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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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还提出对用间人的要求：“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这就提出情报工作领导人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高尚的品德和高超的情报分析能力。
能够同时具备这三项素质的人，恐怕不多。中共的中情部部长康生，后来就证明是一个品德很坏的人。所幸，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和实际负责人李克农都是无可挑剔的人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终生爱情婚姻博得世人尊重。多人不知，李克农也是结发夫妻终生不变。
间谍，往往只能与领导人单线联系。这就是说，一个间谍将把自己的生理生命和政治生命全部交给一个上级。承担生命重托的人物，必须首先值得间谍尊敬和信任。国民党那边，中统的徐恩曾时常寻花问柳，军统的戴笠更是花天酒地。两人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更是闹得四海沸腾。而中共这边，情报工作不只有严正的组织纪律，还有足够的个人魅力。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须金钱保险不须文字画押，只要周恩来指示一句话，华克之就可以舍弃身家性命当情工人员。
第五章 深入虎穴
闲棋冷子（3）
享誉华夏的女作家关露，只凭潘汉年的信誉保证，就肯忍受屈辱到汉奸机关潜伏。
李克农于1957年摔倒，脑震荡溢血，连续昏迷六天。苏醒之后，几乎丧失记忆。休养4年之后，医生同意李克农恢复工作。1961年7月20日李克农提笔写信，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
其所。”中央特科在敌人特务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关系鲍君甫，在顾顺章叛变后割断联系，后来当过国民党的江苏反省院副院长，还参加过汪精卫汉奸政权。解放后，鲍君甫生活困窘，摆小摊糊口，镇反时又被逮捕。周恩来、陈赓过问，释放了鲍君甫。李克农又写信给公安部建议特别照顾，鲍君甫得到按月津贴，安度晚年。
潘汉年因错案被捕，死在劳改农场，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子女。就在没有直系亲属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廖承志等同事为潘汉年呼吁平反，陈云亲自写信：潘汉年不平反我死不瞑目！
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因此，间谍本人的忠诚，领导对间谍的信任，就十分重要。
孙子为间谍提出的要求是“上智”。也许是因为“春秋无义战”，孙子对于十分重要的间谍素质“忠诚”，并未提出要求。间谍的工作环境是身入虎穴，间谍的工作任务是获取并分析情报，这种非常的条件与非常的目的，都要求执行人具有极高的智慧。分析古今中外的间谍，你会看到一个个杰出的智者。
作者直接采访过一些中共间谍，无论是大学文化的熊向晖，还是工人出身的梅黎，其睿智与机敏，都令人钦敬。海外对中共间谍的描绘更是神乎其神。诸多神奇的间谍故事，作者没有进行过自己的调查考证，故此不在本书之中加以叙述。①
长期潜伏的战略间谍，人们很难见到他们的庐山真貌。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原来潜伏在美国的克格勃间谍暴露身份，后来人们又发现，俄罗斯在美国还有间谍！历史的进程，也许将给一些无名英雄浮出水面的机会。历史的进程，也许将永远掩埋一些深藏不露的间谍。中国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人物。
有什么办法，间谍的基本特质之一就是——隐姓埋名。
第五章 深入虎穴
是谁提前将希特勒进攻的日期通报斯大林？
当年最为隐秘，现在最为出名的情工人员，当属阎宝航。
1995年，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授勋。领取大勋章的名单中，居然有三个中国人。众人注目：中国人何以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如此贡献？
那年，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得知国家主席江泽民将要去俄罗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就向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贾春旺提出：中共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有贡献。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之前，中共提前向苏联通报德军进攻的准确日期。当时斯大林没有足够重视中共的情报，待到德军真的如期发起进攻，斯大林又特意给中共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战备。”在罗青长的记忆中，这是斯大林给中共发的惟一一封感谢电报。
此事反映到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派人查阅档案，果然属实。于是，叶利钦指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授勋。
阎宝航是东北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逃进关内，同高崇民、杜重远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上书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西安事变时，阎宝航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共。周恩来亲自批准阎宝航入党，并安排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工作。李克农在南京八办又见到阎宝航，布置他相机获取重要情报。
阎宝航时常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往来，在一个偶然机会，听到桂永清说德国要进攻苏联。阎宝航十分吃惊，旁敲侧击了解详情。
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连带张学良也崇德。蒋介石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望于德国影响日本。因此，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1941年的一天，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这一消息，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和孙科喜形于色地议论，无意中透露给阎宝航。阎宝航十分重视，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将这个绝密情报向苏共通报。同期，潘汉年在香港也获得德国进攻日期的情报。
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份情报的价值，够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顶级战略情报。
从此，斯大林再也不会轻视中共的情报工作。①
国民党方面也有精彩战例。
抗战爆发以来，军统电讯处一直监听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破译密码上有所研究。1941年下半年，军统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经蒋介石批准，戴笠示意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将情报转告美国国防部。可是，这个友好的表示，却引起美国将军捧腹大笑。有的还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挑拨美日关系！国民党驻美武官再次通报情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在正式场合讲，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往上捅。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想起中国人提前几个月送来的情报。由此，美国情报机构开始重视中国情报能力，专门派人与军统和二厅联系。1942年春，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委派梅乐斯上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双方开始进行电讯侦察破译方面的合作。1943年4月，双方签订合同，在重庆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特工部门开始正式合作。1944年秋，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到重庆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1945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亲临重庆“中美所”视察。②
一段杰出的情报战功绩，一直深深埋藏在历史之中，五十年后却突然大放异彩。作者采访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时，谈到描写这段史迹的电视剧难产。阎明复感叹：让现在的编剧导演掌握半个世纪之前的情报工作，确实困难。这使我想到，还有许多类似的事迹不该被湮没！尽管本人现在写得也不够好，但总比留给比本人更晚的作者来写要好些。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又向我们走来，重提这些故事，可以使公众认识中国人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③
1941年、1942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终于被侵略者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得以形成。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中国人的情报才能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第五章 深入虎穴
“国际间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①
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目前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①
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又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用词却不大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