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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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共产党重庆办事处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一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后者是德籍犹太人，精通英、法、俄、德、西、波六国语言。宋庆龄在重庆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其中特别可以看到，共产党对于美国驻在重庆的机关，所搭的线特别多”。
徐恩曾感叹中共的情报部署周密：“这样一分配，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①
徐恩曾描绘的这张联络图，虽然不够完全，却也抓住要点。只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部署周全就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尽管曾家岩的重庆八办被国民党特务重重监视，周恩来却依然频繁进出。中国民主同盟，是国民党、共产党之外中国政坛的第三大党。中间派人士在筹建这个组织之前，就与周恩来多次商讨，民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至由周恩来出面帮助调解矛盾。
周恩来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民主派频繁交往，又捎话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与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民主。后来，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
周恩来还结交四川地方实力派。不带随从，深夜潜出曾家岩，和刘文辉在秘密地点见面。朱德还送给云南省主席龙云一个密码本，建立无线电联络。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身份是中共首席代表，党内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着南方各省地下党组织。富于秘密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为新形势下的秘密工作制定一套具体规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严格分开。具有公开身份的八办干部，一般不同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也不到八办来。还要求地下党员“三勤”、“三化”——“勤业、勤学、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西南五千地下党员奉命隐蔽，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得差事，掩护地下活动五年，国民党特务连其名字都搞不准。
徐恩曾的回忆文章颇有自知之明：“这些还是可以看得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这倒是实话。周恩来在重庆八办指导秘密情报人员的活动，哪里能让徐恩曾知道。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电视中出现一个从未公开露面的中共情报人员——沈安娜。从1938年秋到1949年春，沈安娜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委会议、国防委员会会议等高级军政会议，并将情报转送延安。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期间发动两次反共高潮的重要情报，都由沈安娜抄报延安。
徐恩曾去世太早，不然，看到本书的时候，又可认证一些情报掌故了。
第五章 深入虎穴
闲棋冷子（1）
围棋高手，有时会下个把闲棋冷子。这个孤立的棋子初看似无作用，待到一定时机，居然能够扭转大局！
周恩来也是个下闲棋冷子的高手。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将领，统率精锐的“天下第一军”。
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认为，此人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听说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延揽知识青年，就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为胡宗南选择一个人，周恩来还设计了具体条件。蒋南翔推荐熊向晖。
熊向晖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任清华分队负责人，其父是武汉高等法院庭长，正好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熊向晖本想到延安学习，却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投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胸怀政治大志的胡宗南，正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年轻助手，先派熊向晖进军校学习，加入黄埔嫡系，又把熊向晖调到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于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就成了国民党大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年轻学生熊向晖，一夜间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工人员？董必武亲自谈话：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作闲棋冷子；隐蔽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骄，处事绝不可骄。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的一席话就是熊向晖的情报训练班。熊向晖尽力掌握胡宗南心理，谨慎交友。在老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需要以开明色彩赢得青年。熊向晖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懂得共产党的理论，正合胡宗南所用，两人还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越来越受信任，负责掌握机要文件，受委起草作战计划。中情部又围绕熊向晖成立一个由陈忠经任组长、申健参加的三人情报小组。这个小组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作出杰出情报贡献，被中共情报界誉为“后三杰”，与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交相辉映。
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高级情工案例。周恩来的选人设计，董必武的潜伏策略，熊向晖的应对方法，均可作为标准的情报工作示范课程。①
国民党桂系大将白崇禧精于作战，军中艳称“小诸葛”。蒋介石一向排挤桂系，到了抗战用人之际，不得不请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周恩来又在白崇禧身边安插两个人物：中校秘书谢和赓，高级参议刘仲容。
谢和赓于30年代初在北平入党，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广西老家工作，抗战时期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38年5月，谢和赓奉命为白崇禧起草在师以上军官训练团的讲话。谢和赓埋头苦写三天三夜，成稿一万四千字，送李克农审阅。交回谢和赓手中的稿件，删去两千多字，还有大量修改。原来，周恩来亲自修改谢和赓的稿子，去掉与共产党政治工作语言相似的部分。白崇禧对于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刘仲容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国共两党的学员都有良好关系。刘仲容的父亲刘承烈曾任桂系驻天津代表，善于交往的刘仲容也受到桂系重用。李宗仁派刘仲容为代表，到西安、延安联系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刘仲容从李宗仁处转到白崇禧身边，任桂林行营参议。后来，刘仲容一直得到桂系的高度信任，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关键时期，曾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派，作为秘密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共谈判。
谢和赓是派进去的，刘仲容是拉出来的，这个情工小组搭配得相当高明。
学下闲棋冷子的还有中共的地方情报部门。
中共西北局社会部（边保），安排阎又文投入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又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队。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万荣同乡，逐步取得信任，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打入傅作义身边，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过去，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文稿先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有了傅作义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也是秘密共产党员。
这个案例，是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个成功案例。①
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共西北局社会部，曾先后安排吕出打入国民党通讯部门。在国民党部队中，吕出暗自努力，发展秘密组织，控制胡宗南司令部的通讯电台。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吕出这个情报组立即启用，凡是胡宗南、裴昌会司令部的军事动向和作战命令，电稿脱手之时，也就是延安电台接收之时。这个小组在西北战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是中共情工成功的又一案例。
国民党军队有三大实力集团——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周恩来对这三大集团进行全面的工作部署，派遣情工人员只是其中一环。这种长期埋伏、关键时刻启用的做法，标志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机智灵活的战术方法。
第五章 深入虎穴
闲棋冷子（2）
毛泽东有时也亲自指导。
国民党左派人士华克之，十分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秘密策划行刺。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以记者身份掩护的孙凤鸣进入会场，蒋介石恰巧不在，孙凤鸣冒死击伤汪精卫。国民党在全国通缉刺客，华克之无处容身，逃到延安。
1937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接谈华克之。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业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华克之表示无处安身，希望进抗大学习。
对于华克之的安排，毛泽东也费踌躇。正在谈判国共合作，如果容留华克之在延安上学，一旦国民党发现要求解送要犯，共产党就很被动。延安不能留，华克之十分着急。毛泽东建议华克之去华南，作为共产党与李济深等人之间的“行人”（联络人）。
华克之到华南后，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周旋于日本、蒋介石、汪精卫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华克之爱好秘密事业，各方关系众多，每逢关键时刻启用，必见奇效，营救李白就是一例。延安中情部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1942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无线电测向抓捕李白，张惟一指示华克之设法营救。华克之的情报关系任庵同汪精卫的大特务周佛海相熟，就说李白是自己的电台。周佛海出面向日本人担保，释放了李白。李白继续坚守这部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话直到上海解放前夕。①
闲棋不闲，冷子不冷。这样的闲棋冷子，在情报界是大有作为的！
中国向有重视情报的传统。
唱大戏讲究开头结尾，开头一出叫做“打炮戏”，结尾一出叫作“压轴戏”。结尾重要，孙子兵法十三篇，结尾的第十三篇名为“用间篇”。孙子曰：“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就是说，胜利来源于事先获取情报，获取情报要靠间谍。
孙子又把间谍划分为五类：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利用关系打入敌方为“因间”，拉出敌方官员为“内间”，反用敌方间谍为“反间”，利用间谍向敌方输送假情报为“死间”，间谍带回情报为“生间”。
在中共的情报工作中，这五类应有尽有。熊向晖一人就兼具“因间”、“死间”、“生间”三项。刘仲容堪称“内间”。至于“反间”，此案也有例证。熊向晖传送重要情报，使得蒋介石奇袭延安的绝密计划失灵，其后，国民党严厉追究泄密者，竟然没有发现熊向晖，反而处分了自己的特务。需要注意的是，中共情报界一般只把敌方人员称为“间谍”，至于己方的间谍，习惯称为“情报员”、“情工”、“秘干”或“内线”，只有个别地方可以见到“红色间谍”的提法。
孙子提出使用间谍的三原则：“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信任、待遇、保密，这三条中共做得都相当到位。
中共对于重要情工人员，都由高级首长亲自联系。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后来倾向革命，就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中共一直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地下党员常常生活难以为继，但是拨出情报经费从不含糊。居住于豪华的花园洋房，暗地里节衣缩食，正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一种典型生活方式。保密之严格，更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生存前提。中共在1928年就作出“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不要说间谍，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也是秘密活动；不要说白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部队，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也不公开。在地方，党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