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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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听过你演讲的青年人，后来在实践中懂得了革命，但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来说，有什么能够作代替的呢？”
当然，中国现今20岁以下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帝国主义者，也从不知道资本主义统治。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一点直接知识。父母可以告诉他们，可是听讲历史和读书本，与生活在其中总不是同一回事。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是按照他的环境来创造的。你已经根本改造了中国的环境，许多人不知在较为安逸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想的？”
他也不可能知道，他说。他不相信有什么人能够确有把握地知道。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返回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我问询他的见解，他当然不希望他们反革命。但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代去决定，要根据我们所不能预见的那时的条件来决定。从长远看来，未来一代应比我们更有知识，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更有知识一样。他们的判断将占优势，而不是我们的。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
毛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眯着眼。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甚至马克思、思格斯和列宁，也许会显得有些可笑吧。
在我起身告别之前，主席要我向美国人民致意，只说他希望他们进步。如果他希望他们解放，有些人不就是不同意吗？但是对其中那些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和向往解放的人，他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毛泽东送我到门口，尽管我一再辞别，还是看我上了车，他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在零度以下的北京冬夜里，未穿外套，以文化古邦的传统方式向我挥手告别。我在大门口周围没有看到保安警卫人员，现在我回想不起整个晚上可曾见到有一个武警在我们近旁。只有两三个着装简朴的年轻妇女在房里进出，有时站在后面，像是服务员，她们会是毛的女儿吗？当他站起来时有一位搀扶着他的手臂。
毛同我握手，嘱咐我要谨慎小心，引用的是一句中国的格言：“天有不测风云”。
车子开动后，我回过头去，望着毛挺直的身影，又徐步走进人民大会堂。
＇1＇毛的弟弟毛泽潭在1935年战死了。二弟毛泽民长征之后于1942年在新疆的一次反共的清洗中被杀害。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二、1964年同周恩来的谈话（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
在同周恩来总理的两次会见中，他告知了我1964年中国工农业生产的一些事实和估计，这些都是四年来第一次从官方正式得到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示，中国在粮食产量和一些选择发展的工业已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中国人民已从1959年—1961年的连续歉收和苏联全面撤消援助的挫折中大体恢复过来。总理谨慎地避免任何—点夸大，同这里的看法一致，说中国还需要一到两年获得大丰收，才能保证稳步进入比较富裕的境地。
周恩来是在旧紫禁城内官寓中他的住所两次接见我的。我们谈了总共大约4个钟头。他显得非常健康，对于谣传他患了“重病”的流言付之一笑。尽管他已66岁，但很少生华发。他言谈中带有对冒险主义和投机行为强烈厌恶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深深感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这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岁月。他谈话的有些部分不供发表，但他同意其中大部分可以由我概括引述，有的可以直接引用原话。
在对外事关系的观察中，总理对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立即缓和不抱希望。他说，承认（有可能）台湾是个“独立”政府会在多少年内也得不到缓和。如果联合国也这样做，中国将拒绝同那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他赞扬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法国，尤其赞扬他采取独立的财政政策。在同赫鲁晓夫俄国的大争论中，他看到了一个向好的一面转化的变化：赫鲁晓夫被撤换。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参加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也同样反对苏联新领导人重新主张召开赫鲁晓夫所提议的国际共产党会议。
周总理说，关于1964年中国粮食收成的初步报告，到年底还差10％左右没交来，但他保守地估计总收获量可达到大约2亿吨。他说，这个数字是根据公社的实际交售量和向政府缴纳的税款计算出来的。总理说，另一种统计方法，就是统计工作人员比较喜欢用的根据“抽样调查法”（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典型产量）得出的数字来平均计算总产量。“抽样调查”的估计表明，比1953年的收成增加14一15％。（根据这种方法计算，1964年的收成将达2。1亿吨左右——这也许是历史上最高的。但中国官方还在等待后一批报告，谨慎地避免作这样高的估计。）
1964年大部分地区的棉花收成增加40—50％，总理说。（他没有提供全国的估计。有理由相信全国平均比1963年增产不少于15％，这是一个新纪录。）
农业生产恢复的原因是：水利率业的扩大，农村的电气化，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加上风调雨顺。（在同农业部副部长吴诚个别谈话时，他告诉我说，1964年中国化肥产量达700万吨。这比香港外国分析家提出的估计数高出大约一倍。）
钢产量“仍然略低于过去曾经达到的高度”，但与1963年相比总产量增加了20％。总理宣称，大多数工业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都大有改进，使中国有了一个较为平衡发展和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后院”或大炉炼的钢铁产量比过去的数字提高了。那种方法现已大部分弃置不用。据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估计，1964年现代化的钢产量在1300万吨至1500万吨之间。）
在一些老的和新的生产领域里，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提高。总理举了石油为例，现在中国的石油已经达到“自给自足”，主要由于新的大庆油田这个宝库的发现。他预测1965年的石油产量可达1000万吨。中国现在生产多种现代燃料。当我问起，早在1962年我曾报道过中国正在生产自己的喷气式发动机和喷气式飞机，这稍息是否正确时，总理回答说，情况是这样，最近几年质量有很大改进，他说。
总理强调，作为他的政府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部分贡献，现在正在有组织地和广泛地推广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一个宣传运动还在加强，但在农村地区只能逐步深入。（所有现代的和实用的节育方法都在提倡和应用——包括根据要求而作的流产手术。）总理说明，中国的目的是逐渐降低人口增长率，目标要下降到和日本一样。
在核领域，中国将“不做美国那样的几百次核试验”的爆炸，周总理认为那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中国将来的核武器发展——大概是氢弹——“不会比工业先进国家的速度慢。”总理说，中国单方面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明确地排除了使用小型或战术核武器。同时，中国仍将坚持要求全面销毁所有核武器。
关于越南问题的解决，北京的看法是必须履行实现越南和平统一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总理强调说，首先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是保证美国军队撤出南越。“这样，那里的人民就可以自己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
周恩来否认边境之争是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但他承认意识形态的分歧的确影响许多的政策。使他深为欣慰的是：到1965年初中国就能全部还清它所欠苏联的债务。从此以后，中国将不借外债。中国的内债在1968年以前可以还清。（以前，中国同苏联集团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80％。但在1964年，中国已同125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其对外贸易的70％以上是同苏联以外的国家进行的。）
我们的谈话从农业问题开始。在谈论收成之后我便问，既然消息很好，为何中国还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总理解释说，两三年前买的粮食是为了补充真正短缺，但当前购买属于一种商业和调度性质。中国向“许多国家”锡兰、古巴和印度尼西亚出售大米，先进口成本低的小麦以代替国内的大米消费，这是合算的。小麦大都在城市销售，使公社可以把更多的大米储藏在内地。这一政策将继续执行。
国外的争论之点是在何种程度上“恢复”靠以扩大自留地作为刺激来推动。我问道，据说从那个来源来的粮食多达总产量的20％。总理说，自留地不过占耕地面积的7％，并且将不容许它增加到超过10％。自留地的总产量是难以知道的。它的产量往往不上报，但它已经包括在统计工作人员用“抽样调查法”来表明的10％里，这在国家计算1964年收成时是不在内的。很多自留地的产量无疑高于集体的土地。农民在空余时间悉心照料自留地，并慷慨施用猪粪和其他肥料来增加作物的产量。
谈话在继续着：
问：“平均算起来，在自留地上施的肥料比集体的大田施的肥料要多吧？”
周总理：“农民卖一部分厩肥E给集体以得到一些现款。但是他们一般都留出一些供自己施用（在自留地上）。
“我们现正在上演一出戏名叫《送肥记》，要每个人都像剧节描写的那个公社社员那样先进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演这个戏了。明眼人都知道，一出戏所号召的（在社会态度方面），正是有些人仍然难于做到的事。这个戏把模范人物搬上舞台，是为了帮助后进入物赶上去。因此，西方记者没有必要提出什么批评。我们自己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先进的。我们歌颂先进就是为其他人树立遵循的榜样。”
“那些为了解实际情况而来中国的人，用不着去猎取什么内部情报。他们从舞台或从我们的出版物就能发现我们的问题。当然，有时舞台或出版物所提倡的也可能有错误，但一般倾向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鼓励好的和批评坏的，就意味着坏的东西确实还存在，而好的东西也还不够完美。如果事事都变好了，我们肯定还要寻求更好的东西作为榜样。”
“例如，我们现在把大寨生产大队作为榜样，广为宣传。
这个大队在（山西省）太行山区，地处斜山坡，到处是峡谷，土壤贫瘠。可是，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完全靠自力更生，用10多年的时间，把全部坡地改为梯田，发展了生产，变穷山沟为富山沟。”
“在过去11年时间里，这个地方只向国家贷过一次款，而且来年就还了。它是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山西省）正在修建几个大型水利工程，这是事实；但是大寨的水利工程完全是由当地居民建造的。过去11年间，大寨每户人家平均每年卖给国家（通过集体）一吨粮食。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年的交售量甚至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大寨当然是个好榜样，这种榜样在中国各省都可以找到。中国农村人口总数在1亿2千万户以上。如果（全中国）每个公社或生产大队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全都达到平均每户一吨，那么总数将超过1亿2千万吨。当然，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发扬大寨精神，在将来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
据说公社在缴纳税款相交售国家征购粮以后还剩下他们粮食产量的60％左右。交给国家1亿2千万吨粮食，就意味着总收成超过3亿吨——并把中国列入世界粮食输出国的前几名。大寨1964年有83户，大队总人口360人，平均每户4。3人。对人口学家来说，要推算难以捉摸的中国“人口总数”和未经发表的1964年人口调查结果，这些数字可能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问：“根据中国（1957年）的15年计划，中国工业生产1973年将赶上英国。为什么这些日子听不到这个口号了？”
总理：“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1957年，苏联把总产值超过美国作为它的目标时，我们就提出了赶超英国的口号，作为奋斗目标。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得到一整套的建设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以石油来说，英国实际上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