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战争-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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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虽然没有风险，却没有历史价值和思辨色彩，没有写出满清政府为什么‘战
胜求和’来！是的，国家弱了，就要被人家欺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有个利弊权
衡。……”
说到这里，孙洪林沉思了一下，有点愤慨；
“辱骂弱者指责失败者是最保险的，可是，对人对事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来分析才会公正，谁敢说列宁与德、奥集团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是丧权辱国呢？
根据条约，苏俄不但丧失西部大片领土和外高加索的部分领土，而且还交付了大量
的赔款。如果我来写这个条约，我就要写出那时的全局来，写出那时的背景来。……”
“是啊，是啊！”我表示赞成他的观点，我说，“关键是能不能彻底取胜，如
果不能彻底取胜，就不如乘初胜而收场，这时的谈判是有条件的，可以讨价还价，
可以取得对方的让步，如果打败了再求和，那只能是城下之盟了，无条件投降，割
地再加上赔款。……”
“在这方面列宁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当你病在床上，强盗持枪抢劫，你不交
出钱包，就连性命也搭上，如果交出钱包，等你养好了身体，不但把钱包夺回来还
可杀死强盗。不知进退不懂屈伸，那是愚蠢，不是勇敢。……”
“左派幼稚病嘛。……这些话在国内是不能谈的，现在只是关起门来说。”
显然，我的这种推心置腹使孙洪林甚为感动。倾诉衷肠这是一种人生的精神需
求，尽管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还是有人甘冒惹祸之险而仗义执言。人
人都珍惜自己久久思索的成果，渴望得到友人的承认或是换取更深入的交流。像我
们这种没有利害冲突的朋友关系，最容易畅所欲言。
“不综合就不能分析，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全局。”孙洪林回到藤条沙发
上，扳倒第一个指头，“一，首先看谅山大捷消灭了多少敌人有生力量，有的史料
说近千，其实法军伤亡还不到三百人。当时法军败退的主因是统帅尼格里受了重伤。……
战争，并不是一次胜负就决定结局的，如果法军再继续增兵，冯子材还能打胜吗？
历史上不是有百战百胜一败而失天下，百战百败一胜而得天下的先例吗？再看条约：
清政府下令越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分期撤回国内；法军则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
这算不算是一种让步呢？……可以研究。”
“问题是不能只盯着中法战场！……还要看看有没有后顾之忧，”
“完全正确。”孙洪林兴奋得拍了一下茶几，“中法停战协定是1885年4月签订
的，在此之前（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日本利用政变插手朝鲜
事务，1885年3月，日本派全权大使与清政府谈判‘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地位问题。
这是明目张胆的趁火打劫，为了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不能不在4月4日匆匆与法国签
订停战协定。……不然，你就会腹背受敌，遭受日、法两强的南北夹击。……”
“这是清政府的一种痛苦的选择！”
“或者叫弱者的选择！”孙洪林同意说，“或者叫别无选择！就像富了必然放
债，穷了必然借债一样，弱了就要挨打。……”
“如果按某些史料批评的那样，当时清政府根本不要跟法国、日本谈判，坚决
与他们死拚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说。
“你这是向小学生提的问题，鸦片战争打过没有？甲午海战打过没有？……哪
一次不是战败而后割地赔款？当今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如果当时，清政
府不签停战协定，把兵力财力投入越南抗法战场，日本从朝鲜进入东北，沙俄也趁
机扑来，英国也不甘落后，再来一次北京失守，圆明园已无物可焚，故宫却可以燃
烧，那时，会不会被史家指责为不知进退，不懂得乘胜谈判见好快收呢？……当然，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研究。……”
“历史就像一盘走过的棋，胜负已经不可更改。”我慎审地说，“如果复盘分
析每一步的得失，那就会气象万千，肯定会争论不休，甚至会推磨。对于中法战争
的结局，应该怎样认识，按利弊互见的法则那就很可能众说纷经，因为我曾经参加
过编写军史的讨论，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因为未发生的事情，存在
着多种可能性，可变因素太多了。那时，我们在研究一次战役中，是不是应该对敌
人的后方兵站作一次偷袭，有人说偷袭成功，对战役必然产生有利影响，但有人却
认为偷袭不成功就会给战役带来很大不利。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那就看当时双方
的智勇状态，谁也无法预计到当时有多少偶然和意外，一次应该成功的伏击，很可
能由于一个战士走火招致失败。……”
“当然，当然，”孙洪林因我对他的论点略存异议而变得振奋起来，“凡事总
有上中下三策，但也看客观的条件，曹操和袁绍对起阵来处处得心应手，和诸葛亮
对起阵来就败走华容小道，所以很多兵家因为把握不了客观变化，往往陷入迷信，
用占卜来决狐疑。……”
“这就是矛和盾的关系，矛利则盾不坚，盾坚则矛不利。是吧？……”
“历史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所以，我希望你把这段历史写活，而不是写死。因
为许多真理和谬误都是相对的，还要分阶段看，所以历史不断地重写。你说秦灭六
国是好还是坏？你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好还是坏？暴力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得以
成长的摇篮。可是，如果美洲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还有没有现代文明？除非人类
再回到原始状态。可是，原始状态就是合理的幸福的吗？原始人的生活会不会更悲
惨、斗争更惨酷呢？人类应该向何处去？过去我们走苏联十月革命的路，今天，我
们却要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当然是坏事，可是，
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是工农红军在西北再来一次
长征呢还是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呢？还是新军阀依然连年混战不休呢？……”孙洪
林忽然停住了，欢快地笑笑，“我们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滑边了？滑进老子的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圈套里去了？”
“是的。”我也欢快地笑笑，很久没有这样的畅所欲言了，“这不但滑进祸福
相生的怪圈，而且也陷入了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中了，是善推动历史还是恶推动历
史？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像你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的恶来实
现的，那么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进步就成了善，这是不是恶的行为
结出了善的果实？这个善的果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作恶？世界最发达的
国家又在四处掠夺，给世界制造苦难？就像眼前美帝在越南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来，就像刚才说的历史这盘棋，仅
仅是复盘是没有意思的，不能只记载黑白双方的胜负经过，要像围棋挂盘讲解它的
每一步棋的得失一样，讲清楚它为什么这样走？是怎样思考的？是高招还是失误？
刚才我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败棋中有高招，胜棋中有
失招，连古人都知道恨而知其善，爱而知其恶，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
必有一得。不然，那历史记载还有什么看头？”
“这一点，我也深深地思考过，你的意思我完全懂得，也很赞同，无非是把历
史事件中的哲理挖出来，把‘所以然’找出来，这也就是说找出历史之魂魄来，有
魂，历史就是活的；无魂，就是一堆废墟。……在国内时，我和许多作家讨论过这
些问题，尤其是英雄要不要写缺点的问题，阶级性和人性的问题，我们批判过苏联
文学中的《一个人的遭遇》和《第四十一个》，这里特别强调了作家的立场和人生
观问题，在国内，这些话是不能讲的，你在境外三年，没有直接的感受。我是观潮
派，逍遥派，看得就比较清楚。在出国前，各省市和军区传达了林副主席的重要指
示，叫《八·九讲话》，他说：‘现在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
斗好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像北京、海军、空军、
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
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问题，容易解决。……如果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
多就是邱会作、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
到形势对我们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
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
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你仔细想想这段话，国内军内会乱到什么程
度！……”我不自然地笑笑，“你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乱到这样的程度？好像没有主
席的崇高威望和解放军的力量就无法控制局势似的，而我们在对坏人斗好人还没有
办法的时候，却要去打倒世界上的帝修反。……我们在这里却大谈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法。”
“你以为我们这些人，回国后能置身事外吗？”孙洪林忧心忡仲地说。“我们
将要被划在谁的线上呢？”
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现在军内除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
作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以外，孙洪林所依赖的将帅们还有谁呢？但我不能不宽慰他几
句。我说：
“你们在国外执行国际主义任务，没有卷入军内各派斗争，这自然是一种幸运。
归国后，等形势明朗化了再表态，干脆，请个长假写你的回忆录去！……”
孙洪林唯唯，显得忧心忡忡，我并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我只知道抗战时期他
在山东清河区八路军三支队某连当排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过一段
时间，而后在渤海纵队十一师某营任教导员，后任副团长，团长，而后在南京华东
军政大学（1951年1月15日改为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随第三总队队长梅嘉生参加
援越抗法的军事顾问团，回国后任师参谋长，1956年后，又调军事学院学习。在这
漫长的岁月里，和他有牵连的被打倒的将帅可就太多了。……显然，他已经有了某
种预感或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在他的这种心境下，我再提出去奠边府的要求，恐怕是勉为其难了。
（二）英雄气短
“关于你要去奠边府的事。我们想想办法看，但是不能太急，你先去找黎东辉，
可以由苏长宁陪你去。……”
“要不要请乔干事去当翻译？”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连自己也吃了一惊，因
为这完全是一种温情主义，动机仅仅是满足乔干事的内心欲求。其实，我是知道黎
东辉的华语水平不错，不需要翻译，我这不是促成乔文亚犯更大的错误吗？
“没有必要，”孙洪林说，“你去，目标越小越好。现在和越方的关系由于中、
苏冲突，变得很复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热心搞‘亚洲共同安全体系’，极力拉
拢越南，1965年柯西金访问河内，苏联就开始支援越南大米和武器，而且还派来了
几个萨姆一2式导弹营。……而我们，则把苏联当作是现代修正主义，是马列主义最
危险的敌人，这一观点，越南自然非常清楚，可是，1966年春天黎笋率越南党政代
表团访苏，仍然跟勃列日涅夫热烈地拥抱，称苏联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样，中
越关系自然会冷淡下来。……”
“越南是脚踏两只船。……”
“恐怕只能脚踏两只船。”孙洪林说，“这一点黎东辉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来
回路自然是一样远，应该体谅越南的处境：我们要求越南反苏，苏联e然也要求越南
反华，……以后形势有什么变化，那只能是以后的事。……”
“听说越南军政内部也分为亲苏派和亲华派，……”
“现在是不能谈这些的，一旦传出去，就会惹麻烦。……随着中、苏关系的恶
化，自然反映到越南的内部，这中间既有苏修的挑拨，也有苏修的压力。大大小小
的龃龉和不愉快的事件就不断发生了：
“那还是1966年，我们运送援越物资的红旗号货轮在海防等候入港；苏联的船
队随后到达，结果，越方却先让苏联船只先行进港，硬是要我们的红旗号在港外等
候。结果，我们船只遭到了美机的轰炸。……当然，这中间还有别的原因，因为苏
联曾提出他的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