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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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潮：林则徐和琦善预言未来
编导的又一得意之笔：苍凉的海滩上，林则徐为琦善送行。这是编导安排的电影中两个人第二次见面：第一次，琦善作为钦差到广东，与摘了顶子的林则徐开会，就剿抚问题唇枪舌战；这一次，林则徐待罪已久，琦善更是被锁拿进京。琦善说：你我虽都遭惨败，你或许名垂千古，我将身败名裂。林则徐说：虎门一战，前景可知，中华怕要进入漫漫长夜无路可行。
这两次会面可以说都于史无征，但在《鸦片战争》里却成为必需。林则徐和琦善的对面相逢，也就是林则徐路线和琦善路线的碰撞，其他人物情节都帖附在这林/琦二元对立之龙骨上。等到林路线和琦路线都惨败之后，编导似乎认为鸦片战争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南京条约签订（用旁白说明），道光告庙，剧终。
三十六年前，电影《林则徐》把鸦片战争的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两条路线的斗争，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鸦片战争》依旧把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方略分歧，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只不过《林则徐》把剿定义为忠，把抚定义为奸，而《鸦片战争》把两者都定义为动机良好的策略。《林则徐》里边是三元里义民为代表的人民战争代替了官方抗战，《鸦片战争》适应流行观念，人民的代表变为妓女，妓女抗争由于组织纪律性不强，自作主张坏了大事，被果断地镇压了。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林则徐》路线斗争式的情节处理理所当然。可是准备“高屋建瓴地用现代历史观念来展示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悲剧”、“客观公正地诠释那段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思想的深度和浓度上远远超过它（《林则徐》），从而使影片在内在力度飞跃几个档次，震撼中国，震撼世界”的全景史诗式的巨制《鸦片战争》，如此图示化就说不过去了。
《林则徐》强调林大人勤政爱民、对外强硬，本有历史根据，还被认为有“高大全”之嫌；《鸦片战争》的编导让林则徐预感到中华民族的黑暗时代的到来——先不说究竟什么算是中国的黑暗时代：是封建朝廷的幽闭腐朽，还是被外人硬敲开门的割地赔款，抑或以革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统治——只先顺着导演的思路认定1840年以后就算进入了黑暗、1949年才迎来了光明，这拔高就更离谱了。历史上的林则徐调到浙江协办海防时仍是气势如虹要打到底；在新疆绕了一大圈回到福建，还认为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就上上大吉。林则徐的真实思想当然有局限性，可是这种局限不正是林则徐本人和中华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我们要深自反省的吗？但是编导却懒得、或者是没有能力让事实说话，他们只好用自己熟悉的“黑暗时代”、“井底之蛙”一类宣示性的语言来表达“必须改革开放”之类的空泛概念，顾不上这种语言与角色的时代，包括角色本人离得有多远了。
（九）　结尾
电影的结尾，悲怆的音乐响起，字幕打出“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条约时代”，下面是从南京到辛丑一串不平等条约的名字；然后是：“一百五十年后，中国收回了香港。”
这是该片导演为全片打上的句号，是他苦干两年要说的最要紧的话。
鸦片战争的全部灾难就是割了香港吗？换句话说，收回了香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灾难历史就划上句号了吗？也许对该片导演来说，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如今，中国不仅有了铁甲炮舰，还了有原子弹，还有了头号列强都没有的三峡工程，中国人民无疑“已经站起来了”。官方的《人民日报》在对《鸦片战争》进行报导时，不是也用“头号黑体字”特别强调“一个民族只有兴盛强大时，才敢于正视自己那段最屈辱的历史”了吗？然而字号再大、篇幅再长、用语再铿锵，恐怕也不敢在人均收入、国民平均教育水准等一系列统计面前，说中国今天不属尚待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吧？
几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条约时代”的全部内涵吗？这就得提醒导演，我们今天不仍在努力进入关贸总协定等契约之中吗？就算依电影所说“条约时代到来”，仅指从南京到辛丑等一系列使中国割地赔款的条约，但今天已经明白知道的是，将这一时代与中国之前之后的“锁国时代”、“圣喻时代”、“逐鹿时代”乃至“红头文件时代”相比，给中国的国力和普通人的生活造成的损害，并不是唯一的和最主要的。
付出了鸦片战争的赔款，咸丰帝虽感手紧，库里总还剩了几两银子。剿平了太平天国，天朝的财政才从黑字变成了红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挖去了大批的银子，可谁又说得清一次投入160万兵力的“蒋冯阎大战”、先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拉锯战、以及双方投入800万兵力、时间长达四年的“解放战争”花了多少钱呢？除了打仗，海军军费变成了颐和园的石舫、抗日的美援变成了宋氏孔氏家族在美国的不动产，以及一个接一个开支浩大的错误决策工程，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耗费都是条约的后果吗？都是香港回归所能了结的吗？
（十）　导演谢晋
七月中旬，在回归庆典和《鸦片战争》首轮公演两周之后，作为宣传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央电视台对该片及时作后续报导。在摒除了可能捣乱的历史学家后，十多位观众和电影艺术研究人员交口称赞影片《鸦片战争》“让我们了解了那段曲辱的历史”，并受到预期中的教育和震撼——完全合了谢晋拍摄此片的初衷，也即完满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责任和党交给他的任务。
谢晋执导生涯中风头最健的时期，恰好重迭于全部“新中国”文化统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风，批《武训传》，反右……直到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一部又一部国产新片的勒令禁演。无论在哪个阶段，谢都有佳作问世——他可以拿到执导权；他的电影除一、二特例外全都恩准放映（和光荣获奖）；在当局管制与百姓趣味反差太大的时候，他可以打“擦边球”；到了依旧文禁森严但“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邓时代，他更是如鱼得水，又姓社又姓资。
随着岁月流逝，在经过了从《红色娘子军》到《高山下的花环》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之后，这位有才华、有热情、有号召力、也极有心机的“党的好帮手”（全国政协委员们的自称），早已练成当代中国文艺界一只敏感度最高的资深政治风向鸡。
这一回，他看准了1997年7月1日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决定像斯通、斯皮尔伯格等人一样“拍电影讲政治”。对此，除了抽象的“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对民族充满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而外，在对这场战争、这段历史的见解上，则不能任人“把一个伟大的文明置于极端的凌辱之下”。他要在片中“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这是因为，我们已是“一个兴盛强大的民族”，已能够壮起胆来“正视自己那段屈辱的历史”，完成一部“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
这是精神。底下的算盘是：“要不是97香港回归，我们不会拍《鸦片战争》。电影要赔钱，公司要破产。97这个日子给我们省了500万美元广告费。”。对于执政党狭隘霸道的文化政策从不见有任何建言的全国政协委员谢晋，突然记起了自己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可占便宜之处，打算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作《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的发言。由于“连续几届大会，谢晋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这次，谢晋决定发言”，令秘书处措手不及。据报道后来是看在“谢晋一脸孩子气”，“谢晋的拗劲”的份上，该处最后还是打破原程序作了安排。会后，《鸦片战争》的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召开，出席发布会的有：雷洁琼、陈锡联、洪学智、经叔平、邓朴方……。在求见这些要人或者向他们求一幅题字可以明码标价的当今中国，谢委员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不仅省下一大笔场租，也当场拍出了集资的信誉担保。不错，《鸦片战争》听起来是民间集资，但集资之完成是由当时仍在任上的四川省省长肖秧出面，“召来了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总经理，面授机宜”……。对于身在草莽（商业化的文化市场）而心存魏阙的海派文人之精明的政治眼与生意眼，能不服吗？“天才就是抓住机遇的能力，更何况是香港回归。”
遗憾的是艺术不能只靠门槛精＇2＇2。
谢晋恐怕不会不明白，一部电影，如果“从一开始就牵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得到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被上至总书记中宣部长，下至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成串的中官小官，在中南海或其他老百姓只能从数仞宫墙外边看看的地方接见，以示重视与支持，那是要拿出些什么来交换的，比方说，思想独立——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甚至已经成了《鸦片战争》的制片之一。
谢晋曾说，“我们要是有2000万美元的投资，有一个好剧本，也可以拍出像《辛格勒名单》那样十足现实主义的影片”；承认拍《鸦片战争》，是“接受了《辛格勒名单》的灵感”。有趣的是，即使在拍片的时候，他也不忘时时温习当今关于“舆论导向”的指示，（为他拍摄该片作历史性记载的人民日报记者写道：“我意外地发现，在他随身带的帆布包里，除了酒之外，还有一张刊登着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讲话的报纸，他已经看了好几遍。”）这可能正是今日中国政治大片的“社会主义特色”。于是，观众看到的《鸦片战争》，既要维持历史片的形式以获取“历史”的说服力，又要借历史的人物故事承载谢晋的（也即他所正确领会的党的）观念和教喻。那百年前的人物故事若是好用，就拿来用；不好用，不去理它；不够的时候就放开胆子编。所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鸦片战争》无法“担当起全面公正审视历史”的重任。与中国今天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统领下的新闻、出版、文学、戏剧……一样，它不过是以“历史”为包装的宣传，不过钱花得多些、场面热闹些而已。　
解放思想禁锢，使得不仅71岁、得以与书记们首长们搭上话的谢晋，也让那些没门子或不屑钻门子的、有着独立见解和独立风格的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在法律的保护下，放手去想、去写、去拍，以中国文化之悠久、所经受苦难之漫漫、包括今天丰富的现实，还愁没有好作品吗？□




＇1＇　文中引号中导演和他的工作班子的原话，引自郭伟成著《沉沦与觉醒——从鸦片战争到》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年5月
＇2＇　完稿之际，又见有该片编剧发表的“呕心沥血”拍大片的记述，谈到该片怎么四次将稿送审（从中央到上海），怎么每次都有具体的上百条的修改意见，参与者怎么苦不堪言，有着怎么样的难言之隐……最后大家敬爱的“谢导”怎么发了大脾气：“难道我是卖国主义吗！？”　读毕该文，同在文化专制欺压下的同情虽然也难免稍稍生出，但总的感觉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北京圈子里同人所说：不是要赶时髦、捞政治资本么？那还能要脸吗？



《中华英烈》与一九八六




　　　　　　　　　　　　　　　　　　　　　　　　　　　　？戴晴？

　　

黄万里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11年生，上海浦东川沙人，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曾担任桥梁工程师，两年后赴美国进修，曾就读于康乃尔大学（获硕士学位）、爱荷华大学、伊力诺伊大学，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名中国人。曾在北美大陆驱车45000英里，考察密西西比水利工程，并在TVA（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任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　半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步行3000公里，查勘闽江、乌江、嘉陵江，直到抗战胜利。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长。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到唐山交大母校任教，两年后，转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授至今。　　

问：　众所周知，您是1957年三门峡工程论证时唯一的一位主张大坝根本不可修建的反对者。目前在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上，您又是唯一持这一主张的专家。请问您是不是一概反对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河流上建坝？　　　

答：不是的。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胸襟，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