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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城市眼影 作者:刘醒龙-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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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轻描淡写地说:“这种文章到处都有人写。来我那儿征婚的人,经历比这传奇多了。”钱主任说“多了”二字时,声音有些颤抖。她马上对我们说,师思同她见面了。师思愿意与那位博士试着谈一阵。

  我的反应很平静。

  沙莎说:“你要难受就找个方式发泄一下。”我说:“我不难受。”奇怪,我真的不难受。电话铃响起来,现在我能自由地接电话了。我说:“你好!请问找准?”董博士的声音突然传过来:“蓝方,有件事我想同你通个气。你们发的韩丁那篇文章,可能有大麻烦。这是被人控制操作出来的。目的是想釜底抽薪,将你们杂志彻底打入泥潭。哪怕整不垮,也要让你们爬不起来。我是知识分子,我有责任提醒你们。当然我不能详细告诉你整个计划,那叫出卖,我是不会干的。

  以你的智慧,你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学问的人讲话总是慢条斯理,好不容易等他告一段落,我才抢着说:“‘猫头鹰’太狡猾了,对吗?”董博士说:“市场份额只有这么多,竞争手段当然越来越不近人情。”董博士对我们仍将心理咨询专栏办下来表示钦佩,内容却被他贬得一塌糊涂,特别是我编的那一期,更是只有幼儿园的水平。我本想嘲笑一下他,说当年日本鬼子侵略时,当汉奸的都是有水平的人。话到嘴边后,心一软又缩回去了。

  上班后,我见老赵坐在门卫室里,拿着一本“猫头鹰”在看。这时,门口进来两个扛摄像机的人。他们二话不说,就将镜头对准老赵。老赵发现后,顿时火了,顺手将那本杂志摔过来,并且吼道:“我同你们说清楚了,别人想拍你们去拍别人。想拍我,得等我进了太平间才行。”记者们很尴尬,宣传处的人赶紧上前打圆场。

  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我找出老赵看过的那期“猫头鹰”。在董博士主持的栏目里,有这样一段话:日前,一位姓钱的女士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夫妻恩爱多年,最近老伴被查出患了肺癌。之后情形大变,一到没有外人时,两人关系就非常紧张。钱女士不肯往下多说。我只好如实告诉她,丈夫可能根本就没爱过她。往下是董博士的心理分析,我越看越觉得像是老赵和钱主任。

  我将这些内容指给师思看。师思瞟了一眼说:“我就是患了精神分裂症,也不同心理医生打交道。”办公室里还好没有别人,我抓住她的手说:“你去了钱主任的婚姻介绍所?”师思的手动了动后说:“我觉得那是最讲实际的地方。我找到了一个博士和一处三室一厅。”我说:“人怎样?”师思说:“不知道。钱主任的规定是,没有好感前不能见面,也不能通电话。”我说:“你怎么会找她哩!”师思说:“不能再搞大海捞针,我得有的放矢。”外面有人在小声哼唱。

  我放开她的手,等门口的人走过后才说:“你送我的礼物快没用了。我们有可能在一起。”师思说:“你是打算让我又同别人合住在一起?我心理很脆弱,不可能再承受这些。”这样的谈话没办法进行下去。我只好改变话题,告诉她董博士打电话告诉我的内容。

  师思眼睛一亮说:“别管它。由它自然发展。”我说:“那样杂志会砸牌子的。”师思说:“砸了才好。到那时,我俩搭班子参加竞选,不就成了机遇。”师思想分散我对此事关注的心情,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信的行文逻辑性很强,像是读博士的人的手笔。我对他们以职务和学位来称呼对方,感到极不舒服。开头是“亲爱的编辑”,结尾是“你的博士”,这样的规定只有钱主任才能想出来,也只有着急要结婚的人才会接受这种规定。在修行老到的钱主任安排下,从哪个角度看去,我都觉得这更像是在作交易。

  师思说:“市场经济的方式就是自由交易。其实你对真理的实践还早我一步。”电脑打印出的情书末尾,手书签名的“博士”二字让我觉得挺眼熟。

  


11




  我给韩丁打了十几遍呼机,也不见他复机。主编比我更急,他不敢催师思,只好找我。我只得回从前的住处看看。下楼时,正好碰上沙莎,她叫我今晚随便找个地方躲一下,别回家。她家里的人要找我算账。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临的,来得这么迟,这让我意料不到。

  韩丁正在收拾东西,女邻居同一个嘴唇很薄的体面男人,围着他说话。见我进屋,他们都怔了怔。随后韩丁将那男人介绍给我,说他是女邻居请的张律师。

  我说:“我们真要吃官司了。想打官司就打吧,大家都能提高知名度。”张律师深沉地看着我嗯了一声,示意女邻居同他走。

  韩丁告诉我他有了一套两室一厅住房时,脸上并没有曾经盼望的兴奋出现。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出房子是“猫头鹰”给的,自己已辞去先前的工作被他们招聘作为编辑的秘密。尽管自己每天都在面对大量的“黑箱”操作,我还是对此事表示吃惊。

  韩丁说:“这一切都是设计好了的。”韩丁又说:“包括文章中的女主人翁,她就盼着你们杂志早点将文章登出来,好同你们打官司,拿赔偿费。”韩丁从床缝里翻出一条粉红色内裤。他想也不想就扔进垃圾桶。

  我说:“韩丁,你真是个混蛋。怎么不早点从股票交易所的大楼上跳下来!”韩丁说:“可惜只有大户们才能上去,我没有这个资格。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一不小心就成了蚂蚁,怎么好意思去跳楼。”

  韩丁拒绝了主编的邀请,不肯去杂志社,他急着要搬家,也到两室一厅的环境中过过瘾。他坦白地告诉我,这场官司的赢家只会是女邻居,因为到时候他会道歉,申明自己确实没有经过女邻居的同意,而写了她和她家的隐私。他还告诉我,其实师思一开始就察觉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深究,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像《智取威虎山》中的那个抓鸡的傻大个儿匪兵一样,在马路上踩出沉重的脚印,领着女邻居和张律师往杂志社走。进电梯之前,女邻居的目光在病入膏肓的老赵身上停了好久。老赵要女邻居和张律师在他的窗口前填出入证。女邻居将表格填好后,还回去时,老赵看着她的名字,眼睛忽闪了一下。

  他们走进主编的办公室不久,从紧闭的门里传出主编发怒的声音。

  我们这边一共有六个人,大家全都竖着耳朵在听。只有师思仍埋头看校样。我忍不住将她叫到楼梯间里,将从韩丁那里听来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

  师思说:“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想,谁上去当主编更合适。”我表示自己不会袖手旁观时,师思说:“你别自作多情,人家要不要你帮忙,还很难说。”我嘴里仍然没软,师思开导我,还没弄懂武汉这城市里做事的规矩。她说:“这是烂屁股的事,没人愿意让自己现丑。”女邻居和张律师走后,主编将我叫过去。我将从韩丁那儿听来的话中,除了关于师思的那一部分外,一一告诉了主编。主编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我建议他想办法将韩丁拉过来,让他作证人。

  下班时,钱主任来接老赵,刚巧我、沙莎和王婶都在门口等车,他们四人合伙叫了一辆出租车往花桥方向走。这段路,同乘公共汽车相比,每人只多花一元钱。我对沙莎说自己去找韩丁,看看他的新房子。事实上我去了韩丁和我的旧房子。

  最多比我早到十分钟的师思正唱着歌打扫房间。我劝她就将这房子占住,这样就用不着急着同那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博士搞拉郎配了。师思说这房子都建了七八十年,上面说拆就要拆,那时又不知怎么办了。

  我告诉师思,自己今晚得在这儿逃避。师思正在犹豫,呼机响了起来。她一看后,脸都变色了。

  师思说:“你陪我回家去一下。”出门时,我们叫上了女邻居。

  女邻居开着“麻木”送我们去六渡桥时,向我们打听主编这人好不好说话,有没有赔偿的意思。我吓唬她,这样同人合伙做笼子,性质相当于诈骗。女邻居不但不怕,还笑起来,说如果做笼子是诈骗要坐牢,除非将武汉的饭店都改成监狱,才够关人。师思也笑。在武汉做笼子的事,议论起来,人人都会会心一笑。做笼子的机灵、敏捷与狡猾,在这笑中,变成了一种类似耍猴的东西。

  “麻木”开进六渡桥大街背后的一条巷子,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巷子中间对着一个中年妇女在叫。师思说这就是她妈妈和嫂子。下了“麻木”,师思上去问怎么回事。她嫂子抢着说,因为妈妈不懂得心疼儿子,所以她来补课。师思的妈妈气得话都说不连贯,说儿媳妇是想将公婆扫地出门。师思的嫂子马上说,这屋子小得舞不开扫帚,不用扫地就能出门。还说自己若是只有这么大的房子,根本就不好意思让儿子娶媳妇。师思还没说话,女邻居就丢下“麻木”冲上去,说师思的嫂子在当新媳妇时欠了一顿男人的打,所以才敢往婆婆头上爬。女邻居说,六渡桥的苕都能娶上漂亮媳妇,就因为这儿是风水宝地,摆只板凳在门口就能发大财。她当初想嫁六渡桥的男人都没资格。只好与六渡桥做邻居。女邻居说,别看她现在乳房不像乳房,屁股不像屁股,腰也不像腰,当初可比师思的嫂子漂亮多了。师思的嫂子这是沾了大便宜,要好好孝顺公婆丈夫才对。说着话时,师思的哥哥赶了回来,问是怎么回事。女邻居说,弄得长辈在一旁哭还能有什么好事,你应该二话不说,先给老婆一耳光,这才叫武汉男人。师思哥哥真的上去给了老婆一下子。师思赶紧上去拦,女邻居则将打蒙了的女人扯到一旁细细数落开来。我跟着师思他们进屋后,小小屋子站了四个人就难以转身。十二平方米的屋子被隔成上下两层。我无论怎么打量,也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安置下师思。

  师思的爸爸羞愧得躲在邻居家不出来。我劝师思将妈妈爸爸带到老租界那儿去住几天,师思不同意,这个时候是关键,无论发生什么都得顶住。师思的妈妈哪儿也不想去,她说自己在六渡桥住惯了,换一条街都睡不着。

  这时,沙莎打呼机唤我回去。回到家里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师思家住的那种地方简直比火车站里的公共厕所还不如。然后就想喊两室一厅万岁。

  沙莎在努力收拾被家里人踩烂的房子。她对我说没事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哥哥为了自己的妹妹,将妹夫揍一顿的事,哪儿都会发生。所以才有天上雷公,地下母舅的说法。沙莎让我跪在地板上用抹布揩污垢。我擦了半间屋子后,她又不忍心似的将我拉起来,自己接着干。我蹲在一旁,她告诉我,她已说服家里人相信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我说谢谢时,心里一点也没有被感动,反而老在想师思家里的事处理完没有。

  半夜里,沙莎对我说,她决定去监狱里看看牛会计。

  半个月后,沙莎真的去了。回来后她说牛会计坐牢将人坐得又白又胖。

  师思像是也长胖了些。她同杂志社里的那些女孩,一天到晚讨论减肥的办法。其中有一条是:当主编,然后被人追着打官司。

  女邻居同张律师后来又来过三次,他们一次比一次强硬,咬定如果私了必须付给女邻居十八万人民币。他们还找了局长。局长表面没什么,但王婶说局长内心里开始烦主编了。主编当然比别人更敏感,他想早日了结这事,不惜将杂志社的财务家底和盘托出。主编自己提出的五万元上限是杂志社真实的承受能力。从这一点来看主编是急了。无论如何,主编不肯相信这事是“猫头鹰”在江南伸过手来操纵的,他要我们别提这事,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世界也没有这么险恶。现在,我们都明白,主编这样做是不承认上了人家的当,他不能在这一点上丢人。据说,主编在这中间约过“猫头鹰”的头头,对方推说忙,不愿见面,才将主编刺激成这样。

  在杂志为九八年的订数开始大战时,女邻居准时将我们的法人代表主编送上了被告席。作为第二被告的韩丁,也上了法庭,但他的表情是胸有成竹。当然,女邻居的诉状只要他赔偿三千元人民币。

  主编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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