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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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下了这样的决心？　　

当时，更具体说，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间，有两个人物——两个处在对立的营垒却都不希望见到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来和司徒雷登（我们都知道他那时虽然已经不是驻华大使，但仍是桃李满“国共”的传教士教育家）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不使中美间游丝般的联络一下子断个干净，周恩来几乎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黄华进驻这前国都，还安了个“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侨事物处主任”的名目，以便与恩师正式联络；而司徒也正通过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还有一个主动请缨的陈铭枢等，努力了解新政权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和高层接触的可能。　　

事实上，在积极地活动着的双方的后边，都有着强大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制约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灭资喊了几十年的“左”；美国方面是在国会很有势力的麦卡锡潮流。双方数渠道几经接触，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询、解释、预测和讨价还价，最后找到一个好借口：6月24日，请这位燕京创始人像往年那样回北平学校过生日。　　

这确实是一个借口，因为黄华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欢迎他来北平”时候，已经是那生日之后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这时，一个令中共意外的局面发生：本来取主动态度的美国突然踌躇不前、司徒对这个他所盼望的结果的回应也相当低调。他回答说：他“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太过劳累。”但正如我们今天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已经了然的，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态度，因为在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他说的是：“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唯一的机会与中共首脑进行非正式的谈话。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显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使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和后来中共常常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不同，为挽回局面，黄华再一次表示诚意，说“所有铁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也可以安排——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所尽的最大的努力。　　

当时最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书身份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泾波（傅出身满族破落贵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对淀积千年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具天生感悟）。他得到黄华答复后，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立即动身。耿介的司徒骂他“小玩闹”，随即按部就班报告请示。他心里有数：会见周恩来的指示本来自美国。他没有考虑到政局的瞬息万变。如果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不是艾奇逊，而是别的有担当的势力人物，批复可能会如司徒所期待地适时到达。无奈艾奇逊不敢擅自做主，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国会去讨论，回复到达：干干脆脆的“不许可”，并命令他立返华盛顿。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这是放到谁身上都觉万分屈辱与恼火的事，何况正经历着“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经拿稳了苏联不会换马、对老美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里记在心里、好不容易有条件地向党内温和派让了一小步的毛泽东。用不着等到7月2日傅泾波将美国的这一决定正式转告黄华，毛泽东已于三天前在他载入册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决绝地为新中国外交定了向：“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美国一个月后发布了那份《中美关系白皮书》之后，由伟大领袖亲自撰写的气势恢弘的“五评”随即出台。中美关系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二十年后——越战。二十三年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那时连路都走不稳了，却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到机场去接。　　

虽然他的子女都说俄文，毛泽东终生学英文而不碰俄文，并坚持用西方训练的私人医生（即后来写了回忆录的李志绥）。“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他心里究竟是怎样的呢？　　

20专制腐败　　

“克林顿即将访华，中美关系将开始新篇章”，成了20世纪末中共的的口头禅。因为与头号强国老美联袂而特别感到风光，对中国首脑人物说来，这不是第一次。对史料作过稍微浏览的人可能都记得那张照片：身披黑色斗篷的蒋介石微笑着，作为四大强国领袖之一，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排坐在阳光下。当然，以人口和埋在地底下的资源，再加上上千年的灿烂文明而论，中国当仁不让。但以实际国力、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而论，老蒋当时不会不心虚吧？　　

其实当时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这顶桂冠是罗斯福力排众议，硬送给蒋介石的。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倒不在于美丽的蒋夫人有多么大的魅力，而在于当年的这位美国总统真心诚意期望二战尽快结束，而后，一个亲美的、由稳定负责的民主政府治理的中国出现在东方。问题是，怎么统一，和统一成什么样子。　　

用中共当时的话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坚持着华北、华中和华南三条战线。他们已经建立起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000万居民。130万在华日、伪军中，我们正抗击着110万（占六分之五），国民党军队只对抗20万人（六分之一）”。这一数字固然带有我们相当熟悉的宣传味道，但中共作为抗日的一支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　　

如何迫使日军早日彻底投降，即使在美国总部，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将武器装备分别提供给国共双方；一是只给政府，由政府决定给不给它辖下的中共军队。前一种意见从逻辑上看本来不错，无奈当时世界正处在两大意识形态瓜分全球和恐共反共勃兴期，很少有人会对扶持共产党的军队投赞成票。罗斯福于是召回谢伟思、召回史迪威，并以蒙古、东北等利益换得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许诺，把宝押在了“国父传人”蒋介石身上。蒋这方面，当然也信誓旦旦，许诺改革开放、许诺反腐倡廉、许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　　

如果一切都像设想的那样，当然皆大欢喜，美国总统为中国安排的美好前景也即刻可告实现。不料事情的发展竟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没有得到美国装备、还被苏联贬为“并不是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农民”的中共，从此大发奋，不但从蒋介石手里夺走了美国礼物、还逼苏联认了错，并在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统一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获得曾经无视它并背弃它的“老大哥”在军事和工业上“慷慨”援助。不过五年，一切都与不能说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罗斯福总统当年的设想相违。　　

问题出在哪里？　　

历史本来不兴说“如果当时……”，但若“从史实求史识”（陈寅恪语）角度看，如果当时罗斯福没有顺应“把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势头，而是采纳了谢伟思和几乎全体驻华使馆外交官的建议，与中共保持交往，使中共的军事实力大到在蒋介石看来不敢贸然发动内战的地步；然后由于双方力量——特别与外界交往的机会——不那么悬殊，真正的、容纳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民主联合政府说不定有希望诞生，中美关系不会落到五十年代初的地步，韩战越战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今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已经证明共产主义并不适合二十世纪的人类。但当时连一座稍稍象样的城市都没有的中共怎么就没被扼杀掉；相反，不但获得了美援、还接收了几乎全部日伪物资的国民党政府，怎么竟在顷刻间垮掉，快得连想扶它一把都没有地方下手。　　

没有得到美国支援的中共得到了中国。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是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以及使这腐败一茬茬滋生却得不到扼制的独裁政体。一个政权的独裁与腐败，不但与“主义”没有多大干系，也难于得救于外部资助。毋宁说，如果一个机体不慎而结上了独裁这样的毒瘤，营养越盛，滋长越快，直到整个彻底毁掉。　　

与罗斯福相比，克林顿今天面对的中国，就专制与腐败而言，与四十年前相比，有没有质的不同呢？　　

21解放台湾　　

克林顿来中国，最感失落的，想来莫过于台湾当局了。北京的觥筹交错、握手言欢倒还在其次，口口声声恪守三协定，大陆对台湾动手属于内部事务，即使有几个F…16战斗飞行队在手，其内心之惶然恐怕也不下于1950年。　　

中共直到今天也不放弃动武之说；而且，和台湾当局一样，也真的在给外国军火贩子送钱。究竟是出于那放不下来的大架势，还是军方想乘机多得拨款，或者别的什么，包括“拯救海峡那边的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都是表面上政客们玩的“花活”。到底打还是不打，应该说，和50年前一样，最终还是实力与世界政治格局起作用。　　

50年前的今天，正是被正宗的国民政府称为“土共”的人民解放军，认为战略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开始数百万国人相互大残杀的时刻。然后，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滚雪球般地滚进了数百万“翻身农民”和“投诚义军”的“人民武装”，在战火和劫掠之下变为赤贫万里的大地上挥戈南下，终于被挡在了大海边，包括那支操着绵软的山西话、准备派往台湾接收、而最终搁浅在福建的工作队。　　

与老蒋有着深仇大恨，并自认为代表了正义与民众的毛泽东，真想一家伙打过去呀！不仅想，当时还真的伸着手指头在福建的金门岛和浙江登步岛试了一下。惨重的损失终于使毛明白，道义上不堪一击的老蒋得到了大海的庇护；而战胜大海，光靠宣传队编歌骗农民已经不够，要靠实打实的舰艇飞机；而舰艇飞机后面的是技术与钱；技术与钱从哪里来？只有苏联老大哥；这个忙老大哥肯不肯帮？帮与不帮取决于什么？这正是近年才昭彰于世的、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政客交易。　　

由于历史文献，特别是前苏联文献解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社会主义大家庭在亚洲有大小两个兄弟，中国和北朝鲜。它们的领袖毛泽东和金日成，就成为本民族之雄主而言，是绝对不落人后的——二人用的居然也是同样的名义“被压迫人民盼望统一”。当时二人实力都不够，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海军与空军；北朝鲜更糟，坛子罐子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还没怎么打过大仗。　　

条件虽差，雄心不减，而且双方都知道斯大林世界格局的野心，于是也就把后援、包括外交、资金技术乃至实际参战的期望寄托在大哥苏联身上。中共这边，“百万雄师过大江”不过两个月，已经派刘少奇秘密访苏，向斯大林禀报自己1950年进攻台湾的计划，要求支援200架飞机并培训飞行员，还试探着问能否在作战时直接派遣苏联空军和海军。斯大林只答应了第一项，对第二项则坚决回绝。除了买卖上的考虑之外，最主要的顾忌是《雅尔塔协定》，也就是说，如果自己首先毁约，美国定将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金日成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得到的回答也几乎一样。只不过这名对苏联更为依赖、更为惟命是从、讨要起来也更为直接的前游击队员，还有一个二哥中共——可以仗着大哥之命，也可以仗着中国人即使裤带紧到最后一个洞眼也要保住面子与“前宗主国”骄傲禀性，死乞活讨，做为依靠的后备方案。 　　

如果不是美国在1950年初突然宣布它“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包括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安全线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斯大林是不会同意中共用他提供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亿美元贷款中的一半，来购买海军设备的；也不可能主动会知金日成，批准他那个既莽撞又野心勃勃，而且还迫在眉睫的“统一朝鲜三阶段计划”的。　　

金日成极度兴奋。开战前6周，他按照大哥苏联的要求亲赴北京，来向二哥通报。正打算集中全力解放台湾的毛敏感到事情蹊跷，立刻中断会面，直接向苏联大使馆求证。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由于受到经济与意识形态双重制约，沮丧又气闷的毛不敢也没可能说声“不”，中国就这样卷进了朝鲜战争。　　

事情的结局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战祸，急需恢复生息的中国，掏空了国力在朝鲜与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