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战争-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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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唇髭，手上脸上还留有荆刺的划痕。他妈的，自从离开国境之后，就没有一个人
怜惜我们！
“只有指导员理解我的心情，他让我洗干涮净换上不带任何标志的军服之后，
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他说：‘孙家杰同志是反修反帝的小英雄，是咱们援越抗美
部队Ｃ支队孙支队长的大公子，子承父志到越南来打美帝！’我听了这些强加在我
身上的话，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接着说，‘红卫兵的根本
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他是五个伟大的代表了，是二炮班的新战士，他
保证能勇敢战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把对美帝的千吨仇万吨恨推进炮膛，把敌机揍
个空中爆炸落地开花！’……”
“这是很高明的紧箍咒！”乔文亚给孙家杰续水。
“可是，我们的班长却对我非常严厉，进班第一天，就叫我上阵地！‘红卫兵，
心最红，见到困难打冲锋！’成了班里讽刺挖苦我的顺口溜。‘阵地上没有走资派，
你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觉得这是对红卫兵的亵渎，想发作，可又孤掌难鸣。
接着又有人来‘维护’我，……‘喂喂，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小孙，人家是受过毛主
席表扬的！’‘你怎么知道的？’你们听，‘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当心挨他的金箍棒！’
“从此，孙大圣就成了我的浑号，我一时成了全班调侃的对象，有人要我谈谈
北上反修和北京红卫兵各派斗争，班长却坚决制止，他说，国外部队只进行正面教
育。国内文革情况不准乱说！
“他妈的，我真有点受不住了，气得想跳，恼得想哭，一出国门就带镣铐、挨
脚踢、遭奚落、受挖苦。我孙大圣可从来不是软蛋子，可是，你发火找不到对象，
你诉苦找不到朋友，你想争辩，找不到对手，我只有埋头苦干，不是苦干是死干。
一个星期，我就成了炮班的全能！装填、瞄准、射击全都行。班长自然就表扬我，
那时，美国佬为了争取他妈的什么资本，来了个暂停轰炸，我老孙就天天盯着天空
盼望敌机来。……
“他妈的，全连都在讽刺我：‘咱连来了个孙大圣，吓得敌机都不敢来了，弄
得咱们连杀敌立功的机会也没有了！’我曾起过一抬腿就走的念头，可是，我已经
入了连队的花名册，不就成了临阵脱逃的怕死鬼了吗？一发现不是红卫兵了，我就
蒙头大哭，好像脱胎换了骨，身份变了，灵魂也变了。我暗下决心：谁英雄谁好汉，
高炮阵地上见。……
“可是，美国佬就是不来炸，又有人挖苦我：‘孙大圣，别说敌机不好打，就
是你上天抓下三架来，也未必能上天安门。还是去干揪斗走资派的红卫兵好，抬腿
就进中南海！’我对这一些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讽刺调侃一概不理会，精心
钻研炮兵技术，锻炼作战本领，除了父母给我遗传的倔强之外，红卫兵精神都磨光
了。我的心就像一颗被捆绑着的炸弹，单等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投出去，来一声撼天
动地的轰响！……”
“小孙，你这段话挺有水平，”乔文亚由衷地称赞说，“我不但理解你的现在，
也理解你的过去了。”
“返璞归真，恢复常态，……”我笑笑说，“应该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可是压力不断地增大，有一次出现了危机，有一天同班战士悄悄问我说，
‘听说你们北上反修，是冲上国际列车，抱着俄罗斯小姐在车厢里打滚，那味道怎
么样？’我怒不可遏，跳起来甩手给他一个耳光，回答他，‘就是这种味道！……
你要不要再尝一尝？’可好，全连传遍，孙家杰打人！一直反映到支队部，看我老
子的情面——没有开除，给了个可以不写进鉴定书的当面口头警告。……美国佬他
妈的老是不来，可把我憋死了。
“我曾起过带支冲锋枪潜入南方打游击的念头，仔细一盘算，觉得不行，沿路
布满了部队——有越南的、我们的、苏修的，碰上哪一种部队都会把我扣住：既可
以说我持枪行凶，又可以说我拖枪逃跑。说不定来个无限上纲上线，说我拖枪投敌。……
可是，那一耳光，我不后悔，谁敢那样糟踏我，我还是会那样干的，甚至不只是耳
光，我会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然后再砸烂他的狗头！”我忍不住为他补充了一句。
孙家杰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终于盼到了，1967年1月15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来势凶猛，我们守
卫的刘舍车站一片火海，我们高炮阵地就像发疟疾一样颤抖，我们的炮位像坐在颠
簸得要命的吉普车上，不停地跳动，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在阵地上指挥，战友们
都个个同仇敌汽，咬牙切齿两眼血红，唯独我是含着微笑进行射击。那是一种迷人
的音乐，我看到我发射的炮弹在敌机近旁炸开一朵朵灰白色的爆烟，我的心就被一
种狂欢所陶醉，那滋味就像足球场上踢了一只擦边而进的球。
“飞机向我们阵地发射导弹，反复扫射，弹片扇起的热风扑到我的脸上，我丝
毫也没有惊慌的感觉，排除高炮故障，显得特别沉稳，我们的班长腿部受伤，我立
即代替他指挥，那时我非常自豪自信，记起爸爸老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当兵就
应该作一个真正的军人！’今天，我算懂得了‘真正的’是什么含意。
“我们班长进了医疗队，我就代理班长，从1月15日到2月4日，我们进行过四次
战斗。我们班在2月3号打下了一架敌机。……那是一架F—105，据说飞机上的驾驶
员是一名上尉。我就一直想见见这个飞贼，带瓶者烧给他，感谢他给我们炮连送来
一个集体二等功！
“我心里还想来一次运气。越北将来击落敌机899架时，最后那一架应该是落在
我们阵地上。你们可知道：1966年的11月27日，越南北方累计击落敌机800架，最后
那一架是61支队打下来的，结果胡志明主席亲自发电祝贺，并且授予击落第800架飞
机的大队一级国旗勋章。我想，也许我能当一个击落敌机第900架的幸运射手。……
“不是向你们夸口，我觉得我有军事天才，不光勇敢，还会动脑筋。高炮团研
究对空射击战术，作训股长指名要我参加。我提了个‘以假掩真’的建议，立即被
支队采纳。……”
“怎么以假掩真？”乔文亚问。
“因为我们的高炮阵地基本上是固定的，很容易遭受敌机攻击，敌机也容易避
开我们的炮火，钻我们的空子。我们可以在阵地附近重设一个假阵地，让敌人真假
难分。来个真假结合，动静结合，打打敌人的伏击和游击。……当然各高炮部队都
有很多创造，我的想法也在这些创造之内。……
“这次受伤倒是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说轻伤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底。……”
孙家杰又向我询问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了他，当
他听说红卫兵运动——四处大串联。在1967年初就基本结束，以各地造反派的兴起
代表了他们，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竟慨叹了几声，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
感情。
晚饭前，指导员和宣教股长来看我们，说炮团的梁政委来陪我们吃顿便饭。因
为我不会吃酒，最不善于席间应酬，一再婉谢。但盛情难却。席间他们开怀畅饮，
我是多碰杯多吃菜，象征性的用酒杯沾沾唇。在席间团政委把孙家杰夸奖了几句，
要我们告诉孙支队长放心。
饭后，指导员和孙家杰告辞，临走时，这位孙大圣竟然流露出某种留恋之情，
我们互相约定回国后再见。我也答应路过上海时去看看他妈妈。这时候，宣教股长
已经打开了招待所的一间‘贵宾室’，这是招待上面来视察的首长们临时休息的地
方。然后便漫无边际地扯谈，说些关起门来才能说的话。显然，他们非常注意目前
国内运动发展的状况。好像预测一下不久归国之后自己的命运。……因为这时候，
部队“三支”、“两军”已经开始，深深地卷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砸烂总
政阎王殿”。再加一句“水浅王八多”，由此辐射出去，狠揪军内一小撮。不知牵
动了多少人，震骇了多少人。连累了多少人，在国外的人都想想自己应该站在哪一
边。
后来又转向了美国战俘，梁政委发了许多感慨：
“我们高炮部队只能打下敌机，却很难抓到飞行员，因为飞机差不多都落进山
林里，我们抽不出部队去捕俘，许多飞行员大都落在越南的群众手里，……在越南，
是全民捉‘飞贼’，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敢抓！
“我们的施工部队也抓到不少，抓到后也得交给越方。美国人把战俘看得特重，
为救一个飞行员，可以不惜血本。飞行员一落地，确定了被击落的方位，就用微型
发报机通知基地，基地就派大量战斗机把这个地区包围起来，再用救护直升机把那
飞行员叼出去。……”
“这种办法并不有效，往往是赔了妇人又折兵！”宣教股长补充说。
“但它可以说明美国对飞行员的重视，‘战俘’对越南来说也是‘宝贝蛋’，
他是巴黎谈判桌上一个很重的砝码。……”
“听说飞行员身上都带一张‘投降书’。这在我们看来有点不可思议。那将被
视为怕死鬼的行径！”我插进去说道。
“这是美国人特有的人生价值观，东方人很难接受，我们的口号是宁死不作俘
虏！”梁政委不无感慨地说，“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当时我当指导员，不怕负
伤不怕死，就是怕被俘。因为一旦被俘就被视为耻辱、视为叛逆，和叛变只差一步，
这是最可怕的境地！我的一个同乡当了战俘，从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回来后，无人理
他，半年后就死了，是郁闷绝望而死的。最使他不能忍受的是至爱亲朋都不原谅他，
人家是挂着英雄奖章回来的，你是当了俘虏回来的，父母妻子怎么有脸见人？其实，
他是受了重伤后被俘的，‘当时，我死了就好了！’这是他留下的一句憾恨终生的
话。……”
“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就是拚到最后一口气，誓死不投降！这是东方和西方的人
生观念上的根本差别！”
“哪一种最合理呢？”乔文亚提出了疑问。
“在西方，认为在无法战胜又无法脱逃的情况下，是允许投降的，不投降而作
无谓的牺牲是不合理的，”梁政委说，“在二战期间，驻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帕西瓦
尔将军率八万多英军向日军投降；驻关岛的美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是全部投降
日军的，就近处说，奠边府之战，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利将军就是举手投降的，
法军投降达一万多人，光校级军官就四十多！……这里面没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是一种不同的观念，你认为合理的他认为最不合理；你认为不合理的他认为最合理。……”
“不过，那面‘救命旗’可是写得太没有骨气了！”宣教股长说，“我看就是
怕死鬼也写不出来，就像跪地求饶一样，一副可怜相！”
“听说想得挺周到！”我笑笑说，“在朝鲜战场上就听说了，只是没见过！”
“我见过！”宣教股长说，“完全是活命哲学，他们有一个20多公斤的救生囊，
为活命想得那个周到我看举世少有：有自卫手枪和匕首；有和基地联系的发报机；
有可用15天的营养品，还有一本《可食植物鉴别》书，彩色的，什么植物可吃，什
么山果可吃，那画和真的一样，绝不会吃错。还有一副扑克牌，可以解除荒山野洞
的寂寞。还有一张林中用的同形吊床，还有向搜捕者行贿的金币银币和金戒指；那
面‘救命旗’是在白色的尼龙巾上印了十几个国家的文字的投降书，其实，它既不
是书也不是信而是一面小白旗。那上面写的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绝不会错：我是
美国公民，因执行公务落入贵国，不要杀害我，请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一定会得
到重谢和报偿！……”
“在我们看来，缺乏起码的民族气节和军人的气质。”梁政委说，“连作人的
尊严也没有了！”
“的确是一副可怜相！”我同意说，“这种人生价值观，东方人接受起来，不
说是不可能的，最低限度也是极其困难的！”
第十四章
我从太原回到支队后，接到苏军医译出的安德森战地手记最后一部分。
（一）艰险历程
——安德森《战地手记》之十九
我怎么回到这儿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