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水浒-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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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具体的排座次。鼓上蚤时迁屡建奇功，却排名倒数第二，大刀关胜一个打了败仗的降将却高居第六，就连白日鼠白胜这样的酒囊饭袋也排在时迁前面，还不是因为他资格比时迁老？其实还有比白胜更酒囊饭袋的的人物，此人不用远找，宋江的弟弟铁扇子宋清便是。白胜好赖还有些功劳，智取生辰纲时他的比较出色的表演起了重要作用，江州劫法场之役他也是个参与其事的头领，梁山大排座次后，给众好汉分配职务，白胜是“军中走报机密头领”，大概是负责侦察、联络的吧，总还不是个白吃饭的。而宋清哪有半点功劳？排座次前后，两次安排职务，都是“排设筵宴”（也许宋江也知自己这个弟弟草包一个，所以才给安排一个不用上阵无生命危险的后勤美差？）但就是这位铁扇子宋清，却在七十二地煞中排第四十，总排名第七十六。没羽箭张清的两个副手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位居其后。他们原是官军将领，论武艺肯定当在宋清之上。梁山泊初建时的元老宋万、杜迁、朱贵也排在他的后面，至于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更是远在其后。要论身手，大概有三五个宋清也靠不到顾大嫂的身前吧？但宋清既然是总头领宋江的弟弟，排在这个位置，众人也便不觉有何不妥了－－倒是我们这些代人抱不平的现代读者多事？
所以，不要过于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它有真实的一面，在好汉自由地闯荡江湖时，他们往往会因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便“皆兄弟也”。但是一旦都上了山，组织成一个类似帮会的集团，等级便必然要建立，权力的分配也就开始，而分配权力排座次则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一门大学问。
也许上述关于排座次的议论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更准确，即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诚地希望在他的水浒世界里缔造出一个温暖而又平等的梁山泊的，而且是真的相信已经缔造出来了。但是一旦落笔到排座次，那些久已无形地沉积在他心中的古老的价值信条就在起作用了，悄悄地瓦解了他那初始的人人平等的梦幻，于是一张座次表便传达出他始料不及的丰富的信息，成为了解某些社会历史观念的一把重要钥匙。当然，它也说明了，“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其实只是个美好而不可能全然实现的梦幻。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美国学者杰克逊在他的英译本《水浒》之“序言”这样说道：“《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了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水浒传》也可以作为人类本性反抗非正义现象的一个例证。”
这种评述符合一般大众对《水浒传》的印象，即有一条重要精神贯穿着《水浒》，这就是：平不平。
在第四十四回中，挑着一担柴进城来卖的石秀见一群无赖围殴病关索杨雄，便奋勇来助杨雄，将众无赖打得东倒西歪，赢得了路经此地旁观了这一幕的戴宗、杨林的赞赏：“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
又如第五十八回中说道，大名府画匠王义带女儿到华山进香，被华州贺太守强夺了女儿，并将他刺配远恶军州。途经少华山，恰遇九纹龙史进。史进杀了两个防送公人，将王义救上山，又去华州冒险行刺贺太守，事虽不成，但他奋身所为，正是典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再如第三十回中，武松醉打蒋门神后，对众人宣称：“我从来只打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与此相似的是，戴宗也曾向宋江介绍李逵说他“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
当然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达。当侠义慷慨的鲁达一开始便在水浒世界里大踏步地出场时，这种平不平的精神就被他一腔热血燃烧着带到了鬼蜮横行的人间：先是救护金翠莲，打死镇关西，此后便亡命江湖展开了一系列锄强诛暴的行动：痛揍小霸王，火焚瓦官寺，大闹野猪林，……一路上“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展示了人间最充分的义侠精神。
这一切都说明。梁山好汉中确实有可敬、可爱的汉子，如奋身忘我、锄强扶弱的鲁智深，如单纯豪爽、勇敢而富有血性的九纹龙史进，他们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好汉”－－好样的汉子。
只可惜，梁山泊中这样的好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只是因为开篇鲁达故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使人误以为梁山好汉个个如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梁山好汉的普遍行径。实际上，通读一下《水浒》，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即便是拔刀相助，它的正义性有时也要打个折扣，这就是下面要说的：
混乱的侠义观
梁山好汉中颇有一些人是喜欢以侠义自居的，尤其是武松，动辄宣称自己专打不明道德的人，而一般人心中，也往往会以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是他们在溷浊的人间主持着正义。
这种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如上节所说，梁山好汉中确实有慷慨正直的汉子，奋身忘我地去诛锄人间的邪恶，但这部分人事的比例实在不应高估。
许多好汉心里，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崇高的道德律令的，这些江湖人物的行事，更多地是为一己之恩怨情感所支配。
这一切信息在水浒世界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九纹龙史进的故事中就已透出。史进最初在史家庄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无疑是与附近的少华山强人在立场上是相对的。所以跳涧虎陈达带领强人到史家庄借路，跟他扯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时，史进毫不买帐，出马便擒了陈达。但少华山其余两位头领朱武、杨春行了一条“苦计”，来史家庄跪请受缚，愿与陈达同死，史进受了感动，将他们都放了。但再接下来故事的演进就耐人寻味了：过了十数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使两个小喽罗，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史进）初时推却，次后寻思道：“既然好意送来，受之为当。”……又过半月有余，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掳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喽罗连夜送来史家庄上。史进受了，不在话下。
又过了半月，史进寻思到：“也难得三个敬重我，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裁成三领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了，委两个庄客去送。
史进虽然单纯，但并不是弱智，他也该当明白，少华山三头领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来的。但他没有去想这些，或者认为根本不必要想这些，要紧的是他们是“好意”，是“难得敬重我”，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就是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侠义观、道德观，重人情，遂至立场不分。因此豪侠的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的黑店里，一旦与张青结为兄弟，那就任由他们夫妇将做人肉包子的黑店开下去，不再过问干涉。同样，地方恶霸金眼彪施恩能凭几顿好酒好肉，就请武松平了蒋门神，替他夺回黑道地盘（参见“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金银话题”中“黑道攫财”一节），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更妙的是，任何版本的《水浒》，讲说这一段时，回目统统是：“施恩义夺快活林”。可这“义”字从何说起呢？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三国演义》关羽华容放曹那段的回目是：“关云长义释曹操”，这里的“义”字又是从何说起呢？
答案很简单，是从个人的情感说起。《水浒》中是频繁地使用“义”字的，如仗义疏财，如聚义，如结义，等等。可这里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对《水浒》中的“义”剖析得很清楚：“义”字确实有“正”、“宜”、“善”的意思，如“义士”、“义举”、“见义勇为”等，但它还有一个相反的意思，那就是“假”，如义父、义兄、义足、义肢等。因此所谓的结义不是“结伙伸张正义”，而是说“结为义兄弟”，至于结为义兄弟以后干什么，那可就难说了，固然可能是同去伸张正义，但结伙为非作歹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如宋江发配江州时在揭阳镇先后遇到的混江龙李竣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儿张横等这群混世魔王。“聚义”的含义也不外如此，绝不是如某些人一厢情愿地理解得那样“聚而起义”，所以孔明、孔亮两个地主少爷因私忿杀了另一个地主后上山造反，书中也称为“聚义”。
总之，水浒世界里轰轰烈烈的好汉故事里，真正的侠义精神，虽不能说没有，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少，推动这一幕幕江湖故事演出的，更多的是：
快意恩仇
“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
这些都是在侠义小说中最容易见到的话，把它们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
早在《史记·刺客列传》里，就可看到对“快意恩仇”的演绎，传中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为报恩慷慨赴死，为报仇亦慷慨赴死。他们惨烈的行动，固然有如荆轲刺秦王那样兼及力抗暴秦的天下公义的，但更多的是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游侠列传》中的大侠郭解，则“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
到了唐传奇中，快意恩仇更是成了那些来去倏忽的侠士行侠的主要动力，或报主人之恩，或酬知己之情，或复家族之仇，演绎不尽的是个人恩仇，红线、昆仑奴、聂隐娘、古押衙、谢小娥、贾人妻……，莫不如此。
《水浒传》也不例外。晁盖等为报宋江通风报信活命之恩，一在梁山扎稳了脚跟，就派刘唐给送去百两黄金；宋江为报坑陷之仇，江州法场上刚捡回一条命，就带众好汉攻破无为军，活捉活割了黄文炳；梁山好汉为报朱仝几番相助的情分，不惜使出辣手，派李逵劈死小衙内，强拉朱仝上山；石秀为报被冤屈之仇，怂恿杨雄将老婆潘巧云开膛破肚……水浒世界里，最能体现这种快意恩仇精神的是行者武松。他的人生行旅，几乎就是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为报兄长无辜被害之仇，诛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报施恩几顿好酒好肉之恩，醉打了蒋门神；为雪张都监倾陷之恨，鸳鸯楼连杀十五人，直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刀光血影里，武松俨然如一座威风凛凛的金甲的复仇之神。（在“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里，对此将细为分说，请参看）整个梁山大寨更是要讲究快意恩仇。除了要对宋江、朱仝、柴进等人先后报恩外，更不忘的是血腥报仇：只要是梁山好汉的对头，无论是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还是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只要庄园或城镇被破之日，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一定是不分良贱、满门尽灭！
说到这里，也许列位看官中有的朋友已经从这“快意恩仇”中嗅出了阴冷的气息。对此加以深省，不能说没有必要。
在鲁迅先生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朱朗的家伙，他的父亲是个专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不法勾当的道士，流窜到会稽郡一带，被乌伤县的县令陈頵抓住杀掉了。这朱朗暗中图谋替他那被正法的老爸报仇，一直没得到机会。等到陈頵病死，朱朗便刺杀了陈頵的儿子，而后逃到魏国。魏国听说了他“孝勇”的名声，便提拔他做了将官。
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但问题是，今人觉得恶心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却受到了赞美，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那就是：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