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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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与不擅围绕者，就到一边去弄风月，于是只能“常使读者带笑（嘲笑）看”的今天，终于有学者走出来了。于是，科学地分析土改，分析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已成为可能。最近已有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镶《日记摘编》已于今年发表（《史学理论》96—2期），其主要部分，就是他的土改日记。此外，正有严肃热诚，且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在有条不紊地就土改进行系列调查，立志将真实材料抢救出来。我们不必惋叹《秧歌》的贡献有限，尤其是，张爱玲若能读到这批资料，当不会太感寂寞——当她的一颗种子被风吹开去，在陌生的坚土上摸索着扎根的时候。
由于篇幅所限，这篇小文已不可能细述另一位作家韦君宜在她的《露沙的路》中对土改惊心动魄的描述。与张不同，韦是老党员、老革命，在中国的文坛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研究者与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她的《洗礼》和《母与子》，但不知有没有人指出过，在1995年出版的那本集谀词之大全的《怀念乔木同志》中，她是唯一一个说了一句“我在有些方面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两个小地方是，在《秧歌》里，张爱玲给一个最最不堪、最最面目可憎者取的名字是李得胜——这是毛主席于1947年机智无畏地与胡宗南在陕北捉迷藏的时候给自己取的化名，后来他的妻、女的名字也都是缘着这个姓取的（李进、李敏、李纳）。笔者倾向于《秧歌》的作者并不知这一切，坏蛋与伟人名字相同，碰巧罢了。但还有一处，即这本《秧歌》的责任问题： 谁都知道，这小书不卖犹可，只要一上市，接着来的，只能是遭批、遭禁、遭追究乃至惩处。谁来顶雷呢？ 作者如今已安坐天国兴致盎然地在注视着，只好找编者。翻开书找找——责任编辑： 李鹏。这回，再说“碰巧”，恐怕就太巧了吧！
行文至此，想到《秧歌》的种种好处，决定再买两本送朋友。踱到街上，向书摊小贩打问，被问到的不是一脸茫然就是一脸惶然，当然诡秘者也有。我当即决定，赶快回家把我的两本密藏起来。走着走着，忽然又想到，这书从上市到今天，也快有半年了吧，怎么一点火药味也没有闻到呢，冷枪也未见放——如对付《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那样。
或许，正如策划者当初所料：托了李鹏先生的大福？注释：
＇1＇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
＇2＇ 《凯歌行进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3＇ 分别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和于青《张爱玲传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4＇ 张爱玲：《写什么》
＇5＇ 最近有幸听到一位在这边正红得炙手的也如张爱玲当年那么年轻的女小说家对社会人生创作等等所发的议论。当被问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时，她笑起来，倩兮盼兮间透出怜悯与鄙夷：“责任？那不是太低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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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包裹着的宣传
——《鸦片战争》心解＇1＇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导演谢晋发愿拍成“历史巨片”的《鸦片战争》，赶在一九九七年“七？一”这个大日子前如期“献礼”了。虽然没有像《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夫唱妇随》那样被明确告喻为“主旋律影片”，但《鸦片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享受到了上述数片的待遇：公映前，审片领导点头称许；公映时，国内报纸好评如潮，虽然有千篇一律之嫌，倒也十分热闹。广电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一齐关注，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宣传、发行、放映工作，以至于从一号到七号，笔者问了城北城西好几家电影院，竟然任何一天的票都订不到。订票处开始以为又有公费请客的生意，等到弄清楚我们一共不过两、三个人，便失去兴趣：“七号以前都是包场。”说毕啪地一声挂断电话。
好不容易等到声势浩大的各项回归庆典陆续收场，如笔者般自掏腰包的个人观众才得以到重新开放的电影院“后睹为快”。因为上座不足十分之一，电影院连冷气都懒得开，观众们一边欣赏这血火巨片，一边噼噼啪啪赶蚊子。剧终散场，想想这十五块钱花得实在冤枉——差不多是普通北京人一天的生活费！
掏钱买票的观众自然要问，一部“历史巨片”应具备什么因素？或者说，他们应该享受哪些服务？想来至少须有三点：
历史大脉络真实可信；
细节（包括人物）的艺术虚构成功；
艺术家们，当然主要是导演，特别是象该片导演这样怀着“一种长久的民族感情变成了一笔沉重的艺术宿债”名导演，要有真诚的历史反思来启发观众。
下面仅以观众的感受，而非圈内捧场或各级宣传部门的精神，来检讨这部影片。
（一） 电影的开头
紫禁城暴雨如注，上谕讨论“严禁鸦片吸食立斩”的廷寄纷纷发往各地疆臣，字幕打出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然后是林则徐一脸郑重写奏折的画面，接着他厚重的画外音响起：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大患。臣以为，如再犹豫不决，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防。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
这个开头颇具气势，大概可以震住不少观众，让他们油然生起亡国之忧思。问题是，林则徐不可能在1838年7月时说出：“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样的话。他要是有这份远见，把外国人作为一个有意图有能力亡我国灭我种的敌对力量来考虑，就不会在禁烟中犯下轻敌的错误（这个错误电影也是承认的）。甚至当时全清国上下究竟有没有人有这份远见，都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直到1842年战争已近尾声，道光皇帝还在和文臣武将们琢磨：“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发财，抑或另有诡谋？”
再说，林则徐也相当不可能在奏折中使用“洋人”一词。直到鸦片战争后又二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国的咸丰皇帝拖妻带子逃到热河，让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战后通过条约规定，外国人才有幸被满大人中性地称为“洋人”。在此前的奏章谕旨和著述中，他们一概被斥为“蛮夷”。这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用词问题，而事关着天朝的体统，而体统——该片导演也在电影中承认——是天朝的君臣心目中头等的大事。
还有“亡国灭种”，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令“无数革命先烈”最为痛心疾首的焦虑，以抗战街头宣传起家的谢晋，对这一口号印象深刻也情有可原。但林则徐不是宣传队员，他不可能有这种值得尊敬的忧虑——“亡国灭种”之忧是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被大清的官民士夫意识到、并且越来越经常地挂在嘴边上的，那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五十年的事了。林则徐和所有参加禁烟大讨论的大臣们最担心的，是鸦片造成的银荒，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对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外国人只是遥远模糊、无关痛痒的事物，是作为奇闻异事载于典册而聊备一观的——“外国人颠覆天朝”是当时大清国的君臣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然而该片导演由不得林则徐按照历史条件去思想和说话，他需要林则徐替自己说出“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句林则徐的《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上没一点影子的远见卓识，在把“洋人”刻画为居心险恶的下毒者（而不仅仅是贩毒者）的同时，鸦片战争便被渲染为一场保种保国的壮烈的卫国战争了。
问题是，鸦片战争是这样一场战争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表现为漠不关心的旁观，而负担了抗战全责的清国官兵，除了在拖拖拉拉向前线集结的路上忙于勒索民财和污辱妇女，搞得民怨沸腾，就是整队整队地逃跑，把一座座空城放弃给敌人，英勇作战的场面屈指可数。
这是一幅滑稽卑琐远多于庄严壮烈的图景，却是当时的真实，也是中国悲剧之所在。这悲剧的责任者，不是被判绞监侯以谢天下的奕山奕经，也不是眼界有限的道光林则徐琦善，甚至也不是把鸦片运到天朝海岸的英国人——早在奕山奕经林则徐当道掌权之前，也早在鸦片侵蚀天朝的官员军人之前，清朝的国力和精神就已经腐朽了。比如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的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当天朝的君臣对着夷人的击燧枪和世界地图吃吃发笑，在磕头礼上争国权、存国体时，天朝来自文化最深根脉的腐败，已显露尽然。在民族歧视、文网周密、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缠绕纠结的清朝，吸食鸦片只是诸种病态的表征。是具有清醒自省的气量，还是一古脑赖到外人头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头等命题。不幸谢晋拍电影向来不是为了自省。按照江总书记用好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合着高扬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的节拍，他把文明古国面对现代文明痛苦的调适过程，立场鲜明地处理为：“鸦片战争的是非清清楚楚地摆在历史上，……英国人用炮轰我们怎么行！善良的百姓能看不懂吗？”“武器落后，仍不畏强暴，拼死血战，这是很悲壮的行为。《鸦片战争》就是要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
（二） 林则徐进京
要不要禁鸦片？虽然禁烟之明令早已在雍正初年颁布，百年来实际处于我们今天仍十分熟悉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状态。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弛禁之议再度风起，雍正的曾孙道光对这个以退为进的法子一时也颇为心动——只要银子不流到外洋，若干天朝弃民吸鸦片慢性自杀，在这个处处以省事省钱为要的小气皇帝看来，无关大局。后来言官黄爵滋气势逼人提出用杀头的办法消灭鸦片的消费者，道光把这个问题交给方面大员公议。这一议又用了半年的时间，不以为然的还占了大多数。议来议去，皇帝决定用非常手段（派一位钦差大臣）来执行常规性的禁烟政策（在广东查禁鸦片）。钦差点了当朝最为清廉最有效率、且办事彻底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这说明拖拉敷衍几十年的禁烟事业可能最终要较一较真儿了。于是乎官场震动，议论纷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林则徐在和房师沈维矫（这位是史有确载的）告别时，谈及未来的困境不禁泪下；他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龚自珍，也送序为他担忧、为他打气。
不知导演为何断然舍弃所有史实，重打鼓另开张，造出一个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大烟鬼吕子方，据称还兼为道光的开蒙老师（用水墨丹青和四书五经开蒙也够特别的），和林则徐的“恩师”（蒙师？开笔师傅？房师？座主？情况不明），在这层关系之上，就演出一场“道光爷挥泪斩都讲，吕子方慷慨祭大旗”的好戏。
大概在该片导演的概念中，皇帝么，还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包括自己的老师，恰如后来的一整批军阀包括蒋中正毛润之之所为！可实际上皇帝在当时并没有这么大的自由，他要杀什么人，用中国现下流行的话来说，也得“给个说法”。而在1838年以吸食鸦片来定罪杀人，恰恰就是朝廷上下不能接受的“说法”——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是林则徐进京前各省大员们讨论的中心。在当时人看来，吸食鸦片是自害自身，无法与十恶（杀无赦的十项大罪）相提并论。如果吸食鸦片即罪当论死，那么制贩鸦片又当判何刑罚？再说当时全国的吸毒者多达数百万，亲友等相关之人更不计其数，对所有吸毒者判死刑势将震动全国，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使道光大为震怒的庄亲王奕和镇国公溥喜吸食鸦片案，也不过着革去王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两年。
导演抄袭“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剧老套，无非为达到如下效果：连大烟鬼都奋勇为禁烟作贡献，观众心中难道不该升起一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好坏，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洋鬼子的敌忾之气吗？！可惜在编造情节时，导演不仅超出了历史的实在性，而且超出了历史的可能性，结果这场搬演于勤政殿外的沉重肃穆的“斩马谡”（明清以降，从没有让一个罪犯亵渎过午门以内的土地），反而达到一场杂耍的效果。这“烟鬼要禁烟”和电影后半部分的“赃官能杀敌”，作为导演精心构想的重头情节，堪称该献礼大片《鸦片战争》之双璧。
（三）何“公子”善之
影片接着推出一个主要角色，禁烟大员、行商、英国鸦片贩子、还有谢戏里绝少不了的女主人公间的穿线人物——行商大少“何公子”。可惜这根线跟他要穿的任何一颗珠子都对不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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