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水浒-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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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句：“在那里快活，却不好？”说来说去，所有的目的就在于此，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是为了等贵贱均贫富，不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是为了喝更大碗儿的酒，吃更大块儿的肉，这才是李逵的心思所在，坚决的农民起义者云云根本扯不上。
总之，李逵行事几乎全凭快活二字，少理性，无算计，率性而为，因此他的举动有近于童趣的天真烂漫的一面，如第七十四回寿张乔坐衙、闯学堂诸事，充满喜剧色彩，隔着一段审美距离来看，你会觉得黑李逵蛮天真，蛮可爱，就如李卓吾所赞的那样：“李大哥做知县，闹学堂，都是逢场作戏，真个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恋，活佛！活佛！”金圣叹也赞李逵“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对李逵这一点大为激赏的人历来就不少。但是，恕在下在这里做一个煞风景的假设，假设黑李逵闯到学堂时，那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的孩童中有列位看官中哪位的公子，您还会觉得这一脸煞气的黑厮可爱么？再假设，你有个亲朋在江州打算看杀头时被李逵没来由地一斧砍倒，那又如何？你还会赞李逵蛮得可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真强盗之可爱，尤其是与伪君子比时之可爱，只是限于审美距离的，但是不应让这种审美趣味迷惑价值的理性判断。《水浒》中的李逵固然可说有赤子童心，但弗洛伊德也指出，所谓的童心，远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般美好，它同样可以表现得非常凶残，因缺少成熟的社会理性规范意识，蛰伏在潜意识深层的破坏性本能往往便毫无避忌地释放出来，儿童虐杀小动物以取乐的行径即是，李逵纯粹为快活而杀人与此不正相似吗？
所以，话头回到李逵身上，这黑旋风固然有天真烂漫的美学趣味，但不要忘了，他的多出于生物本能冲动的行为多半是反文明的，蛮荒的，强破坏力的，因此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将李逵看作梁山耽于杀戮的凶险的破坏力量的象征，而鲁迅先生也早在《集外集·序言》中说道：“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中去，淹得他两眼翻白。”文革时，鲁迅先生《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一段关于《水浒传》的议论，被无数人引用来骂《水浒传》鼓吹投降，但上面《集外集·序言》中的这段，就只好全当没看见，因为实在不好解释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怎么会对彻底的农民革命派李逵如此反感。
其实李逵哪里是坚决的农民革命派，他只是梁山人格中强悍而又冲动的本我人格的体现，是个几乎不知理性的价值规范为何物的长不大的孩子。所以一旦离开野性冲动大有用武之地的战场，为了执行诸如搬请公孙胜这类任务进入城市这种文明的社会，他必得有一个外力制约者如戴宗、吴用或燕青同行方可，此类描写便颇具象征意味。
同样，黑李逵对宋江那种格外的、特殊的忠心与依赖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深具“儿童情结”的李逵同样需要一个价值的标尺，一个能确认他存在的意义的精神之父，于是他那颗天真的心灵仰慕了许久的宋江终于在他的生命里出现了，试看李逵初见宋江时是何等的狂喜，而宋江也是又送银子，又带李逵喝酒，对他那卤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酒保专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这一切都和宋江初会武松时的意味有微妙差别，宋江在柴家庄厚待武松，要出钱给他做衣服，又连着几天带他各处吃酒，这并不是为了满足武松的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熨贴武松那因柴进的慢待而受伤害的自尊，表现的确实如一个温厚的兄长，而宋江初会李逵的那一日，那举止，那神态，却全如外公疼爱外孙。这一日奠定了宋、李二人终生的情感格局。此后，宋江因题反诗入狱，戴宗因受知府差遣进京需离开一段时日，李逵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这是何等情分，须知粗卤的黑李逵能做到这种地步也是绝无仅有，这只怕要比他后来跳楼劫法场还难得多。再往后，二人一个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一个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宋江带数人元夜上东京时，曾对李师师戏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儿小李”，难道这种玩笑也可移用到武松、鲁智深、大刀关胜身上？所以李逵对宋江，既不是手足之情，也不是部属对统帅的愚忠，而是更近于儿童对父亲的深深的依恋，宋江名义上是他的大哥、首领，而实际上，却是这个具有“儿童情结”的好汉的永远的精神之父。
不可或缺的宣泄功能──三说李逵
现在不妨再把李逵和宋江做为一组相对照的形象来看。
从最表层的社会意义来看，可以说李逵和宋江分别代表了反政府武装中的两种倾向，李逵代表的是狂暴、猛烈、破坏力强的一面，宋江代表的是温文、和缓的一面，这两种倾向，历来就共存于各反政府武装中吧？
但是如果把观察视野再放宽一点，也许还可以再深开掘出些意义。
多翻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就会发现，这种“宋江＋李逵”式的组合，或者说这种“儒将＋莽将”式的组合，在中国古代类似题材的白话小说中是太多见了，如刘备和张飞，如岳飞和牛皋，杨六郎和孟良或焦赞，秦琼和程咬金等等，现在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种组合如此常见？
在在下看来，这种组合体现了作品的两种艺术功能。
先看儒将（当然有些人如刘备、秦琼也称不上儒将，这里为行文方便，先姑用这一词来概称）这一系列，宋江也好，刘备也好，岳飞也好，杨六郎也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行事谨慎，理性，节制，对既定的价值规范如忠义持认同态度，是中国式的榜样、楷模。象岳飞这样的人，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忠臣，甚至还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他的行事都可称模范公民。这一组人物，体现的是作品的引导功能，他们是作品树立给红尘众生的立世样板。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心想招安的宋江、被昏君勒死而不反抗的岳飞、受奸臣陷害而认命的杨六郎、明知道罗成是给人害死而不敢多说的秦琼，如果作品中出现的全是这类忍气吞声的中国式的楷模，列位看官读来那还不得给憋闷死？那怎么办？这时就需要莽将这一系列的人物了，秦琼不敢骂唐天子没良心，让程咬金来骂，杨家受了得势小人的窝囊气不好发作，那就让孟良连夜去杀那小人，岳飞不便犯上反抗昏君，但牛皋可以造反，宋江老是念叨招安，这在那个时代也不能说不应该但让人心烦，那就由李逵来叫喊夺皇帝的鸟位，……不便由样板人物说的话做的事全交给莽将去说去做，这样作品（包括说书这类口头艺术）在大体不冒犯忠义之类社会正统价值的前提下，又能提供宣泄渠道，让作品的接受者通过代入式的审美幻想，获得畅快淋漓的宣泄的满足。这些就体现了作品应具有的宣泄功能的一面。
因此，李逵、张飞、牛皋、程咬金这类人物，一般不会是大部头作品的第一主角，但他们却又实实在在是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异常活跃的角色，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了这一系列的人物，这类作品便少了一大半鲜活的生命。
喜剧趣味及其它──四说李逵
接着上面的话题要说的是，李逵、牛皋、孟良、程咬金这类莽将形象又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喜剧趣味。
当然《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不能说是纯粹的民间文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下层民众的趣味，这可以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即看它们能否被改造成说书艺术，《儒林外史》、《红楼梦》显然不能，而它们不但毫无问题，而且还多半益见精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说成广义的民间文学也未尝不可。
而民间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十分强调趣味性，可以说趣味原则是民间文学极重要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上述一类作品中频频出现莽将一系列的人物，讲说它们的滑稽行事，也是这种趣味原则的集中体现。在下少年时代颇听了不少评书，记得几乎每部书中（包括“呼家将”“曹家将”以及“三侠剑”之类）都有这类角色，只要一讲说到这类角色出场，那效果一定就好，听者喜笑颜开，不厌重复，绝不会皱着眉头嘀咕“怎么又出来这么一号人物”。同样，新派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周颠、桃谷六仙之流也是莽将这一系列的变种，他们也使作品趣味盎然，也没见谁计较这类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应否重复出现，以及他们的形象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有多大的合理性之类。
为什么会是这样？说穿了也很简单：对趣味的追求，本就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要。
另外，和在下上面说的第二点“本我的象征”相似的是，有一些人把水浒世界里的黑李逵看作宋江的潜意识的人格化，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就说，李逵的叫嚣造反要拥戴宋江做皇帝，“道出了宋江强压着的想当皇帝的心声”，而宋江对李逵的喝斥，则“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夏志清的这一结论也许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一直就认定宋江是满口忠孝心怀不轨的伪君子，而直肠直肚的李逵则常常将宋江那不可告人的心事叫喊出来，比如一般的《水浒》在写到晁盖中箭死后吴用等推宋江为寨主宋江谦让时，说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而到了金圣叹评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李逵叫嚷的一句就变成了：“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你也肯！”这一改，是够毒的。三字之差，意味全变，也开启了后人将李逵解做宋江潜意识的现代阐释思路。
再有，在下上面多采用泛文化视角分说李逵，对将李逵定为农民起义骨干分子的说法不以为是，这并不等于判定阶级分析法毫无用武之处。恰恰相反，在下以为只要循科学理性之精神，实事求是地从文本出发，而不是理念先行，此法同样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如欧阳舰萧相恺先生于七十年代末所撰之《李逵论》（收入《水浒新议》一书），以游民无产者的两重性分析《水浒》中李逵言行的阶级本质，力抗“农民起义革命派”之权威旧说，客观、精当而有说服力，在下十分感佩。珠玉在先，且阶级分析法究非在下所长，故此处藏拙，就请列位看官多多谅解。
一句话，《水浒》是说不尽的，李逵也是说不尽的，在下才疏学浅，“说不尽的李逵”便说到这种地步，就此收尾何如？
武松：“完美”的义侠与复仇之神
某种意义上，武松可看作整个梁山大寨的缩影。
慷慨重义，神武好胜，快意恩仇，重人伦，轻女色，水泊梁山好汉群体推重的义侠素质，都集中突出地体现在武松身上。
可以说，武松是《水浒》刻意经营出的一个完美的义侠形象，是下层民众心目中理想的英雄，正义的裁判，是惩恶与复仇之神，胆量、勇武和侠义的化身（在河北某地民间秘密宗教的神堂中，武松是与关帝并列，配祀于弥勒、观音的）。
清初怪才金圣叹品定梁山人物时，推武松为上上人物，又拿鲁智深和他做比说：“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鲁达是否真的及不上武松，这话要看怎么说，若以侠义胸怀而论，鲁达未必便不及武松，在在下看来，甚至还可说稍胜，但金圣叹所说又有一定道理，若就一般人的阅读感受而论，恐怕对“鲁达不及武松”的说法多会持模糊的认同态度。原因何在？也许是因为水浒中的鲁智深性格还相对单一，对他的描写也相对简单，而武松故事则文戏武戏交错，故事内容更为丰富，性格更为复杂，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给人的印象因之也就更为深刻。
武松故事主要集中在第二十三回到三十二回即著名的武十回中，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笔墨。
这部分从柴家庄宋江夜遇武松开始讲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