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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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为普遍，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自然科学家中间是如此。　　　　
　　关于这个“下一位小数”集合的一个经常被引据的例子是A。A．迈克尔逊，他以测定光速和参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而闻名。在芝加哥大学1898－1899周年大事表中，他发表了他就芝加哥大学赖尔森物理实验室的忘我精神发表的演说的一个摘要，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引自巴达士，1972，52）：“尽管我们从来都不敢有把握地断言物理学的未来没有甚至比过去的那些人物更令人惊叹的非凡人物，但是，绝大多数主要的基本的原则似乎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说过，物理学未来的真理要在第六位小数中寻找”。迈克尔逊的同事R．A．密立根认为（1950，23－24），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就是开尔文勋爵。密立根说，迈克尔逊后来可能“为这句话而深深地自责”；但是迈克尔逊在不止一个场合重复过这个说法。1903年，他在《光波及其应用》一书中说：　　　　
　　在测量科学中如何运用极限值呢？简单和一般说来，答案似乎是：在所有未来的发现中，大部分发现都必定在这个范围之中。物理学比较重要的基本规律和事实都已被发现，而且这些规律和事实现在被如此牢固地确立了起来，以致由于新发现的原故而取代它们是极其不可能的。不过，人们发现，对于其中的大多数规律来说，有许多明显的例外，而且，当观察达到一定局限，也就是说，当实验的环境达到能够考察极端的情况时，尤其如此。这样的考察可以肯定不会推翻规律，而是将发现其作用产生明显例外的事实和规律。　　　　
　　1897年，在伦敦出版了查尔斯·埃默森·柯里写的一本书《电和磁的理论》。我不知柯里为何人（他的名字并未出现于《国民传记辞典》和《科学家传记辞典》中，在《世界科学名人录》中也找不到）。但是，他的书是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而作者显然是相当有些名气的，从而有幸请路德维希·玻尔兹曼作序。开始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理论物理学的所有学科，除去电学和磁学外，在科学目前的状态下，都可以被看作是结束了的，也就是说，年复一年，在它们当中只发生了某些无关紧要的变化”。后来因其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而相当出名的两位物理学家——普朗克和密立根——都曾表现出对物理学之未来的悲观主义。1875年，普朗克曾为在古典语文学、音乐和物理学这些学科中为自己选择一个职业而感到为难。他不顾菲利普·J．G．冯·乔利的劝告，选择了物理学。乔利教授曾经告诉他，在那一学科中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迈斯纳1951，75）。密立根（195O，269—270）说，18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社会科学的新的“活的”领域刚刚在开辟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同学“继续讥笑他坚守一种像物理学这样的‘已经完成的’而且是‘死的学科’”。　　　　
　　19世纪有关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的整个历史，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写成一本书。三位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我们将在稍后一章中探讨。但是，我们将首先转向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革命，即达尔文的革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达尔文的革命使进化这个概念广为流传，这个概念对于削弱一些科学家对存在科学革命的确信最终起了促进作用。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9章　达尔文的革命　　　　
　　　达尔文的革命是19世纪科学中的主要革命。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宇宙观，而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场比自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得以再生以来任何其他科学的进步更伟大的变化”（迈尔1972，987）。达尔文的革命是人们通常所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中所提到的唯一的生物学革命。人们通常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一般都与自然科学家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哥白尼、笛卡尔、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和海森伯。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3，16：285）敏锐指出的，达尔文革命是给予人类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以沉重打击的三次革命之——其他两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命和弗洛伊德本人开始的革命。而且，达尔文革命与科学中所有其他革命不同，因为，就我所知，它是在对其理论的第一次充分表述包含着它将产生一场革命这样一个正式宣言的唯一一次革命。　　　　
　　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的革命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超出科学之外的内容，产生于人们所说的并存的思想革命。甚至对于科学家们的反应来说，这也是事实，因为科学家同其他人一样，其看法要受到他们的哲学淙教及其他先入之见的强烈影响。所以，达尔文的一位批评家坚持认为，《物种起源》对他的“道德趣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说，达尔文是从“原因是上帝的意志”这个观点出发的。这位批评家说，他能够“证明”上帝“代表着他的创造物的利益”，而且他担心，达尔文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最终将使人类“受到一种可能使它变得野蛮和残忍的伤害”。他还担心，达尔文将使“人类败落到一个比以前它曾陷入的更严重的退化和堕落的境地，因为它的文字记载向我们表明了它的历史”。这些担心出现在剑桥大学伍德沃德地质学讲座教授写给达尔文（达尔文，1887，2：247－50）的一封信中。该信最后的署名是“您的忠实的老朋友”亚当·塞奇威克。这个颇具感情色彩的说法强调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告诫中的预言的事实。赫胥黎曾警告达尔文（同上，231）：“除非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然你就要受到相当多的侮辱”。　　　　
　　达尔文对革命的看法　　　　
　　在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11年之后，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他写就《物种起源》最后一稿时，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不仅宣告了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也使为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采取的行动制度化。达尔文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阅读的杂志中有大量谈论政治革命、革命活动，甚至科学中的革命的文章或文字。尽管在英国有一些工业不稳定的迹象，但是，英国人并未感觉到革命的威胁；他们唯一的革命经历要上溯到1688年的那些日月，而且，与1789年或1848年的革命相比，光荣革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平静的变革。所以，英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以一种超然的安之若素的心态来认真思考革命，至少是科学中的革命。在《物种起源》出版前几十年，达尔文可能早已熟悉革命变革的形象（详见&；amp；19．1），而且他在自己的书中有好几次明显谈到科学中的革命。　　　　
　　其中有一处是在第10章，在此，达尔文称赞赖尔的“自然史中的革命”。此外，在第9章（1859，3O6）讨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时，达尔文写道，“在我们的古生物学思想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其中对他自己理论作了充分的和正式的声明）中，达尔文直率地说：“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见解，或者有关物种起源的类似见解，一旦普遍地被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隐约地预见到，在自然史中将发生一场重大的革命”。这个表述有一种特别的达尔文的韵味。它以一种人们所熟知的达尔文独有的谦虚体现和包含在“我们可以隐约地预见到”这些词中，但是，它接着又大胆地和有力地宣告“一场更大的革命”。　　　　
　　在一个正式的科学出版物中声言革命这件事，在科学史中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许多科学家在通信或手稿中，在笔记或个人的研究日记中都写道，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革命性的，或者是引起或产生革命的。拉瓦锡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一篇后来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提到新的化学，以及必然要用革命（化学基础中的革命，因而影响到教育）特有的字眼创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命名法，但是，就像达尔文一样，他在充分描述新的理论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术语。　　　　
　　我们没有有关达尔文关于革命或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发展的直接证据。他肯定熟悉居维叶所使用的地质学意义上的革命概念。赖尔的著作继续了这一传统。赖尔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914）中有一章论述了过去时代的“许许多多巨大的地质学革命”。我们从达尔文的自传中还得知，他把法国大革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描述他在剑桥同亨斯罗教授的交往中亲眼目睹的一个可怕的事件时，达尔文写道，它是一幕“几乎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可能经历过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说的是，有两名盗尸的罪犯被逮住了；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去时，“忽然来了一帮凶恶的流氓，把他们拦住，从警察手中夺去了他们，并且拖着他们的双腿，在泥泞的石子路面上行走”。这两名罪犯（受害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污泥，满脸流血：这是被这帮人踢伤和被石块击破的”，所以，“他们简直好像是死尸一般”。长久地埋在达尔文记忆中的这个暴力的经历，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对于达尔文来说，科学中革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暗指变化的无用的隐喻，而是指侵犯科学知识的既成体系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变。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种起源》发表10年半之前，达尔文写信给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爵士（1887，2：23）说：“光明终于闪现出来”。“我几乎确信（与我原来所持的观点相反），物种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谋杀）永远不变的”。我们也许可以同意已故的沃尔特·费伊·坎农的说法（1961）：达尔文的确是在认真思考谋杀，思考“赖尔根据他的关于永恒的稳定性的均变论原则所拥护的对一切东西的杀害”。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里，达尔文从把科学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谋杀”（破坏）既成的思想这个1848年以前的观念发展到在1859年骄傲地宣告“一场重大的革命”。在提出谋杀（破坏）和革命这两种看法之间的这12年时间里，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结果。这些事件在达尔文在那些年中阅读的杂志中是很突出的（见&；amp；19．1）。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到1859年，正当达尔文要完成《物种起源》一书的写作的时候，科学中革命的思想还是虚无缥缈的。林奈学会（伦敦）主席托马斯·贝尔在他1859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科学中的革命，这是对学会过去一年活动的评论的一部分。他说（盖奇1938，56），“只有在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够合理地预期任何突然的和辉煌的创新，这些创新将在任何学科的知识的特点上打上一个明显的和永久的印记”。他继续说，像“培根、牛顿、奥斯忒、惠斯通、戴维和达盖尔”这样的人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是上帝保佑的，目的是在人的周围环境和追求中引起某个重大的变化”。关于科学革命和革命者（上述六人中有四人是活着的同时代人）的这些评论，是对他的主要观点的一种注解：“已经过去的那一年，的确不是以任何那些惊人的发现——一它们同时使与之有关的科学部分革命化——为特色的”。这些评论或注解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在那一年中，在林奈学会中宣读了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初步报告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论文“论变种无限背离其原型的倾向”。　　　　
　　当宣读这些论文的时候，贝尔一直在主持会议。研究林奈学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贝尔显然不怎么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他正在主持的会议上关于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思想中的一场革命的开始”（盖奇1938，56）。此言甚是！但是，在目前更为重要的是，贝尔意识到在科学中发生了革命，而且生命科学正在为革命作准备。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关于自然史中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贝尔以主席身份所作总结的一个直接回答。　　　　
　　达尔文革命的早期阶段　　　　
　　达尔文的进化论清楚地展示了从早期思想基础的革命到论著中的革命的发展阶段。达尔文在随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作环球旅行（1831—1836）期间的经历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他对化石的研究以及对“现存的动物在形式上与已灭绝的物种有紧密联系这一自然法则的确认”；但是，如恩斯特·迈尔（1982，395）坚持认为的，“在1831年参加比格尔号环球旅行的达尔文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