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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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У胤治鐾粮模治鏊谥泄执讨械淖饔茫殉晌赡堋Ｗ罱延械乩砝费Ъ姨菲湎狻度占钦唷芬延诮衲攴⒈恚ā妒费Ю砺邸�96—2期），其主要部分，就是他的土改日记。此外，正有严肃热诚，且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在有条不紊地就土改进行系列调查，立志将真实材料抢救出来。我们不必惋叹《秧歌》的贡献有限，尤其是，张爱玲若能读到这批资料，当不会太感寂寞——当她的一颗种子被风吹开去，在陌生的坚土上摸索着扎根的时候。
由于篇幅所限，这篇小文已不可能细述另一位作家韦君宜在她的《露沙的路》中对土改惊心动魄的描述。与张不同，韦是老党员、老革命，在中国的文坛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研究者与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她的《洗礼》和《母与子》，但不知有没有人指出过，在1995年出版的那本集谀词之大全的《怀念乔木同志》中，她是唯一一个说了一句“我在有些方面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两个小地方是，在《秧歌》里，张爱玲给一个最最不堪、最最面目可憎者取的名字是李得胜——这是毛主席于1947年机智无畏地与胡宗南在陕北捉迷藏的时候给自己取的化名，后来他的妻、女的名字也都是缘着这个姓取的（李进、李敏、李纳）。笔者倾向于《秧歌》的作者并不知这一切，坏蛋与伟人名字相同，碰巧罢了。但还有一处，即这本《秧歌》的责任问题： 谁都知道，这小书不卖犹可，只要一上市，接着来的，只能是遭批、遭禁、遭追究乃至惩处。谁来顶雷呢？ 作者如今已安坐天国兴致盎然地在注视着，只好找编者。翻开书找找——责任编辑： 李鹏。这回，再说“碰巧”，恐怕就太巧了吧！
行文至此，想到《秧歌》的种种好处，决定再买两本送朋友。踱到街上，向书摊小贩打问，被问到的不是一脸茫然就是一脸惶然，当然诡秘者也有。我当即决定，赶快回家把我的两本密藏起来。走着走着，忽然又想到，这书从上市到今天，也快有半年了吧，怎么一点火药味也没有闻到呢，冷枪也未见放——如对付《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那样。
或许，正如策划者当初所料：托了李鹏先生的大福？注释：
＇1＇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
＇2＇ 《凯歌行进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3＇ 分别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和于青《张爱玲传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4＇ 张爱玲：《写什么》
＇5＇ 最近有幸听到一位在这边正红得炙手的也如张爱玲当年那么年轻的女小说家对社会人生创作等等所发的议论。当被问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时，她笑起来，倩兮盼兮间透出怜悯与鄙夷：“责任？那不是太低下了？”
《东方红》始末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歌曲《东方红》，半个世纪来，已经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赞颂诗。整整五代，十几亿大陆中国人，从出生到离世，无不被这支歌包裹：或被感动、或遭折磨。其实大多数人已经不被感动或者折磨，他们早已在无尽的刮噪中麻木了。至于外国人，要么对中国歌曲一无所知，如果略知一二，就是它。
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离不开政治宣教和鼓动，唱歌是诸般方法中最省钱省力的一种，这是常识。《东方红》旋律无懈可击：完整、优美且极易上口，原因非常简单：它来自民间，经受了时间的反复锤炼。
优美的民间小调变成官方颂歌绝非偶然，概括地说：“延安整风的伟大胜利”。刘炽，“土共”里边最有才华的作曲家，《东方红》首演指挥，正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1937年，他当小演员的红军剧社里有几位老民间艺人，其中一位名方宪章，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子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当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纪。到了1938年，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诗人安波走捷径，顺手为它填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主角依旧是三哥哥，只是情长换成了气壮，在当年那样的气氛中，很快流行开来。
后来，我们知道，共产党内召开了一连串的生死攸关的会，到了1943年，终于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一名小学教师，迎合政治需要，为这首已经不少并非乡下人都会哼的歌填了新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叫“紧跟形势”。大陆的文化人都知道这句话的份量：跟对了，跟到了节骨眼儿上，一出小戏、一首鼓动词、一个曲子、一篇小说，够吃一辈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华，也只有安于寂寞了。这位教师本应为此而发达的，不料他不会宣传自己，又碰上共产党特别喜欢标榜“劳动人民创造一切”，这回这“紧跟”的荣耀就落到了一个名叫李有源的也会唱两句曲儿的“劳模”身上。
撇开这桩版权公案不提，由于得风气之先，在1944年延安那样的气氛之下＇1＇，大家都唱起来，有人续上大生产的内容，有人续上民主联军的内容。
到了1945年秋，日军投降，毛蒋两个死对头剥开一切伪装，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刻终于到来。毛泽东的威望此时更是非同小可。出于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专业的文工团体奉命将这首歌加以完整，成为后人熟悉的三大段，并正式演出。
接下去就是官方的不仅有意而且强大无比的推动：印歌书、灌唱片、编入教材、宣传鼓动。这一推动，到了党已经有权行使政府的一切职能之后，就更加无孔不入。20年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歌已经不是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问题，实在到了没有人不敢不唱地步。在大型交响乐队的伴奏下，伟大领袖从容地挥巨手的画面已堪称现代造神典范；而“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成了官方套话中用得最频繁的一句。事情做到了这个份上，套用一句伟大领袖自己爱说的话：不可能不“向它的反面转化了”。
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吗？ 但那个年代谁敢吭声？ ” 党改造了民歌——同时也将纯朴健康的人，变成“战胜敌人的武器和工具”。 武器和工具是好用，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和它的领袖真的“爱人民”，真想“为人民谋幸福”，他就该想想，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整天泡在大标语大口号里“为政治服务”，有什么幸福可言。
到了80年代末，北京还有人在唱《东方红》，只不过将歌词中的句号换成问号，曲式也失去了原有的庄严：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咋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哎哟哟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步前辈歌词拓展者的脚步，一批小痞子也“紧跟形势”，顺手填新词儿，只不过唱的是他们自己的领袖罢了：
西方白，月亮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让人们富起来，嗨哟嗨哟，他叫大伙儿各顾各。
唱归唱，政坛人物，特别以个人功业为目标的政客，总难以永恒。无论经过怎样的穷竭心计、金戈铁马，真正活在人们心里的，还是那活泼泼、热辣辣的真情：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补记：
查找资料翻旧报纸，又发现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石家庄版）
1
东方红 太阳升
立功英雄模范真光荣
勿骄勿躁积极干
呼——
继续竞赛大生产。
2
搞竞赛 大生产
英雄要带着群众干
工作办法要改善
呼——
竞赛任务提前完。
3
提高觉悟 虚心学习
不讲怪话不调皮
上级号召要做好
呼——
争取下次立功劳。
＇1＇ 当时，“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开始确立；《毛泽东选集》开始出版，毛泽东个人在党的最高级会议上有了最后的决定权；刘少奇王稼祥等连连发表赞颂文章； 就连王明博古也开始使用“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类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