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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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革命的重要性面前相形见细，苍白无力”。的确，“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命，将永远是理性战胜感觉，战胜想像，战胜一切成见的伟大胜利的最完美的例证，是有可能取得这样一个胜利的确证，是人们可以把所有对同一体裁的批判性论述与之相比的最好例证”（P．101）。“这个典型是由所有科学中在时间上最古老的也是最完善的科学提供的”，这是“绝对适当的”＇bien dans l’ordre＇。
第3卷讨论17世纪的情况。它一开始就提到“未来舆论的革命，信仰的革命，制度的革命，语言的革命，以及趣旨的革命”（p．172）。作者认为，17世纪科学的进步和革命赋予那个时代以独一无二的伟大特点，无论宗教。政治或哲学，还是文学和艺术，都不可能赋予那个时代以同样显著的特点”。这个世纪以“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发现”以及一次“数学中的革命”为标志（同上）。库尔诺对他关于这个世纪以及这一世纪在科学中发生的革命的看法作了如下概括（pp；173…174）：
17世纪科学发展的历史确切划分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为了自身，为了某些人在它们中所发现的魔力，或者通过对其未来作用的神秘的模糊的预感而长期发展的理论科学，突然搞开了宇宙秩序中那些最基本、最简单、最伟大因而最令人难忘的东西的奥秘。一般运动规律，引力的作用，以及最后，关于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理论，或者……“世界的体系”——这些都是由抽象的思辨和批判的观察的奇妙结合所确定和解释（就人类掌握它用以解释任何东西的范围而言）的结果。从那时起，在理论科学的领域中，正如在观察和实验的领域中一样，新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在几何学中，如同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中一样，新的发现变成了革命。而且，至少对几何学和天文学来说，这些革命在其各个领域中都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这些革命所唤起的伟大科学家的声誉也是无与匹敌的，而且，近来似乎也没有什么荣耀会减低与他们有幸发现并揭示出来的最重要的真理和比较高的规律在神圣计划的秩序中占据的地位相同的地位。这个地位将一直保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库尔诺并没有像丰特奈尔那样，把莱布尼茨和牛顿的发现归之为一场“革命”，尽管他认识到了微积分的极端重要性（bk．3，ch1，p．177），而且他还引证了丰特奈尔关于17世纪数学中某些创新的思想（p．180）。库尔诺也没有把在“门世纪的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冲的发现列为革命（bk．3，ch．2），虽然他确实提到那时出现的并且集中在理论数学和物理力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危机”（p．192）。但是，他称赞伽利略使科学走上了新的道路：库尔诺认为，伽利略向人们揭示了如何从诸如一块石头的坠落或一盏吊灯的摇动这样一些“最寻常的现象”中引出重要的科学的结论（pp．186—187）。他指出了“迫使造物主公开她的秘密，使简单的基本的数学定律现出其本来面目”的方法和途径。伽利略是“实验物理学和数学物理学的创立者”，而且尤其是“物理力学的创立者”。但是，显然他没有引起一场“革命”。而且，牛顿也是如此（pp．189－190）。
库尔诺用“革命”这个术语加以描绘的整个17世纪的物理和自然科学中的唯一发现是哈维的血液循环。他说，在哈维的发现之后，“依照某些根据可以预期在近代化学后来在工业中所带来的那种医学中将发生一场革命”。但是，这个发现不久就“对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变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库尔诺断言，一个科学发现的实际意义，与实际所发现的东西的内在重要性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更多地与它成为其一部分，而且它能够具有其产生某个包含着科学改革或革命的萌芽的新思想这一特点的科学的成熟阶段联系在一起（pp．194－195）。
在描述18世纪的数学和科学时，库尔诺指出，拉瓦锡的著作是“化学的革命”（p．271）。拉瓦锡的研究使“化学真正改变了它的面貌”；这门科学“经历了一场革命”（p．278）。然后，他问：“为什么化学——自拉瓦锡以来，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而且在其中，理论产生了如此经常的变化——没有发生更多的革命呢？”
在19世纪（也就是说，到1870年），库尔诺没有发现任何值得用“革命”这个术语来加以描述的科学的进步。在赋予这个对事实的简单陈述过多的重要性时，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库尔诺很可能没有对他曾经讨论过以弄清它是否构成一场革命的每一个发现或创新进行认真的评价。但是，实际上他的著作对英国革命（P．90，94，242…251，543，549），法国大革命（p．461…550），英国革命和法的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pp。540…550），政冶革命（p。91；93；111），19世纪的经济革命（pp。418…427），以及数学和科学中的许多革命，这些革命的一般特点，作了相当多的论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库尔诺在描述科学事件的“革命”特点而言，任何失败或不足，必定是值得注意的。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23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在对19世纪革命及革命概念发展的任何研究中，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都占有一个首要的地位。甚至很早发生而没有受到马克思影响的那些革命，人们现今也通常从一种“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提到过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概念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在创立公开宣布自己明确的革命目标的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性的有组织的团体方面，马克思是一个先锋。在这一章中，我的意图与其说是探讨马克思关于革命的思想或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不如说是考察卡尔·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科学变革和科学中的革命的观点的特定主题，并且把马克思关于这些主题的看法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有关思想作一番类比和对照。这一论题完全不同于对马克思在20世纪对科学史解释的影响的研究。
任何注意这个问题的人都立刻认识到，马克思既没有受过传统自然科学的专门的良好教育，而且也并不十分关心这些学科，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的技术内容。他的人文学的教育包括某些数学的知识，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上面所列学科的任何正规训练—一比如说“高级文科中学”或大学水平的训练。在他的成年。他对生命科学的某些方面产生兴趣，并阅读了德国包括格奥尔格。毕希纳、雅各布、莫勒斯霍特和卡尔·福格特在内的科学普及者们的相当数量的著作。虽然马克思批判了这些人所主张的“粗俗的机械唯物主义”（见施密特1971，86），但他显然受到莫勒斯霍特关于“自然是一个循环过程”这种自然观的影响。马克思发现，这种自然观与彼得罗·维里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证维里的话时，对维里的思想是赞同的。
根据被赋予“科学的”这个形容词的重要性（恩格斯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苏联正统的著作家用这个词来描述所谓的“科学的’杜会主义或“科学的“共产主义），看一看马克思本人使用这个形容词时赋予它的含义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资本论》未完成的第四卷的草稿）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线索（1968；见马克思，1963－1971）。在第九章（第二节）中，马克思比较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经济学。他说，李嘉图“把无产阶级看成同机器、驮畜或商品一样”，因为从李嘉图的观点看，“无产者只有当作机器或驮畜，才促进‘生产’”，或者说，“因为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生产中实际上只是商品”。马克思认为，这不是“一种卑鄙的行为”。“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而且，“只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而且他在实际生活中也确是一个博爱主义者。”
“马尔萨斯牧师”与李嘉图就完全不同了。“他也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驮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于饿死和当光棍的境地”。而且，马克思说，“在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和停滞的阶层的某种利益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牧师’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马克思认为，“为了这个目的”，马尔萨斯“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然后，马克思断言，“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克思接着又说，“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
因此，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科学的”一词的意义似乎是“无偏见的”和“真正的”，所以并不包含某种特别的研究方法或检验方法的任何直接内涵。而且，“科学的”一词似乎也不是指论题或内容中的任何特别的限制。马克思在下一个片断（第二部分，第九章，第三节）中明确了这一点；在这里，马克思举出了三个例子“表明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
在马克思的已经编辑和出版的著作中，我找不到任何对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Revolution）或一般的科学中的革命，或任何科学中任何特定的革命的论述。（但是，在很多地方提到产业革命和革命性的机械或工业的发明。）我也没有能够找出马克思对科学产生进步的途径或方式的任何分析，甚或科学发现的顺序中主要事件的清单。但是，马克思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技术和工艺的历史发展——这似乎是这一领域中对一种进化的历史的最早建议——进行了一个有趣的讨论。
许多年来，在历史学的文献中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即卡尔·马克思曾希望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而且曾写信给达尔文征询达尔文本人的允诺，但是达尔文拒绝了他的敬意。现在可以明确的是，达尔文拒绝承受这一荣誉的一封信的草稿是写给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的确曾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平装本送给达尔文。这一卷同达尔文图书馆的其他书仍然保存在一起。它告诉我们一个奇妙的故事。在该书扉页的右上角题写着：
查尔斯·达尔文先生
他的真诚的敬慕者
卡尔·马克思
1873年7月16日于伦敦
莫德纳维拉斯
梅特兰公园
马克思把一本有自己题辞的《资本论》送给达尔文的决定，显然是在该书出版一段时间之后作出的，因为送给达尔文的书并不是1867年的第一版，而是1872年的第二版。达尔文没有通读马克思的这整部著作。当我在达尔文的唐恩的家（肯特）中考察时，我发现这部书只是被翻到第105页（全书共822页）。另外，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明达尔文对马克思著作的看法（他可能有某些看法）。
马克思在《物种起源》面世（1859）八年之后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版中没有提到达尔文。达尔文和进化论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一二版的两个脚注中（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二版问世以后，把他的一本书寄给了达尔文）。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的这两个脚注中直接地明确提到达尔文。在其中的一个脚注（第一卷，第十四章，第二节；参见中译本《资本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关于人们通常所了解和熟悉的科学（即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马克思没有写过多少文章或著作，而恩格斯对这些科学，这些科学的发展和革命，则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人们最熟悉的他的一本著作就是《反杜林论》（它的另一个标题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作者称（1959，9），这本1878年用德文发表的著作（第二版出版于1885年，第三版出版于1894年）决不是探讨各种科学的“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而是相反；它是作者对“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感到愤怒的结果。杜林声称发现了这些规律，而恩格斯则发现，它们同杜林“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一样，是以其“谬误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