“爱”，我再也接受不了。情意不投，对事物的见解不同，没有共同语言，大家再生活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徒增痛苦罢了。我已立定（志向）今后一生为国为民，尤其为穷苦人民谋出路做些事情。为四个孩子谋前途、幸福，这就是今后我要走的道路！
分居五年后，董竹君与夏之时在上海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她只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致使孩子们长大后，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二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她有个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念及儿女骨肉，夫妻情分，培养四个女儿大学毕业。这两点要求合情合理，令在座的人都感叹唏嘘，夏之时也走过来，握手下泪，对她说：“竹君！今天才知道你的人格。你提出的要求，（我）完全可以办到。”事实上，夏之时回川之后，就暴露出小人面目，他不但分文不汇，还向戴季陶、李伯申（夏、董二人的离婚律师）等人诬告董竹君隐匿款项，叮嘱他们“勿予接济”，并请他们设法以共党嫌疑罪将她驱逐或拘禁，逼她交出孩子，其用心不可谓不毒。后来，他又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痛陈董竹君数条罪状：胳膊肘外拐；视女若男；交友不慎；对新文化、新思想趋之若鹜；忘恩负义；经营不善而使工厂和公司倒闭。信末他提出三项“善后办法”，无外乎是要董竹君带着女儿返回四川，这当然是白日做梦。所幸戴、李等人还算明白事理，并没有为难董竹君。只不过中间添出一个插曲，戴季陶和夫人纽有恒极力笼络董竹君，要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她以不懂政治、对政治毫无兴趣为由巧妙地推脱了。1932年春，夏之时邪火攻心，竟怂恿自己的老部下、川军军长范绍曾诱董竹君去杭州游玩，乘机将她推入西湖淹死。因范某不愿做这种缺德的恶棍歹徒，此计未遂。
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姻原本有点英雄救美的意味，有点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到头来却演变为这样黯然神伤的结局。应该说，夏之时不是一位完全彻底的英雄，董竹君却是一位坚毅好强的美人；英雄只有一时的怜美之心，美人却有永久珍视人格和尊严的主见；过气的英雄长年以恩公自居，觉悟的美人则不愿一辈子以女奴的姿态出现。于是，这桩在外人看来异常美满的婚姻便从内部稀里哗啦地解体了。夏之时离婚后干出种种卑劣行径，更将董竹君心中残余的一点爱意和敬意化为了烟尘和齑粉。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断言：“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此外还有第三条根本不算路的“路”：饿死。董竹君，这位中国的娜拉居然打破了这个魔咒，尽管她所遭遇的社会环境比挪威的娜拉更为险恶，她却凭着勇敢和智慧走通了最难走通的第四条路，那就是独立之路、创业之路、自我完善之路。
不过，对女界现状颇感悲观的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董竹君比别人更能深切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试想，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四个女儿，要在大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里找到立足之地，站稳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若要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出一片生天，更是难上加难。董竹君偏偏就有这种破釜沉舟、置之绝地而后生的勇气。这位织梦者决心织造出生命中应有的绚丽云锦，即使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她也在所不惜。
当年的上海滩，不乏成功的女老板，张幼仪办上海女子储蓄银行，信誉极佳；汤蒂因制作并销售“绿宝”金笔，号称“金笔女王”；女演员吴湄开梅龙镇酒家，生意红火。董竹君也有一个梦，她要加入这些女实业家的行列。
二、织梦“锦江”
离婚后的最初几年，董竹君去得最多的地方便是典当行。平日不用的首饰抵押殆尽，她不心疼；贵重点的衣服抵押一空，她也不心寒；而大女儿国琼的乐器大提琴被抵押出去，她才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心酸。囊空如洗，手头拮据，迫使她一再搬家，住进最便宜最阴暗的亭子间，她仍然为房租发愁。
受医生郑德音的影响，并由她引荐，董竹君一度想加入共产党，却未能如愿，于是她就做了一位不签字的党员。那位姓李的神秘人物倒是给她指出了一条创业的光明路，这方面她在四川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董竹君也想到了办企业，可是资金从何而来？她找到了二叔，二叔倒是极力赞成她开办纱管厂。她通过可靠的门路，东拼西凑，集资四千元，于1930年春末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她在销售方面下足了苦功夫，直跑得双腿肿胀，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当时，女子办厂在上海还是新鲜事，很难赢得上海银行界和实力雄厚的企业的信任，可想而知，要找他们贷款和拆借资金均是此路不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董竹君经高人指点，远涉重洋，去菲律宾马里拉华侨界招回了1万元股资，从而扩大了生产规模。可是好景不长，1932年1月28日夜，侵华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被迫停工。海外股东不明真相，立刻有不少流言中伤董竹君，说她是“拆白党”，即今日所谓“空手套白狼”的骗子，这当然是冤枉。为了恢复生产，她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一时心急，险些中了专门设局坑人的“翻戏党”张云卿的当，好在她戳穿张氏的鬼把戏后，张氏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敬佩她一个女人家在商机无限、危机也无限的上海滩敢闯敢干，还资助了她一些钱，以解燃眉之急。
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总之是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期间，董竹君的母亲去世了，父亲重病，债主催迫得一日紧似一日。眼前八面悬崖，竟看不到一线生机。她“顿时觉得四海茫茫，束手无策。一阵心酸，一阵沮丧，自杀之念油然而生”，甚至觉得死是最好的解脱，可以了却万般烦恼。但这个念头闪现之时，她耳畔立刻响起了夏之时的那句预言：“到头来，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难道我就这样让他轻易得到料事如神的快感？不行，绝对不行！董竹君重又攒足了心劲，她可不愿成全夏之时，他自鸣得意、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