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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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3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部长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常务工作实际由副部长李克农主持。当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李克农主政，立即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展开全面部署。①
根据中央指示，中情部树立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观点，明确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中情部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为情报工作的理论武器。明确情报工作的任务：一方面进行一般的调查工作，系统地搜集有战略意义的公开半公开材料；另方面进行秘密的情报工作，采集敌人各方面的军政机密消息。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朱德讲话：材料很多，问题在于研究不够，过去同志中的主观主义来自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意味中共的情报工作明确路线和方针，重视提高到应有的理论层次。
中情部工作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研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将全国分为几个地区：陕甘宁地区，晋察冀地区，香港、上海地区，晋绥地区，华中地区，重庆地区，西安地区。各地区建立情报电台、情报交通站、交通线等联络指挥系统。
中社部与中情部还派出重要干部，加强各地工作。晋察冀边区是陕甘宁边区以外最大的根据地，杜理卿改名许建国，带领工作组前往指导工作。潘汉年派往上海、香港地区，就地隐蔽，秘密开展工作。谭政文调到晋绥地区主持工作。
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公开活动。于是，中共老将纷纷出马，分别驻扎国统区要地。
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博古、吴玉章、邓颖超等不时往来重庆。林伯渠在陕西省会西安，谢觉哉在甘肃省会兰州，公开职务是八办代表，同时也领导西北的地下工作。
设点、连线、结网，中共的情报工作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国民党中统专门负责反共特务工作，局长徐恩曾敏锐地看到中共已经“实现180度大转变”，立即派人潜入延安，从抗大得到一本张浩所著教材《党的策略路线》。徐恩曾从中分析共产党的新战略：“共产党懂得在国共再次‘合作’之后，必须及时组织自己的军队，必须及时在‘友军’中进行工作，必须尽量保持公开活动的机会，必须稳扎稳打，避免刺激，尤其重要的在羽毛未曾丰满以前，隐忍退让，避免与国民党分裂。”徐恩曾又判断共产党的新战术：“归纳起来，就是要每一个地下工作人员，人人都有正当的职业，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样，让别人丝毫看不出他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新地下战术的特色——长期隐蔽。”
徐恩曾自诩为反共专家，自称“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那时，中统的侦破常常令对方防不胜防。可是，此时的徐恩曾却陷入困惑之中，“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带给国民政府无穷的困扰，我更是首当其冲。”
转入进攻的中共情报工作，令得国民党防不胜防。
第五章 深入虎穴
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1）
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全国有了合法身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为了对日作战与国共和谈的方便，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因八路军又编制为第十八集团军，也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西安、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兰州，全国各大战区都有了八路军的公开机构。按照国际惯例，驻外机构收集整理情报，乃是一种公开而合法的本职工作。各地的“八办
”不仅是为八路军输送粮饷的后勤机构，也是中共中央情报部伸到各地的腿！
第一个驻扎国统区的合法机构由李克农创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之后，立即邀请共产党派人来西安共商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亦称西北联络局）李克农担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1937年1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2月红军联络处在西安挂牌，从此，国共关系就常常用“西安”和“延安”代称。
西安红军联络处设于七贤庄一号，西安城内一处平房院落。李克农到任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通电。此时，张学良迫切需要同中共联合行动，应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征讨，也支持刘鼎在红军联络处搞电台。这个电台既要保持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又要为延安向全国转发新华社公开电讯稿，工作十分忙碌。当时，活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并不听从张学良指挥，因此，红军的秘密电台又要防止特务突袭。童小鹏等机要人员在七贤庄挖了一个地下室，又在地下室的墙洞安上活动木板，随时可以隐藏电台。
这个小小的联络处，却是中共在国统区的惟一公开机构。僻居延安的中共中央，从此有了对国内外敞开的窗口！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到这里找共产党商讨抗日，许多进步青年从这里转往延安参加革命。联络处还积极为延安采购奇缺物资，医疗药品、印刷用白报纸、棉布、通讯器材，都从这里转运延安。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代表谈判合作时，也住在这里。从外交到外贸，从联络到统战到情报，联络处执行着党中央赋予的多方面任务。机关内部，设有秘书室、机要科、总务科，还有专门的采购人员、保卫人员。
李克农在西安接待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又同张冲一起乘飞机到上海继续谈判。到达上海之后，李克农化名李震中，以十七路军军需主任的名义，建立驻沪办事处。早年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的李克农，重回久别的大上海，自是如鱼得水。李克农选择繁华的福熙路，在多福里21号设点。这个二层红砖洋楼，一楼有电话接待上海客人，二楼的阁楼隐藏电台与延安通讯，楼前楼后各有大门通向不同的街道，便于转移。李克农又在上海找到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银行行长，正抱着共产国际支援中共的大批美元着急。李克农与毛泽民周密策划，先将美元兑换成法币，一部分由上海银行汇给西安银行，一部分由毛泽民等人亲自携带乘坐火车运往西安。每次到西安，都由叶剑英亲自带车接站，突破国民党特务的检查。
1937年8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9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与童小鹏在南京筹建驻京办事处，27日，处长李克农到职。办事处的房子，由周恩来租用老师张伯苓的公馆。9月初，中共代表博古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这个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实际也是中共驻京办事处。此前西安的红军联络处，并未经由国民党中央承认。这时的驻京办事处，就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机构。
驻京办事处的首要任务是解救狱中同志。国共正在合作，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共产党员，于是就给李克农出难题，要李克农开出名单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共产党不了解狱中情况，岂知，李克农早已通过地下关系掌握准确的名单。办事处逐步提出名单，迫使国民党在两个月中释放上千名被捕的共产党员。
利用驻京办事处的活动方便，博古、董必武、李克农又着手恢复长江中下游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这个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过去遭受国民党严重的破坏，1935年以后几乎没有组织活动。办事处委派狱中释放的党员刘宁一、陶铸、钱瑛、方毅和北平来的李华等人，重建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
蒋介石当然不肯给共产党这些方便，布置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办事处周围热闹起来，补鞋的、卖烟的、拉洋片的、过路的，到处都是特务眼线。这些花招哪里瞒得过老特科李克农。一次，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需要约见一位外国朋友，李克农陪同前往。周恩来的汽车刚刚出门，特务的汽车就盯上了。李克农指挥司机加速行驶，拉开距离，待到与外国朋友的汽车并行之时，周恩来迅速下车登上另一辆车。等到特务汽车追上时，周恩来已经不见踪影，汽车则停在路边休息。李克农还主动招呼特务：“不忙就来帮我们修车吧！”
李克农在南京又见到王昆仑。王昆仑是著名教授，国民党的老党员，现任立法委员，在国统区很有地位和影响。其实王昆仑早在1927年就开展反蒋斗争，1933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王昆仑在国统区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广泛接触上层，为李克农提供许多重要情报。
第五章 深入虎穴
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2）
李克农还筹备办报，对外宣传。国民党虽然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却不肯向社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连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消息也不见报。共产党提出开办《新华日报》，国民党也尽力阻挠。于是，李克农精心策划一个换心战术，派地下共产党员陈农菲通过关系担任《金陵日报》的主编。正好日机轰炸，原来的编辑纷纷辞职，李克农又为陈主编配备一批共产党员编辑。《金陵日报》大力报道共产党的抗日消息，刊登《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很快在国统区成为畅销报纸。李克农又积极筹建共产党的《
新华日报》，征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又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
正当李克农买到白报纸租到印刷厂准备出版的时候，日军兵临城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不得不撤退武汉。此后，八路军虽然没有了驻扎在首都南京的办事处，却陆续有了驻扎各大城市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被统称为“八办”。
西安、兰州，这两大西北城市近邻陕甘宁边区，这里的“八办”就是延安通向全国的两大窗口，一个向南，一个向西，两面通风。向南的通道主要用于同中央政府联络，向西的通道却有国际作用——联络“远方”。“远方”，在中共内部是“共产国际”的代称。共产国际驻扎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与延安的交通，无论空路还是陆路，最近的路线都是经由甘肃兰州。兰州办事处还驻有苏军人员，既负责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联络，又负责中共与远方的联络。兰州八办由中共元老谢觉哉主持，精通俄语的伍修权也在这里联络苏军。谢觉哉与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祖经常来往，也不时争论。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思想进步，总是支持谢觉哉的意见。这样，谢觉哉与贺耀祖逐渐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
抗战期间，甘肃的战略地位陡然上升。古来骆驼行走的丝绸之路，奔驰着苏联军火汽车队；惟有大鹏遨游的沙漠戈壁上空，飞翔着巨大的运输机。这一切，引起日本军部的高度注意。日本军部相中河西走廊的额济纳旗，在这里设点，即可以隔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又可以就便探听苏联情报。日本人已在内蒙古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又以这个政府的名义派了十二个人到额济纳旗草原来游说蒙族王爷。额济纳旗是一个县级单位，只有少数警察驻扎，附近的酒泉还有国民党一个旅。蒙族王爷左右逢源，沙漠之中的额济纳旗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兰州“八办”发现日本人来到甘肃，立即着手应对。首先通报国民党政府，又与甘肃省府协调，派共产党员周仁山担任旗政府秘书。1938年，周仁山单人独骑来到额济纳旗，积极团结当地蒙汉军民，筹划抗日。日本人也积极活动，培植蒙奸、汉奸，还伺机暗杀周仁山。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略野心更加膨胀，经常派飞机到额济纳旗空投军事物资。额济纳旗的平静局面被打破，周仁山与驻酒泉国民党部队旅长商议，决心转入进攻。
额济纳旗的春节别具特色，既有蒙族的烤全羊，也有汉族的包饺子。蒙族王爷设宴邀请全体驻旗客人，日本人也乐呵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