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技巧-第4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斯大体所讲的两句话，都属于言论，所以这里的引用属于言论引用，而且属
于连续性引用。

③事实与言论合引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研究问题忌带片面性时，同时引用了孙子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两句言论，然后
又引述了《水游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这属于事实（原小说中虚构
的事实）。这是言论与事实合引。


④引文引申
毛泽东引用某些言论或事实的目的，有时只是为了作为引发更生动议论
的根据。例如，1935　年12　月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有这样一
段话：

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
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
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
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战
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
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
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
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仅仅根据《孟子·尽心下》中“春秋无义战”一句话，引发出这样多
精采的议论：从春秋时无义战，引发出当时的帝国主义无义战，又引发出中
外一切革命战争都是义战，最后引发出凡义战都互相支持、把非义战转变为
义战。这些议论，真是谈笑风生。毛泽东像这样根据引文的内容大量引申或
发挥重要议论的情况是很多的，特别是在《矛盾论》中，这种情况更多，诸
如根据列宁关于事物由“对立”成为“同一”及怎样成为“同一”的观点，
发挥出矛盾转化的一大篇议论；根据列宁的“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对
立的斗争”是绝对的观点引发出各种矛盾相对稳定和绝对变化，以及斗争、
转化过程和条件等一大篇议论，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毛泽东用引用的内容作为自己观点或作法的根据的同时，他还常常通过
对引用内容中关键性词语的生动解释来引发出更生动的议论，从而进一步证
明自己观点或作法毋庸置疑。例如，他在1940　年2　月20　日在延安宪政促进
会上发表演说时说；

（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
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
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
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
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
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
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
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
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
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
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新民主主义
的宪政》）

这段话的观点是，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拖延召开实现全国
民主的国民会议就要“促”。毛泽东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的话，是说孙中山就
主张“促”。这说明毛泽东言之有据，并非胡诌，然而，毛泽东并未止于此，


他又对孙中山遗嘱中的“至嘱”、“最短期间”作了别出心裁的解说，进一
步强调“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最后还据此生发出对孙中山那些“不肖子
孙”（指蒋介石）如何违背孙中山意愿的一大篇议论，更是妙趣横生，具有
极强的战斗性。

毛泽东借引用的词语进行引申发挥时，往往还结合实际情况作别开生面
的议论。例如，有的同志因争评级别待遇未达到目的而流泪时，他批评说：

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
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
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
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
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
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
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坚持艰苦奋斗，密切
联系群众》）

这段话中，根据引文中的“男儿”仿造出一个“女儿”，根据“只因未到伤
心处”仿造出“只因来到评级时”，这都是运用仿化法对引文作的发挥；另
外，又解释了什么是“应该伤心处”，什么时候可以“流几滴泪”，除此之
外，还讲一些无原则的小事就“无须闹”的道理，这些都是引申性的议论，
并且引申得都十分自然、生动。

以上所说的各种引申性议论，实际上都属于借题发挥，它们的“题”都
是各种引文。除此以外，毛泽东还经常引用一些反面内容，把它作为批判或
反驳的根据。这方面情况，人们较为熟悉，这里不必多说；其中有的引文是
为了作为对比或陪衬性的材料，有助于突出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比如，他用
孔子仅仅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这个事实，来说明延安青年比孔子的弟
子要多得多；用孔子的学生不能从孔子那里学得更多的劳动技能的事实，来
说明延安青年更进步，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都是把孔子及其学生的史实
引用作为对比和陪衬来使用的。又如，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借
“伊索寓言”里”农夫与蛇”的故事，用“蛇”比喻假意友好的美国侵略者，
告诫诚实的中国人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等等，也是把引用的内容作
为反面材料来使用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运用引用法，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完全根据实际
需要。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需要，他就引用，甚至可以多引，哪
怕是一个人的言论，他也不怕多引，否则就少引，或竟连一条也不引。据笔
者印象，《毛泽东选集》（1—4　卷）中所引用的内容，对孙中山的言论引用
得最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原引或全引。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毛选”四卷
中的文章和讲话，与国民党和蒋介石论战的篇数比较多。孙中山是国民党的
领袖，国民党尊之为“国父”，蒋介石又总是宣称他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
人”，但他们却是背叛孙中山和他的新三民主义的人。毛泽东更多地引用孙
中山说过的革命言论与国民党蒋介石论战，自然最有力量。

另外，对于同一人同样内容的言论，只要他认为需要，毛泽东也不惜反
复引用。例如，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有这样的话：“在中国，
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


的优点之一。”这两句话，毛泽东在他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
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三篇文章中都引用过。这是因
为斯大林的话对毛泽东闸述有关问题是十分典型和必要的缘故。不过，为了
避免行文呆板，他在不同的文章或讲话中引用同一条引文时，往往有所变化。
试比较下面对同一条引文的不同引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学习和时局》）

对于同样一条经典言论的引用，毛泽东竟然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引法。列宁所
说的话的原文，见于《列宁全集》第25　卷《共产主义》一文，该文中列宁在
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贝拉·贡时说：“他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这条言论时，用的是意引法，“本质”、“灵魂”
等词语在前，“具体分析”等词语在后；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引用这条
言论时，用的是截引法，“具体分析”等词语在前，“本质”、”灵魂”等
词语在后。然而，这两种引法，均与原文原义相符，但又显得灵活而富于变
化。


后记

作者生于旧社会，以曾经生活于毛泽东时代而感到光荣。毛泽东逝世以
后，一直想写点什么，以示纪念；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为了继
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更重要的是出
于对毛泽东的崇敬，终于下定决心，撰写一部较为系统的关于毛泽东语言艺
术的评著。现在，全部书稿算是完成了，似乎了却了十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然而随之又感到一阵怅惘：这部书稿的内容深度与最初的设想差距甚大，未
能充分和有力地揭示出毛泽东语言艺术的底蕴精髓。这是不是由于受到刘勰
所说的“方其拟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和“意翻空而易奇，
言征实而难巧”（《文心雕龙·神思》）这样的规律制约所致呢？细想起来，
有一些，但也不完全是。作者为能力、资料和时间等主客观条件所限，因而
不能尽加人意，原是意料中事：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则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
确有如本书《代序》标题所说的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毛泽东语
言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对毛泽东语言艺术展开准确而
全面性的研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几乎令人望而却步；即使主客观条
件完全具备，即使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单纯地去研究它，某一个人在短时间内，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者研读过毛泽东的一部分文章和讲话之后不久，便意
识到了这一点；在研究和撰写的具体过程中，就更加感到吃力。如果作者当
时稍有犹豫，就会停止研究，中道辍笔。这部书稿，只是在当初决心的支持
下，才得以最后完成。据此，尽管在研究和撰写的具体过程中，未曾丝毫怠
慢偷懒，但对它也不敢寄有太高的希冀：只要它能对青年朋友多少有所裨益，
同时能以此稍微告慰毛泽东的在天之灵，则我愿足矣。

本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在周慕珍同志协助下撰写的，其中有些内容由
她执笔；我的朋友方东同志细心地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
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