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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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西北红军已经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是不是白军？红宜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导马文瑞被捕，七百多户逃往白区。敌人乘机挑拨，三边地区出现游击队叛变，部分群众打白旗“反水”。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长征万里之后的第一动作（2）
红军内部眼看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③
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立即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毛泽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11月7日，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刘志丹代表被捕人员讲话，感谢中央的解救，批评原中央代表团的错误，同时劝大家不要埋怨主持肃反的同志。11月30日，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
历史创造了如此惊险的真实情节。
1935年10月，陕北苏区正在爆发错误的肃反，中共的最后一块立锥之地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来到陕北，而且，来到陕北的这个中央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左倾的中央。
陕北幸运，它的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得以保全性命。
中共中央幸运，它的落脚之地陕北根据地得以稳住根基。
差上几天如何？陕北这里早几天杀掉刘志丹，或是中共中央晚几天到达陕北，那会出现什么局面？
经历诸多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也该有一次幸运的机遇了。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第一举措就是制止错误肃反，第一举措就赢得陕北的党心军心民心。
但是，全党对于肃反错误的全面认识，还要等上许久。
1944年4月20日通过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1945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1954年，内务部报请中央同意，发出《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者及其家属处理问题的通知》，各地着手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平反。段德昌、柳直荀等一批肃反中被错杀的人，都被宣布为革命烈士。但是，当时并未披露这些人遇害的真相，就连家属也以为亲人是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
肃反的错误逐步披露出来，文革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成批处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肃反中被错杀的人终于得到公开的平反与恢复名誉。
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首次完整地对苏区肃反做出官方结论：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同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1）
1935年10月的时候，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虽然已经看到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但是并未急于做出政治结论，而是避免争论，先纠正了再说。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刘志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西北办事处副主席。这个以周恩来为主任的西北办事处，实际是中央领导机构。此前，合法的中共中央之外，张国焘又擅自在四方面军中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出于调解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这边不称中央，而是以“西北办事处”名义工作，建议张国焘那边也不要成立“临时中央”。
由此，原“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改称“西北政治保卫局”。这个新成立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权限可谓空前绝后——集国家保卫局和西北保卫局两家权力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公安部与北京市公安局，不够，还要加上中央警卫局甚至国家安全部！长征中，除了国家保卫局之外，中共中央还设有特工科，对外称中央组织部四科，科长杜理卿（许建国）。成立西北保卫局时，杜理卿又兼任副局长。
名义上的权力并不等于实际上的权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此时就在毛主席的行李担子里，几枚印章而已。以前，国家主席尚可在名义上领导全国的各个根据地，现在，根据地逐个丢掉，“国家”只剩西北这一块了。所以，王首道领导的保卫局没有“国家”这个名头也有道理，叫“西北”保卫局才是名符其实。
虽然名符其实，却没有过去神气了。不知何时，西北保卫局的干部战士不再佩戴绿色領章，不再佩戴银色证章。自从搞了肃反，保卫局的钢铁形象就蒙上了灰尘。
西北政治保卫局还是雷厉风行地展开工作。1935年10月19日中央抵达陕北，24日决定改组西北保卫局，30日王首道局长接管工作，5天之后的11月5日，新的西北保卫局就发布了一号命令。局长王首道是南方人，同陕北人谈话还要用翻译，这个特殊任务就由陕北干部耿红担任。耿红一人做秘书忙不过来，就向王首道建议，借用肃反中关押的李启明。于是，李启明白天刻蜡版，晚上回号子睡觉，成了保卫局的特殊成员。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王首道调往前线，西北保卫局局长由周兴接任。此时，西北保卫局已经铺开摊子，有五十多个干部。侦察部部长韩宪琦，红军工作部部长陈复生，执行部部长谭政文，党总支书记李甫山、刘海滨。西北保卫局下辖5省保卫分局：陕北省保卫局局长刘子义，陕甘省保卫局局长郑自兴，陕甘宁省保卫局局长李握如，关中特区保卫局局长牛汉三，神府特区保卫局局长黄正明。
班子虽然不大，干部却都是老红军、老保卫。陈复生在长征前是红三军团五师特派员，谭政文在长征前就是闽赣省保卫局长，李甫山是陕北清涧县保卫局长，刘海滨在长征中是二师特派员。
周兴麾下缺兵，立即举办保卫干部训练班；抽调地方干部集中培训。学员来自边区各县，虽然都干过保卫，但大多是忠诚有余业务不足。毕业考试，周兴出了一个特殊题目：在教室里面寻找一条反动标语！学员们立即紧张起来；有的翻桌子；有的抠墙缝；可是到处都找不到。惟有延水县保卫局秘书赵苍璧冷静，四处观察；把目光停留在桌面的一张纸条上。那纸上写着四句成语：“明日黄花；日理万机；暴风骤雨；动作敏捷。”别人以为这贴在明处的四句话不会有什么问题，赵苍璧却说：“这是一首藏头反标；每句成语的头一个字连读，就是‘明日暴动’！”
周兴欣赏赵苍璧善于动脑，就在学习期间介绍赵苍璧入党，结业之后，又把赵苍璧留在西北保卫局当秘书。保卫局急需有文化的干部，那个刻蜡版的李启明，释放后在保卫局搞了一段后勤，相当可靠，就接替赵苍璧当了秘书。
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三人，将是本书的重要角色。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到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从西北保卫局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一直当一把手。赵苍璧和李启明两个新人，一个是陕北地方干部，一个是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解放战争时期都成了周兴的副职，一个主管侦察，一个主管情报。这三个经历不同的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成分来源。
无论是西北保卫局的“局长”还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处长”，周兴的名头始终不大，但职权确是极其重要——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的保卫负责人！皇上身边，有一品带刀侍卫、九门提督；总统身边，有便衣特工，情报局长；不必论证，任何领导人都会极其重视身边的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其忠诚、其能力，不言而喻。
周兴保卫生涯的起步，原本就在中央政府驻地、就在毛主席身边开始。
周兴1906年出生在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城，父亲在县城做爆竹，这是当地的传统手工业。周兴上了三年师范小学，就到染坊作学徒。大革命的风潮震荡着偏僻的赣西，周兴的同班同学宋大勋是赣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影响周兴积极参加进步组织恩江学会的活动。1925年，永丰最早的共产党员黄欧东介绍周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CY），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CP）。
古老的永丰被周兴和同志们搞得天地翻复，城里组织工会，乡下成立农会，甚至还创建了永丰的国民党组织。趁着北伐军逼近的有利时机，工农自卫队赤手空拳解除了敌人一个连的武装，掌握了永丰的政权。蒋介石进军南昌，国民党右派在永丰发动事变，一夜间抓捕了周兴等共产党员，游街示众！痛定思痛，赣西党吸取教训，开始抓枪杆子。年轻的周兴被派往南昌，参加朱德任团长的公安局教导团，既学军事，也学保卫。周兴随同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潜回永丰开展游击斗争。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2）
毛泽东率领红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红一军团攻占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周兴被调到省肃反委员会任秘书，就在毛主席的身边开始了自己的保卫生涯。
不幸的是，周兴也在李韶九直接领导下工作。身兼红一方面军与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在肃反中大开杀戒，秘书周兴只得唯命是听，抄抄写写。李韶九心怀叵测，许多好干部被他打成反革命处决，其中包括周兴的亲弟弟。最后省保卫局就剩局长李韶九和秘书周兴两个人了，正当李韶九准备对周兴下手时，中央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罪行累累的李韶九受到严厉处分，接任局长的吴德峰认为周兴不过是执行者，将其留任。后来，中央领导博古到了苏区，指示将周兴调出保卫局，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省保卫局党的分总支讨论，书记李克农等不同意给周兴处分，上报国家保卫局党总支，局长邓发等也同意分总支意见。由于始终处于组织处理过程，结论就没有对周兴个人讲。然而，在苏区肃反搞扩大化，却成为许多干部对周兴的重要印象。周兴原名刘维新，参加革命改了个“周兴”，保卫干部与唐朝酷吏同名，不免有人讥讽。外来干部秦平与周兴是忘年交，冒昧相问：为什么起了个酷吏的名字？周兴叹气：凑巧……
周兴自己深深痛悔肃反的教训，总是在档案中填写：“在苏区肃反后受过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工作中也不时以自己的教训提醒青年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追查周兴历史，才发现这个处分从未实施。听来令人感叹，到底是共产党员，居然主动承担并未受过的处分！
党性端正的周兴继续受到组织信任，先后担任保卫局秘书长、侦察部长、执行部长等职，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的指战员都是准备提拔的班排长与连营以上干部，各级干部都是低职高配，任职特派员的周兴相当于师级干部。红军时期的特派员级别很高，与军政首长平级，职责是警卫首长、审查干部、抓捕逃兵、侦察敌情。周兴在干部团积极协助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休整训练，总是及时调查掌握部队和社会的政治情况。汪东兴当时任干部团三连指导员，保卫工作做得细致周到，引起周兴重视。强渡金沙江时，三连处于重要作战位置，周兴特地到现场检查，布置控制对岸敌人的火力点。①
遵义会议期间，周兴负责外围警卫工作，率领警卫连在距会场一公里的红土坡三次打垮土匪武装，捕获两个国民党特务，受到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艰难困苦的长征，周兴与战友们同生死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