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忠余留学苏联在肃反中被害（后来平反昭雪）。四科李强转往苏区（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部长）。
周恩来果断安排特科改组，从外面调来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赵容（康生）调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从此，中共情报圈流传着“先生”、“老板”、“小开”这三个绰号。
经历巨大打击的中央特科惨淡经营。1933年1月，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转往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随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于上海中央局，主要搞军事情报。2月，国民党成立特务机关“上海行动区”，特科红队击毙上海行动区负责人马绍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连遭6次破坏，红队拼死还击，还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红队王德明、邝惠安、欧志光等被押赴龙华刑场，牧师祷告劝说，众豪杰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转往天津，由王世英带领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①
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段悲惨的挫败时期。遭受沉重打击的不止是中央特科，上海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连续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上海的党组织基本被搞垮。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国家政治保卫局（1）
特科的结束，并不意味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结束。
就在上海特科蒙难之际，江西这边却是一派兴旺。
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横跨江西、福建、浙江3省28县，占据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红军部队4万多人枪。中共中央决定，以这块最大的苏区
作为中央苏区。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2002年7月，作者特意前往瑞金，到这个中共最早的国家机关的诞生地现地考察。
第一次全苏大会的会址由宗族祠堂改建，主会场位于高大的厅堂正中，就在同一大厅的两侧，用木板隔断为一个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间，门口挂牌：外交部、财政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种格局，很难让人联想起北京长安街两边的国家机关大楼，倒有点儿像写字楼里的现代公司。同行者感慨：现在搞国家机关精简，真应该先到这里参观参观！作者心中暗自琢磨：一个大屋顶下的国家机关，能够管理多大范围？
两年后，1934年1月第二次全苏大会召开的时候，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已经有模有样。
国家机关的驻地是一大片建筑群落。中央大礼堂有二层楼，格局有如现代音乐厅。中央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小楼，足以容纳数十办公人员。阅兵的操场广阔平坦，烈士纪念碑的造型就像冲天的火箭！
这颇具现代意识的建筑设计，全由多才多艺的情报干部钱壮飞一手完成。作者特意找到钱壮飞工作的保卫机关。僻静的角落，坐落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幢二层楼房，似乎比别的房子更为坚实、更为规整。对面，驻扎着装备齐全的中央警卫营。
这片建筑群落，绝对超过当地当时水平，任何一个乡村士绅也不可能拥有如此规模如此水平的产业。这片楼房，依然是土木砖石结构，没有水泥没有钢材没有丝毫现代建筑材料的成分，中央大礼堂那擎天巨柱不过是利用原地生长的百年古树。
原始的水渠和稻田，环绕着标扬现代风格的建筑群落。
现代模样的楼群旁边，点缀着枝条盘旋树皮皲裂的千年古樟。
作者顿时悟道：这个过去的瑞金，同自己现在居住的北京，有着血脉联系！
当时的首都瑞金居民是否想到未来建都何处？现在自己这个首都北京来客如何认识当时的建国？
毛泽东主席的中央政府，人已去，屋还在。
有人说毛泽东不过是山大王，可哪个山大王会制定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表明：这个国家与其政府，完全采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检察院、法院、内务部、裁判部，司法体系相当完整。
一个特殊的部门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是苏维埃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这个机关是在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与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反革命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各分局和特派员，是代表政权侦查、接受与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的。”这就是说，一般刑事民事案件归其他司法部门管辖；而反革命案件，统归政治保卫局管辖。
不要以为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总是秘密工作，这“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一个公开机关。过去讲“合法斗争”、“非法斗争”，说来说去都是国民党的法，从现在起，共产党自己的共和国颁布了自己的法律，也要公开合法执政了。
当时，新政权面对的主要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所以，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权力就非常之大。保卫局的侦察部门有专职侦察员，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物品，还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区。极为特殊的是“工作网”，即由保卫局在党政军群各组织中设立的耳目。保卫局的执行部门负责逮捕、关押、预审工作。保卫局还有一支直辖的武装力量“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党政军机关与首长的安全；党中央、政府、军队首长的警卫人员都由保卫局安排“特务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身边配备的人、马匹、短枪、马刀，统由保卫局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有派出机构或特派员，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保卫局成员的级别也高，首长警卫员即使是战士职务，也选调干部担任。保卫队的武器装备也最为先进，配有长短枪。红军官兵佩戴红色的領章，但保卫局却是绿色領章加红框。保卫局成员胸前还佩戴一枚银质证章，上有三个洋文字母“GBW”。在简陋的红军队伍中，保卫人员军容严整，装饰特殊，鹤立鸡群！保卫局内部流行一句话：“党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保卫局权力之大，大到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红军五师特派员陈复生，就曾逮捕枪毙了一个逃跑的师参谋长。红军卫生学校的特派员主任肖赤，就制止了校长陈义厚组织的逃跑行动。①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国家政治保卫局（2）
无论规模还是权力，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大大超出周恩来创建的“特科”。研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制度与权限，可以看到：几乎完全照搬苏联。非但主要干部经过苏联培训，就连那洋文徽章也是俄文字母，“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
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产生，也有自己的前史。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中国历来就有执行类似功能的机关，元朝的“兵马司”就相当于现代的公安局。不过，中共当年，可不打算承继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共保卫机关的设立，显然来自苏联革命经验的启示。1927年8月1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发起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与起义军指挥部之下设政治保卫处，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任处长。12月11日，中共发起广州起义，广州苏维埃政府下设肃反委员会。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时，下设肃反委员会。7月10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革命根据地的城市和乡村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1929年4月5日，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政治部内设立保卫科。4月15日，赣南第一个县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下设肃反委员会和裁判部。1931年1月，中央政治保卫处成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成员只有五人。不久，邓发接替王稼祥任处长。这个中央政治保卫处，在当年11月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第一届全苏大会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任局长是邓发。邓发出身工人，当过公安局的勤务，“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游行，1922年省港罢工中任工人纠察队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任五区赤卫队副指挥。起义失败后，邓发到香港建立特科组织，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31年进入江西苏区，任闽粤赣特委书记。曾去苏联学习保卫业务的邓发，8月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央保卫处处长，11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首任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先后担任部长的有：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一氓、汪金祥等，先后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政委的有：李玉堂、吴烈、海景州、马竹林、卓雄、谭震林等。
以前，中共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由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由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就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建立的前后，全国各苏区也将肃反委员会改制为政治保卫局、分局、处。中共的全部工作范围，都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覆盖。
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标志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开始转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实施。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苏区肃反（1）
肃反、保卫，不同的表述履行同一任务。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将各级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的组织统一起来，同时也统一领导保卫和肃反工作。
苏区的肃反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大概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吧，作者探问《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的一位编委：中国的公安史写出来一定好看？
郝苏沉吟片刻：不好写啊，中国公安工作有几次大的左倾……
公安保卫史上的三次大的左倾，有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发生在苏区的“肃反”，有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有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撰写保卫史，不得不面对如何写错误的问题。
写错误，往往是费力不讨好，于是就有报喜不报忧的轻巧做法。可是，写错误，实在是认识历史展望未来的前提——回避错误岂不容易重复错误？其实，写错误之难，不止由于犯过错误的人也许有所顾忌，更为重要的是写家应该有能力恰如其分地把握错误。越是不好写的题目，越是关系重大，越应该下大工夫。
正像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决非孤立一样，中国公安保卫史上的三次大错误也有相互联系。“文化大革命”是否以“抢救运动”为前身？“抢救运动”是否以“苏区肃反”为前源？
全面记述发生于1930年至1935年期间的苏区肃反，那应是另一部大书，本书只能提供一个简明的历史背景。
首先开始肃反的江西苏区，从整肃“AB团”开始，因“富田事变”进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举报，抓捕团特委干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动组织“AB团”成员。进一步逮捕审讯，“AB团”越抓越多，到9月，赣西南3万多共产党员中已经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缴获敌人的物资中发现“AB团”徽章，还有一张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父亲写给地主的收条。总前委惊骇不已，前委书记毛泽东于14日致信党中央，报告赣西南发现大批“AB团”分子。此时，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集中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