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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中国雕塑史-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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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氏为剑腊。凫氏为钟。■氏为量。段氏为镈器。
至于所用之金,则有所谓六齐者1金六分,锡居一,齐钟鼎;金五分,锡
居一,齐斧斤;金四分,锡居一,齐戈戟;金三分,锡居一,齐大刃。金五
分,锡居二,齐削矢;金锡相半,齐鉴燧。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锡多
为下齐,锡少为上齐。
铜器之中,虎■二彝及大尊为虞制,鸡尊,黄彝及山尊(罍)为夏制。
斝彝著尊为商制。鸟彝(第二图)及牺尊、象尊为周制①其中尤以牺尊、象尊
为研究雕塑史之主要材料(第四、七图),《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
皆多载之。今多存故宫博物院。其中尤以散氏盘为最著(第五、六图)。然
其所以著者,以其款识文字之多,研究者,实未曾有以雕刻家眼光看之者也。
若观周代铜器,总合而归纳之,可得下列诸特征(第一、三、五、七图):
(一)深刻、浅刻并用,或全器面俱有纹或横圈。深刻部分多为夔或饕
餮。浅刻部分为雷纹。
(二)重要部分加以脊骨。其断面小则圆,大则方,且多节断,折钩等
形。
(三)小圈横带圈。■
(四)脚部周绕多有弦纹。■
(五)所有主要花饰多以动物为主。
至于传记中,更有有趣之记载,则《孔子家语》中之金人铭。“周太庙
之侧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
哉!’??”中之金人,盖亦我国铜像中之最古者也。
至于玉器,尤为周代礼节中之必需品。安邦国则有六瑞;(王,镇圭;
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①。)礼天地四方则有
六器;礼天以苍璧;礼地以黄琮;礼东方以青圭;礼南方以赤璋;礼西方以
白琥,礼北方以玄璜。用玉之途甚广,用玉之风甚盛,玉在当时社会中实占
重要之位置。其价可使“小人怀璧其罪”,其高尚可使“君子比德于玉。”
又能使孔子“鞠躬如也”。
至战国之世,重玉之风益甚。郑伯许璧以假田,固可知当时玉价。然如
秦昭王之以十五城易和氏玉,更有如蔺相如者冒生命之危险以还璧,盖亦中
外古今所未有也(第八图)。周代遗玉极罕,见于《宣和博古图》及其他古
籍者不过十余事。唯日本竹内氏所藏璊玉珑,作圆圈形,首尾衔接刻作龙形,
雕琢奇古,盖三代之遗物也。
1 ①《周礼?考工记》。
① 《周礼?春官小宗伯鸡人》。
① 《周礼?小宗伯典瑞》。
建筑雕饰遗物有宗周鄷宫瓦,见于《金石契》及《金石索》,内有■字、
外绕以四神之饰(第十三图)。孔子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知俑像在孔子
时已成习俗沿用物,惜无遗物可考耳。
周代雕刻师中有鲁班者,称绝世妙手,不唯擅雕刻,且作木鸢为楚攻宋
(墨翟为云梯以御之),作木人以御木马木车,盖亦极巧之机师也。

阿房——备房闱,缮厩库,雕琢刻画,玄黄琦玮。
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
洮。收天下兵,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约天下之民。
作渭桥,孟贲像。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
东流。”其一今在成都圣寿寺。
鸿台瓦(第十五图)。
始皇墓,周五里,高50 余丈,穿三泉下铜而致槨。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
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项羽发之,三十万人运三十日始尽(第十四、十
六至十九图)。
封演曰,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人臣墓
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
玉玺、秦印。
两汉
汉族文化至六朝始受佛教影响。秦汉之世,实为华夏文化将告一大段落
之期。上承三代之盛,下启六朝之端,其在历史上盖一极重要之关键也。先
秦雕塑遗物,既罕且贵,今日学子之能见者,不过若干铜器及极少数之玉器
耳。其在雕塑史上实只为一段绪言。及乎两汉,遗物渐丰。时值天下一统,
承平盛世,民有余力以营居室陵墓,日常生活亦渐安适,其遗迹在在皆有,
而今日治雕塑史者亦较感其易,不若三代之难考也。
汉代遗物中墓室碑阙实为最要。宫苑装饰唯余数瓦。日常用品则以镜为
主体,他如虎符印章之类,为数靡少。且多经历代好古之考玩,材料较易搜
集。
《三辅黄图》谓汉宗庙,“宗”者尊也,“庙”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
尊貌者也。汉代雕像祭祀之风盖必盛行,惜“尊貌”多木雕泥塑,今无复有
存者。唯有征诸古籍耳。
至于陵墓表饰,如石人,石兽,神道,石柱,树立之风盛行。又有享堂
之制,建堂墓上,以供祭祀。堂用石壁,刻图为画,以表彰死者功业。石阙
石碑,盛施雕饰,以点缀墓门以外各部。遗品丰富,雕工精美,堪称当时艺
术界之代表。职是之故,在雕塑史上,直可称两汉为享堂碑阙时代,亦无不
当也(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图)。
陵墓表饰之见于古籍者极多,如张良墓之石马,霍去病墓之石人石马,
张德墓之石阙石兽、石人、石柱、石碑皆前汉物。唯霍去病墓石马及碑至今
犹存,马颇宏大,其形极驯,腿部未雕空,故上部为整雕,而下部为浮雕。
后腿之一微提,作休息状。马下有匈奴仰卧,面目狰狞,须长耳大,手执长
弓,欲起不能。在雕刻技术上,似尚不甚发达,筋肉有凸凹处,尚有用深刻
线纹以表示之者(第二十图)。
霍去病墓——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年。
俑及明器——三俑(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图)。
曲阜诸王墓——恭王,景帝三年(公元前154 年)封于鲁,二十八年后
薨(公元前126 年),及子孙。卒及亭长,高六尺八寸及七尺一寸。最古。
宫苑及建筑装饰
元鼎元年(公元前116 年),立通天台于甘泉宫。高二十丈,以香柏为
殿梁,香闻十里,故亦称柏梁台。台上有铜柱,高三十丈,上有仙人,掌擎
玉杯,受甘露于云表,谓之承露盘。盘大七围,去长安二百里之遥已望见之。
元封间,柏梁召灾,椽桷皆化龙凤从风雨飞去。可知台之建筑,椽桷乃饰龙
凤。然以铜器高入云霄,最易引诱落雷,柏梁台不得不灾,传谓灾时风雨,
可以证之。
柏梁灾后,武帝更信方士言,立建章宫。前殿之东立凤阙,高二十五丈,
而在其上立铜凤凰以胜灾。班固《西都赋》所谓:“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
而栖金爵”是也。
然此等大雕饰惜无存者。存者唯瓦砖耳。
《金石索》有甘泉宫瓦,作飞鸟图,字曰:“未央长生”(第三十图)。
有上林苑白鹿观瓦当,图作鹿形,颇似甘泉宫飞鸟瓦(第三十一图)。汉砖
遗物中有长袖对舞之舞人砖,有飞鸟走兽之群兽砖,有执戈骑御之纪功砖。
盖多陵墓中物。东北大学所藏人物砖,盖汉阙檐角所常见之人形欤(第二十
九、三十二图)!
金玉雕刻
汉代日用雕刻小品遗物,以金玉为多。汉沿周秦之制,器皿多用铜质。
而玉在社会上,尚保持其尊贵之位置。时西域交通渐繁,材料渐丰,故汉代
玉器甚多。皇帝六玺皆以白玉,上有螭虎之纽,皇后则用金玺焉。
《古玉图谱》载汉玉器三十余件,其图皆欠精确,无以见其精美,更无
从辨真伪,兹不赘。其他遗品中,有蝉形含玉,多简洁。刀法苍劲。有玉佩,
多圆形,上多刻吉祥语,亦有龙凤形者。黑木氏所藏璊玉子母鸳玉杖者,结
构卓绝,刻线刚劲,然是否汉物,尚待考也。
汉金器遗物甚多。各种器皿如尊壶书镇等甚多。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天
鸡尊(第三十三图),凫尊,神兽壶皆其佳例。其形制大致似周,虽不及周
器之高古森严,然较之后世之物,其强劲典雅之致尚存焉。其中神兽壶尤为
有趣,全壶横分为八带,最下带为壶脚,作几何文;自上数第五带为雷纹,
其余皆铸禽兽像,尤以第三四带之刺豹(?),及斗牛图为有趣。其刀法略
似武氏祠石而生猛过之(第三十四图)。
考诸《陶斋吉金录》,《金石索》等书,汉宣帝,元帝,成帝间铸镫(灯
也)颇多,多宫中物,其铭多先标何宫,何物,何年,何人(工)造,重量
几斤几两。其工之可考者甚多,盖皆当时少府所属宫工也。
铜镜亦汉遗物之重要者。其中有年号镜,俱桓灵以后物,盖铭鉴年月之
风,至汉末始行也。由花纹种类别之,汉镜可分三种。一,欧洲学者所称为
“TLV 镜”者是(第三十七、三十八图)。圆镜中心有方形,方圆之间乃在
四方及四角上作TVL 等纹。二为“八觚纹镜”(第三十五图),在各同心圆
圈间作八圆觚。三为“人物镜”(第三十六图),由几何纹渐进至自然形,
盖镜之后铸者也。
汉印之流落于北京琉璃厂者颇多,费金无多,可得精品。其篆纽往往有
可取者,其字既佳,其纽尤美。按之汉仪,皇太子印用黄金龟纽,诸侯王用
黄金橐驼纽。龟与橐驼尚可保存,而黄金作纽,则无觅处矣。
汉铜之最奇罕者莫若虎符。罗振玉先生藏阳陵虎符尤为精美(第三十九
图)。罗氏称为秦虎符,然阳陵地名,实景帝改戈阳后始有之,故当是汉景
帝时物。符长二寸九分,作虎形,金错,文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
阳陵”。
佛像
佛像虽于明帝时传入中国,然而未即传播,东汉之世,可称其最初潜伏
期。至桓帝笃信浮图,延熹八年,于宫中铸老子及佛像,设华盖之座,奏郊
天之乐,亲祀于濯龙宫。此中国佛像之始也。
按佛教原非礼拜偶像之教。佛灭度后甚久,尚无礼拜佛像之风。虽有塔
庙讲堂等建筑,然塔则以纳舍利子,庙则以安塔。建筑中有画雕佛传及本行
图,然其观念非如后之佛像也。明帝梦金人而遣蔡愔等至天竺求经,愔等得
佛经及佛画像,并竺法兰及迦叶摩腾二比丘还洛阳。然此非塑像也。明帝以
后,至公元后一世纪(汉和帝时)健陀罗古建筑中始见佛像雕刻,是为造像
之始,盖深受希腊影响者也。此后三四百年间,健陀罗佛像传世者甚多。而
中国受健陀罗美术影响尤重也。
三国、两晋
三国之际为雕塑极不发达之时代。遗物中之可评定为此时代者极少。唯
镜之有年号者尚有数件,然此镜实仍汉制,由艺术上言,直可称为汉镜;其
雕饰仍谨沿汉代多用之各种花纹,所异者唯技较巧而摹写较实耳。
宫苑雕刻之可述者,有魏明帝洛阳总章观之铜凤。观高十余丈,建翔凤
其上。曹操墓之铜驼石犬亦为当时重要雕刻。
两晋有太极殿,殿前有楼,屋柱皆隐起龙凤百兽之形,雕斫众宝,以饰
楹柱。
晋代实为中国佛教造像之始。最初泰始元年,月支沙门昙摩罗刹(竺法
护)至洛阳,造像供奉。为佛像自西域传来之始,继之有荀勖造佛菩萨金像
十二躯于洛阳。其后佛寺渐多,造像亦盛,然遗物则惜无存者。
当是时(建元二年,公元366 年)沙门乐僔于敦煌凿石为窟。乐僔至山,
见金光千佛之状,遂就崖造窟一龛,法良继之,营窟于僔之旁,伽蓝之起,
实滥觞于二师,其后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次第造作,至唐圣历间(公元698
—700 年)已有窟千余龛。故亦名千佛崖。
《西域水道记》谓乾隆四十八年,沙中得断碑,曰:“秦建元二年沙门
乐僔立”,后又没于沙中云。然而莫高窟者,实中国窟龛造像之嚆矢,云冈,
龙门,天龙山及其他刻崖,皆起西陲而渐传内地,此晋代在雕刻史上最大之
贡献也。
晋代有人焉,为中国雕塑史中一极重要人物,戴逵是也。逵字安道,风
清概远,留遁旧吴,宅性居理,心游释教。且机思通瞻,巧拟造化。作无量
寿木像,研思致妙,制定精锐,常潜听众论,闻所褒贬,辄加详改,委心积
虑,三年乃成,振代迄今,实未曾有。此木像与师子国玉像及顾恺之维摩图
世称瓦棺寺三绝。安道实为南朝佛像样式之创制者。而此种中国式佛像,在
技术上形式上皆非出自印度蓝本,实中国之创作也。
南北朝——南朝
自南北朝而佛教始盛,中国文化,自有史以来,曾未如此时变动之甚者
也。自一般人民之思想起,以至一物一事,莫不受佛教之影响。而艺术者—
时代—民族之象征,其变动之甚,尤非以前梦想所及者。在雕塑上,至第五
世纪,已渐受佛教之浸融,然其来也渐。在此新旧思想交替之时,在政治历
史上已入刘宋萧梁,而佛教尚未握人生大权之际,有少数雕刻遗物为学者所
宜注意者。其大多数皆为陵墓上之石兽。多发现于南京附近。南京为南朝帝
都,古称建业,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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