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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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一场“大革命”，是因为“法国式的君主专制制度一去不复返了。”“专制政府的工具，星法院和高等宗教事物委员会，被永远地废除了”，而“议会对税收的控制则被认可了。”不过，希尔又指出，这“是一次很不完整的革命，”“在1640年到1660年期间，曾经有过两次革命，其中只有一次成功了。”希尔还坚持认为，曾经有过一场“伟大的人类思想中的革命”——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就……即政治问题也许可以通过讨论和辩论来解决，”“实惠和权宜之计比神学和历史更为重要，”而且，“无论是文物研究还是在《圣经》中寻章索句，都不是导致国家的和平、秩序及繁荣的最佳途径。”由此看来，我们应当同意希尔的这一观点，即它构成了“一场如此伟大的思想革命，以致于我们难以想象在此之前人的思想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在这本书中，希尔总结了一下自1640到1660这20年的影响，他把“受挫失败的”“清教徒革命”与“无法毁灭的思想中的革命”进行了对比。后者包括王政复辟后组成皇家学会的那些人导致的科学革命和“这一皇家学会要为之献身的散文革命。”
19世纪以前，人们一般不把这场所谓的英国革命称之为革命；在其出现的世纪中，人们把它称作“大叛乱”和“内战”。19世纪的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撰写了一部十分有影响的六卷本的《英国革命史（1826…1856）》，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二者都以弑君为特征）进行了对比，并且对英国相对温和的革命学说大加赞赏。这部书特别令卡尔·马克思怒火中烧，他在1850年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对基佐进行了抨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讨论了英国革命（当然也讨论了光荣革命）。到了20世纪，许多有关英国史的著作都把英国（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一并提及。
光荣革命
尽管17和18世纪许多历史和政治书籍的著者把英国革命称之为一场革命，但在当时，它并没有被普遍认为是渐渐形成的政治革命概念的具体体现，我们这里所要追溯的正是这种概念的历史。确切地讲，思想主流中的第一次现代的革命是光荣革命，这也许是因为，它所导致的变化是持久性的。18世纪中叶，在《法国百科全书》关于革命的条目中，光荣革命被列为典型，而英国革命甚至没有被提及。在第一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771，3：550）中，据说“政治中的”革命被定义为“政府中的重大变化或转变。”有人说从这种意义上讲，革命这个词被“显著地”用来表示“1688年英国的重大事件，这一年，詹姆斯二世国王放弃了王位，奥兰治亲王和王妃被宣布为英格兰的国王和女王。”40年以后，在出版第四版时（1810，17：789），《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举了四种含义的政治革命：“所谓英国发生的革命”（光荣革命，1688），“美国独立战争”，“18世纪末左右波兰发生的革命”（这场革命使波兰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了），以及“法国大革命”——“无论从伴随它所发生的事件或由它产生的结果来看，它是所有革命中非凡无比的革命。”
光荣革命由两大事件和导致它们的两个阶段组成：詹姆斯二世的逊位，威廉和玛丽的即位。与后来历史上的大部分革命不同，尽管这场革命也伴随有大规模炫耀武力的情况，但相对来说它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革命使君主国的天主教路线改为新教路线，并且使王位继承人永远是新教徒有了保证。不过，十分有意义的重要之举是，证明了国王的权力并非绝对是神授之权，它需经过被统治者，至少是议会所代表的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据说，当王位因詹姆斯已经——据宣布如此——“放弃了”统治权而出现“空缺”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并没有宣布他已经被‘废黜’，或已经‘forfaulted’亦即‘丧失了’王权”（乔治·M．特里维廉1939，145）；“‘空缺’这个词从理论中已经打破了神圣的世袭权，”而往位继承法 把王位共同授予威廉和玛丽，则从实践上打破了这种权力。在1689年的一年里，英国人的一些权利和特权在构成《民权宣言》的一系列“条款”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这一文件提出了一些威廉和玛丽要当国王和女王必须接受的条件。除非他们承认已公布的对皇权的限制，否则他们就不能登上君主的宝座。在威廉和玛丽同时接受王权和《民权宣言》时，他们在形式上同意了一项契约，该契约无需进行根本性改动已有三个世纪了。英格兰已经“有了一部宪法草案”，它已经在发挥作用并且已经奏效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权宣言》“并没有引入任何新的法律原则，甚至没有提及对不信奉国教者的不容和法官的终身制等问题，尽管大家完全同意，立即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特里维廉1939，150）。
今天，光荣革命所具有的革命性看起来也许是微乎其微的，尤其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相比，更是如此。但在随后的18世纪中，像保守的大卫·休谟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这些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一致承认，君主的统治者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这一原则很有意义。在普里斯特利看来（1826，286—287）：
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威廉国王统治下的革命时期。正是在那时，在经历了多次动荡、经历了政权机构的不同成员为争夺权力所进行的频繁的争斗（参与者中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血的代价）之后，我们的宪法终于确立了下来。像这样非凡并且取得了如此可喜成就的革命，直到近年来美国和法国发生了更加非凡的革命之前，恐怕在世界历史上都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正像休谟先生所说的那样，这场革命割除了一些以世袭权为依据对权力的要求；当一位王子被选中时，他要在一些明文规定下才能获得王位，并且把他的权威建立在与人民权利相等的基础上。
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讲，这是一场慈善的革命。毫无疑问，光荣革命因此有助于在思想上把革命与进步观点连在一起。
在光荣革命中，进步与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题为《英国革命》的一篇文章中，阿克顿勋爵（1906）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描述了这两个方面。阿克顿在文中介绍了伯克和J．B．麦克莱的观点，他说，麦克莱“煞费苦心地指出，1688年的革命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它远远不如对近代错误的纠正，而且又回到了古代原则那里。”这场革命“基本上是君主政体方面的，”“统治阶级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没有出现社会的贵族势力向民主势力的力量的转换。”无论是非常议会中还是随后的《权利法案》中都没有提到“自由政府，宗教自由，国民教育，解放奴隶，贸易自由，救济贫困，出版自由，政府团结，辩论公开等。”尽管如此，阿克顿依然认为，这场革命是“英国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因为“它在契约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家政权，并且订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即违背契约就会丧失王权。”既然是“议会授予王权，并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授予王权，”议会“在行政方面和立法方面就成了最高的机构”：“这一切并不是恢复原状，而是转化”（P．231）。
在把革命的两大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府形式的改进和恢复更为古老的原则或状态——连在一起时，光荣革命使本意为循环的“revolution”这个词的用法有了发展，即它可用来表示变化所具有的非凡性。最终，随着这个世纪的消逝，revolution结果成了这样一个词：它主要是指某种全新的事物的输入，就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那样，而且不再指重新肯定或复辟了。
光荣革命所带有的恢复旧状的色彩，在第16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823，17：789）的关于政治革命的综合条目中阐述得很清楚。文中说，这场革命不仅规定（重新规定）继承人应为新教徒，而且宪法要“恢复其原有的纯洁性。”此外，这一“重要事件”“巩固了”——而不是规定或首次提出了——“不列颠人的权利和自由。”这类似于克拉伦登（d．1674）在其所著的《英国叛乱和内战史》（bk，11，&；amp；207）中对“revolution”这个词的使用。克拉伦登把1660年复辟后的那段局面，描述成这样一种情况：“王室中许多受排斥的成员良心泯灭，义愤皆无，他们忍气吞声，许多年没有对王室采取更进一步的步骤，一直到革命时为止。”
在托马斯·霍布斯有关长期国会的历史的著作中（1969，204）可以看到，作者的论述很有说服力，在他的笔下，恢复或循环几乎有着相同的政治含义：“我发现，在这场革命过程中，最高权力在循环运动，这一循环是在一父一子两个篡位者之间进行的，从已故的国王开始”到他的儿子为止。最高权力的循环“从查理一世国王到长期国会；又从长期国会到残余议会；再从残余议会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然后又从理查德·克伦威尔（即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长子）回到残余国会；随后由此到长期国会；再从长期国会到查理二世国王，循环在这里有可能滞留很长时间。”克拉伦登伯爵在1660年9月13日《论军队的遣散》的讲演中，曾求助于另一种循环，即行星的周期性运行：“占星学家进行了似是而非的辩解（但愿它是真的），即过去20年间的所有这些运动＇！＇已经成了非自然的运动，而且它们都是由一颗邪恶的星星的罪恶影响引起的；尽管存在那些邪恶的星星的影响，但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妨碍。上述占星学家向我们保证，星星的邪恶被排除了；天国仁慈的守护神逐渐占了上风，并且制服了邪恶势力，而我们原来那些仁慈的星星们又重新统治我们了”（《国政短论集》，1692，3）。
我不知道，人们首次把历用年的革命称之为“光荣的”是什么时候，不过我知道，在当年，约翰·伊夫林在写给塞缪尔·佩皮斯的信中问道，究竟怎样“我也能在这场惊人的革命中为您效劳呢？”在第二年，一本教科书中提及了“这场伟大的革命。”早在1695年，人们就用“revolutioneer”（“与革命有关的人”）这个词来指支持1688年诉诸革命解决问题的那些人。据说《国政短论集》（1692）中1660－1669的那卷曾打算“说明后来的那场革命的必要性和明确的合理性。”18世纪初的几十年中，也曾有过许多关于1688年革命的论述；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英语词典》中，“revolution”的第三个定义为：“政府或国家状况的变动。我们用它来……表示在承认威廉国王和玛丽女王后所产生的变动。”
在法国，支持保守的天主教观点的人并不认为诉诸革命是件有益的或光荣的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循环，以及被处死刑的查理一世和仓皇溃逃的詹姆斯二世之间的一种相似，他们二者都曾是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并且都失去了各自的王位，他们都被新教徒取代了：一个被克伦威尔取代，另一个被奥兰治的威廉取代。有人担心，在法国也会出现类似的革命循环，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法国耶稣会会上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公爵所著的《英格兰革命史》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些事件中并不存在什么不可抗拒性。诚如他将此书（1711年译成英文，1722年又印行了第二版）题献给路易十四时所说的那样，“‘过去之事（美国革命）……未能制止，并非陛下之过。”若路易之“忠告得以采纳，”且其“继承人也接受这些忠告，则英格兰国王仍会雄居在他的宝座之上。”
然而，法国的新教徒们在1688年的革命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在那一年的年底，皮埃尔·朱利奥在《牧人寄给巴比伦监狱中呻吟的忠于法国的人们的信》中，表述了他这位新教徒的希望：这场“伟大而惊人的革命无疑将导致其他一些革命，这些革命毫不逊色于”（引自古利姆特1975）威廉和玛丽通过革命继承王位。朱利奥发现了希望，“无需流血、刀光剑影和火焰，反基督教者（即路易十四）的暴政就会垮台。”1691年，在讨论查理一世被处决和克伦威尔的飞黄腾达时，天主教徒雷冈纳特产生了这样一种想象，“那些无所事事的和不安分的灵魂讨厌过持续安定的生活，他们喜欢革命；简而言之，所有那些希望在变革或普遍的动乱中获利的人，都加入了这个阴谋集团，并且不遗余力地促使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