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1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前后如此渊源,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容易误认此案有党内斗争背景。李青伍、姬延寿虽然确实有国民党背景,但劳山伏击却是出于劫财目的,并未预谋杀害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的谈判对象,频频出入于红区白区,国民党还得保护周恩来的安全呢!了解内情的罗青长、李启明都肯定地对作者说:劳山事件没有政治背景。①
作者不禁大失所望。
劳山伏击,乃是中共历史中领袖人物遭遇暗害的最为凶险的事件,这本来可以作为国民党阴谋的一个铁证!
想想看,历史上多少暗杀领袖事件,都是文艺作品百用不爽的素材。著名电影《德黑兰1942》;描写德国特务企图暗杀美英苏三国领袖,而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美国电影还把肯尼迪总统的遇刺,描写为自己的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暗杀,制造悬疑。
循着这种思路,本来可以设想:国民党特务机关密谋策划,暗杀共产党首脑周恩来,从而破坏国共谈判;同时,通过消灭共产党最高情报负责人,打击整个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这么写也不冤枉国民党,这股土匪本来就是国民党操纵的。而且,国民党后来也确实在1955年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企图暗杀周恩来。如果再加上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因素,这个案件就更为复杂了。这也不是没有来由,这股土匪之中,不是有人曾有红军身份、有人解放后还逍遥人间?
作家,总是难以遏制猎奇倾向。可是,延安的老保卫们,都肯定地对作者说:劳山事件没有政治背景。这些人真是老实,连国民党都不肯冤枉。
尊重历史真实,必须从实写来。
1937年4月25日,刚刚发生劳山事件的延安,很快从震惊转为镇定。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尽管对于昨天的伏击还有种种猜测,尽管前途依然潜伏险情,周恩来还是匆匆出发。出生入死,对于共产党领袖不过是家常便饭。
尽管中共中央并未认定劳山事件具有政治背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证明:延安的安全状况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以往相当薄弱。毛泽东在延安的第一住处是凤凰山麓的石窑洞,这里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就搬到延安城北门外三公里处的小山村杨家岭。这里原来只有八九户人家,中共中央搬来后搞了一些建设。沟口盖了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中央礼堂,楼上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山腰的平坡有灰砖砌就的窑洞,毛泽东住在中间,左边住着周恩来,右边住着朱德、刘少奇。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由西北保卫局负责,首长的警卫人员从保卫局的特务队中调派,警卫分队也由保安团担任。杨家岭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保卫措施,村里的大人娃娃随意乱走,外面来人也没人拦。劳山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营,从红一军团抽调四个人枪齐整的连队,调到凤凰山护卫中央机关。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围剿”变“封锁”
中共中央加强警卫是有道理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天真地相信盟友,曾经吃过国民党的大亏。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其人,在对待共产党方面,从来没有幼稚过。
西安事变之后达成国共合作,表面上看,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生存环境比较安全了。实际上,共产党的处境仍有潜在之危机。蒋介石虽然履行西安事变中的抗日承诺,同时却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并将二人所部调出陕西。西北地盘上好不容易形成的三足并立
局面,如今只剩红军独立支撑。蒋介石又派亲信大将蒋鼎文任国民党中央军委西安行营主任,不久,西安行营改称天水行营,但仍驻扎西安。天水行营创立“党政军特联会报”,作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党政军群组织,对延安形成四面包围。
举国团结抗战,国民党不好动手开打内战,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就从“围剿”调整为“封锁”。
国民党中统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徐恩曾写道:“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甚至连莫斯科给它的机密命令,也常常到了我们手里,在我们的档案中,曾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会议记录,这些都是我们从共产党中央机关中搜获得来……”徐恩曾认为:“所以要获得共产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仍照过去的办法,设法渗透到它的‘中央机关’中去,可是那时的共产党中央,远在延安,接触较难……”①
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秘密制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密令执行。这个计划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民运、特务”等八方面,其周密程度不亚于对日作战。综其要者,有三个主要措施:构筑碉堡群形成四面包围的军事封锁线;设置盘查站卡住出入交通要道;任用特务实施秘密渗透。
军事封锁的重任由胡宗南担任。胡宗南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在各派军阀的角力之中一直忠于蒋介石,先后任老蒋起家部队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可谓嫡系大将。抗战爆发,胡宗南率部参加上海、河南战役,旋即奉命调回陕西休整。将主力之中的主力放在后方,蒋介石自有打算。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命令北方的张学良不抵抗,自己却在南方发动一次次对苏区的围剿。蒋介石的战略始终是“攘外必先安内”。常人对此不解,还是胡宗南说得透:“抗日战争即使失败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为长治久安之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
不过,面对大举入侵的日军,却要调兵封锁共产党,总是显得师出无名。国民党军令部长找出一段历史,想当年,元军正面攻击宋军受阻,忽必烈率军迂回西南,而后南北夹击灭亡宋朝。蒋介石找到借口,硬说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切断河西走廊的中苏联系,而后进入四川,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样,蒋介石用兵西北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国民党大量向西北增兵,还任命胡宗南兼任两个战区职务,以陕西、河南、山西第一战区副司令与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第八战区代司令身份,协调指挥25个军50万兵力,俨然而为“西北王”。
西北王胡宗南深得君心。以少数部队扼守潼关一线阻止日军入陕,却以大部兵力对付共产党。国民党部队沿着边区边境修筑碉堡,北接长城,东到黄河,从西绕南形成一圈封闭的封锁线。每道封锁线都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组成,每个碉堡群又由相互通联的子母堡组成,碉堡之间由战沟相连。重点地域更是层层设防,5道封锁线形成纵深百里的封锁地域。延安正南的洛川至中部县(现黄陵县),仅仅80里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有碉堡518座!
陕甘宁边区四面被围:西北的宁夏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队。北面的绥南、陕北、晋西北有邓宝珊、高双成、马占山部队。东、南、西则是胡宗南部队主力,从东部的黄河西岸向西,沿陕西秋林、洛川、耀县、甘肃的宁县、西峰等地,囊括边区南面,又向北进入宁夏固原包抄边区西面,直接西北的马家军。
此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留在边区的只有少量后方留守部队。物理学判定:水位越高,势能越大。军事学也认为:兵力差距太大,容易导致均势失衡,实力畸强的一方难以遏制进攻欲望。这样看,延安还是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所幸,大敌当前,国共双方都把抗日当作主要任务,边区内外尚能维持和平局面。延安与西安之间,还时常往来邮电、商旅、公事官员。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官府劫道(1)
延安东面是黄河天堑,北部有沙漠阻隔,连接外界的通路有限。
向南到西安的800里山路,是延安通向省城以至国家中心地带的最近通道,公开往来的人员、物资、商旅多数从南路走。
向东北,经绥德、榆林、神木可出内蒙;向西北,经保安、定边可出宁夏、内蒙;这两
条路线都是通往边境的通道,可以沟通苏联。
还有一个西南方向鲜为人知。陕甘宁边区之“甘”,就是甘肃省的庆阳地区,位于延安的西南方向。这个地区远离省会,国民党基层政权松散,就成为共产党的秘密通道。
三条路线活跃了偏僻的延安。
以往,中共中央机关先后位于上海、江西,与被称为“远方”的共产国际联络,都要经过海路,必须通过由国民党严格控制的海港。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路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已经中断,无法协调立场,就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替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国共联合抗日。重大的政策转变急需统一思想,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恢复联系。
从苏联到中国内地苏区,沿途将通过蒙古王公和国民党统治地域,此前已经有两个人被捉住杀掉。为了保密,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而是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与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默记脑中,特别是背诵了共产国际提供的全部密码!张浩二人乘骑骆驼,穿越蒙古大沙漠,到达宁夏银川,由于湖北口音被国民党守城部队扣押。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张浩,以商人身份帮厨,与连长拉老乡,终于获得释放。张浩进入陕甘苏区定边的时候,恰巧中共中央也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纪念日,中共中央正在瓦窑堡举办释放刘志丹等人的宴会,突然接到定边电报,有可疑人要见中央!又高又黑的张浩被押送到瓦窑堡,大家认出:这个“老鞑子”就是共产党员林育英!
刚刚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真是运气极好,要根据地,脚下就有陕北苏区,要国际支持,张浩就从天而降!中共中央刚刚纠正左倾的军事路线,对于政治路线的讨论还有严重分歧,张国焘更是公然另立中央。手持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张浩,有力地支持毛泽东转变路线的努力,制止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中共中央的新驻地延安靠北,邻近中苏边境,得以陆路往来远方。沿途大多是西北军、晋军的地盘,蒋介石的中央军鞭长莫及。起初是徒步秘密往来,国共合作之后就有了苏联的汽车,甚至开辟了空中航线。从莫斯科直飞延安,半年的行程指日可到!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都曾乘飞机往来。
中共中央还着手恢复与各地秘密组织的联系。长征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共中央与白区地下组织的联络全部中断,各地组织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全党合力。在延安落脚之后,中共中央立即重建交通科,对外称为“农村工作委员会”,负责打通对外联络渠道。延安远离国民党统治重心,附近的大小军阀各保山头,有的对于封锁共产党并不下死力,到处有空可钻。1936年春,刘少奇从延安潜往天津,恢复中央对北方局的领导。同期,冯雪峰由延安潜往上海,恢复中央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这样,党中央与北方、南方的地下组织都建立了联系。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白区组织迅速纠正以往的左倾路线,积极恢复组织,大力发展工作。共产党的活动超越陕北一隅,形成合法根据地与白区秘密工作协调配合的新局面。
延安成为中共运作全国乃至通向国际的神经中枢,这就令得蒋介石头疼。蒋介石的头脑中,从未有过放任共产党坐大的天真,可是,国共合作期间封锁延安又是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国民党自己,西安与绥德、榆林、定边等地的交通,也要经过共产党控制的延安。犹疑之间,商旅、官员、部队、百姓不绝于途,延安已经成为陕北的交通枢纽之地。
延安南向通路,是国民党封锁的重点。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当然也得拨些粮饷。1937年春,交通兵二团八连奉命为延安运送“协粮”。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第一支为延安运送粮饷的国民党车队,带队人二营副营长曹艺,竟然是一个中断组织联系七年的共产党员。曹艺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向叶剑英报到。而后,曹艺带着9辆卡车北上。到了延安,朱德总司令又亲自接见曹艺,发展为特别党员。从此,曹艺不止为国民党运送一些象征性的粮饷,还为延安送去大批进步青年,多次接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