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王牌特种部队实录-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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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艇又在漆黑的夜色中离开海岸——从登陆到离岸，整个任务用了２９分钟。
在整个“少年之春”行动中，喀土穆大街上，巴解民阵总部是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沙哈克中校的队伍比计划早到了５分钟，立即在对面的街上设立了前指。中校、军医官和摩萨德的司机留在那里。然后穿得花哩胡哨的队员（从嬉皮的Ｔ恤到雅皮的西服革履应有尽有）分成了４组，每组２人。第一组若无其事地走近大楼，向卫兵借火。四名粗心大意的卫兵丝毫没有想到死神已经在他们头上拍打翅膀了，几秒钟后，他们被突如其来的“贝雷塔”无声手枪打倒在地，２人被打死，但另两个人仅受了伤，来得及挣扎着发出了警报——联想到前面维尔丹大街上，和后面我们还能看到的战例，在一场要求干净利落的战斗中，这种枪的杀伤力实在是个问题。
喀土穆大街上一下子开了锅，巴解战士们涌到窗前向下射击，１２．７毫米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像雨点一样泼到街上，两名突击队员在倾刻间阵亡。但伞兵们立即稳住了阵脚，用ＦＮ ＦＡＬ步枪上的反坦克枪榴弹和短促准确的点射回敬。突袭在转瞬间变成了强攻。几个突击队员冲进楼内，向楼梯间里投进了几发烟榴弹，这样，楼上的人要想下楼就只能用电梯。不一会儿，巴解的人果然如突击队所料坐着电梯下来了。但电梯门刚刚打开一条缝，早就埋伏好的伞兵们立即向里射击，里面的人还没来得及出枪就被迎面而来的子弹扑倒。伞兵们把尸体拖出来，又把电梯放上去。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楼上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乘电梯下来，好像没看见里面的血迹。伞兵们守在电梯口，里面的人一个也没能冲出来。
激烈的交火大约进行了５分钟后，沙哈克中校下达了炸毁大楼的命令并准备撤退。由于他的人有两个阵亡，三名重伤，他不得不用无线电呼叫空军要求支援。不一会儿，一架涂着蓝色大卫星的以色列空军救援直升机飞过贝鲁特的夜空，接走了伤员和阵亡战士的尸体。很多贝鲁特居民看见了飞机，此举使以色列政府原来处心积虑地要否认这次行动与他们无关的计划泡了汤。
巴解民阵总部大楼随着一声巨响倒塌下来，巨大的火光和烟尘成了突击队撤退的最好掩护。正当喀土穆大街上的战斗进行到白热化时，沙凯德将军命令海军突击队投入行动。这一下子非常成功，使巴解分不清以色列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１时４０分，泽夫中校的部队到达目标区：“法塔赫”位于奥扎伊的军工厂。
这个行动包含两个要同时打击的目标：
瓦尔达Ａ：由克若勒上尉带领水下连的１５名蛙人，摧毁“法塔赫”和“黑九月”领导者之一阿布·哈桑的办公室。阿布·哈桑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指挥他的手下在加沙地带进行袭击和情报搜集活动。这一队人在行动前接到了严格的命令——在炸毁办公室前必须确保那里没有平民。
瓦尔达Ｂ：由舟艇队指挥官马莱克上尉率领一部分队员去炸毁巴解的军工厂。
阿布·哈桑的办公室离军工厂不远，正好在防波堤的上面，潜水连的队员在堤上架起自制的折叠梯，队员阿萨夫第一个爬了上去，借着绑在ＡＫ－４７步枪上的射灯光，他立刻发现了一名卫兵，一个点射将他干掉了，枪声引来了更多的卫兵，但蛙人们在黑暗中当头向他们打去了一片子弹，至少打死了七个人。清除了卫兵后，突击队在办公室里安放了炸药，将它夷为平地。
马莱克的部队在行动过程中遭遇了一小队卫兵，但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一队人，还用苏制ＲＰＧ火箭筒炸毁了一辆用欧宝轿车改装的土制装甲车。清除障碍后，队员迅速在军工厂里安好炸药，然后在夜色中安然撤退。
这是海军突击队“攻击、摧毁、脱离”三部曲的典型体现，齐夫中校的不厌其烦和严酷的训练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当晚行动的各支分队中，这支部队是最后一个参战的，也是最早撤回导弹艇的。
海军突击队的另一个行动进行得更顺利，一艘“达布尔”巡逻艇悄悄地将几名潜水队员送进贝鲁特港，蛙人背着防水包装的炸药经过一段短短的泅渡，摸进了港口北部的弹药库，当爆炸声响起时，蛙人们已经回到巡逻艇上返航了。
亚侬中校的伞兵们在西顿市北部的牵制行动也完成得非常成功，他们从另一条路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在西顿至贝鲁特的公路上撒了无数的路钉，防止任何巴解力量从这条路上驰援贝鲁特。之后，伞兵们轻易地摧毁了附近一座防卫松懈的弹药库，毫发无损地撤出了战斗。
第二天清晨，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在海法港热烈地欢迎了归来的部队，但沙哈克中校为他那两名死去的战士感到非常难过，没有参加随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事后，贝鲁特出版的报纸沸沸扬扬地将这次事件嚷了好长时间，有的报道说，目击者看见有两个美丽性感的女魔在维尔丹大街上指挥战斗，这当然是指埃胡德和他的战友。
这位年轻的营长后来成了一名非常有名的人物。大约１年后，他改名为埃胡德·巴拉克。１７年后，巴拉克出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１９９９年，巴拉克出任以色列总理。
肩负反恐重任的美国特种部队
美国特种部队历史悠久（1）
在美国，军队采取特别行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存在。那次战争中，每次行动之前，美军都派出特别行动小队，前往侦察敌人的薄弱环节。执行这些任务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特别能力的军人。
１９５２年４月１０日，美国在布拉格基地成立了心理战中心，同时，正式建立了现代特别行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从事心理战的部门并不是传统的军队机构，它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疯狂的比尔·多纳”将军建立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特别行动部队再次开始活跃。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陆军第１０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５日，又成立了第７７特别行动部队（两个番号没有特定的意义和规律）。１９５７年，第１特别行动部队在冲绳成立，就在那一年，这支部队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南越，在那里训练５８名南越军人，由此开始了美国特种部队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联系。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１日，第５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它移师越南，负责越南境内所有的特别行动。
关于特种部队的作用，最初的理念是，在传统战争中可以用它对敌人的正规军发动游击战。但是，越南的现实很快对这个理念做出了否定回答，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敌人正是游击队，因此，特种部队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战略设想。新的行动包括组建和训练地方民间防卫队（ＣＩＤＧ），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特种部队在越南建立了８０多个民间防卫队。
在越南，美国特种部队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他们和越南军队有大量的秘密交易，与其他美军相比，他们与山地居民的来往十分密切。这些山民有的因为英勇行为或突出贡献被授予勋章，但大部分人只能默默无闻。他们与美军上级保持单线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十分脆弱，在行动中伴随他们的多是不信任和猜疑，对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在多年以后，才被发现是为美国特种部队工作的。
１９７１年４月，最后一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离开了南越，同时，这也预示着美国特种部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进入了消沉时期。越战结束以后，美国特种部队受到许多责难，其他兵种对它缺乏信任，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被大幅削减。在这个时期，特种部队营救在伊朗的５２名美国人质行动失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严重削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４日，就在当时的总统卡特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正式批准停止“沙漠１号”行动计划的前几分钟，悲剧发生了，两架执行这一任务的直升机在空中撞毁，８名特种兵罹难。
“沙漠一号”的空难发生后，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小组由前海军参谋长阿德米诺·詹姆斯·哈罗威将军领导，哈罗威小组的报告呈交到国防部后，促使国防部成立了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制定了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
“沙漠一号”灾难，使国防部下决心对特别行动部队进行改革。绰号“害羞的米勒”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米勒将军呼吁重振特种部队的雄风，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形成共识。
１９８２年，他在陆军特种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第一特战司令部，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到１９８３年，美国国会意识到了美军需要进行改革，持这一观点的议员不断增加。当年６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巴瑞·高华德议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有关军队改革的研究，其中包括改革特别行动部队的构想。１９８３年，两起事件使改革的呼声变得更高，一起是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制造的爆炸，另一起是入侵格林纳达。死于爆炸的２３７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和在格林纳达出现的联络和控制方面的问题，使国会不得不正视不断增加的低度冲突所带来的威胁，和进行地区控制时对特种部队的使用问题。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在国会的关注下，国防部正式成立了特种作战机构联席会，但是，它对各兵种的特种部队既无使用权，也没有领导权，因此，它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特种部队的问题。在国防部，几个人是特种部队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诺尔·考其，和他的助理莱纳·瑞兰德，都是特种部队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与此同时，国会的几位“空想家”决心“大修”特种部队，这些人包括参议员山姆·努和威廉·考安，两人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丹·丹尼尔等。国会议员丹尼尔确信，现有的组织和结构不利于特种部队的发展，应该有专业部门来指挥和控制特种部队。参议员努和考安也强烈地感到，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国防部没有充分的准备。努对特种部队有限的军费预算越来越不满。考安认为，为应对低度冲突，有必要成立一个职能清晰的组织来负责指挥特别行动。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报告《国防组织：改革势在必行》，内容是关于长达两年的对美军结构的研究观点。该书的主要作者詹姆斯·洛科分析了过去的特别行动，详尽地提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这个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１９８６年出台的《高华德－尼可斯重组法案》。
１９８６年春天，一个有关特别行动部队的议案出现在参、众两院。５月１５日，参议员考安介绍了参议院的议案，它由参议员努及其他人共同发起，主张在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成立一个联合军事组织，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保障，以指挥特别行动，应对低度冲突。丹尼尔的方案走得更远，他主张成立一个由文职人员领导的国家特别代理机构，其文职领导不隶属于首长联席会议，而直接归国防部长领导，这样，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就可以不经过首长联席会，而直接由国防部长批准。
１９８６年夏天，国会听取了这两个议案。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安德迈·威廉·Ｊ·考文为代表的五角大楼反对这两个议案，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意见：成立一个由三星上将领导的特别行动司令部。国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了尽快推动新机构的建立，国会希望由一名四星上将作为领导。一些退休的将军和军官也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已退休的陆军少将理查德·史考兹的理由最具说服力。史考兹曾任美军在格林纳达的联合特别行动司令，他回忆在格林纳达的行动中，因为传统的部队领导不能正确使用特别行动部队，不允许他们使用特别手段，造成了特种部队较高的伤亡。他正式提交了一份报告，还私下里与几个参议员进行了会谈，向他们仔细讲述了在格林纳达出现的问题。
参、众两院各通过了改革特种部队的议案，组成了专门委员会对两个议案进行协调。与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特别作战司令部，由一名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