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真文人-第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刘雨的王国维受梁启超排挤说，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都是后起的。前者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梁启超自身为天纵之才，他心理健康，没有嫉妒天才的毛病，决不是作伪欺世的小人。吴其昌（清华国学院首届高材生）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稿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时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王国维潜心治学，不愿受俗务牵累，院务遂由吴宓教授主持。梁启超衷心佩服王国维的学问，每遇不易解答的疑难，他总是对弟子说：“可问王先生。”王国维遽然谢世后，梁启超即前往外交部（清华学校当时属外交部管辖）为王家争取抚恤金。此后，他还带学生去墓地追思，扶病撰写《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对王国维的学问推崇备至：“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先生没齿仅五十有一耳，精力尚弥满，兴味飙发曾不减少年时，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献于学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于渊，实全国乃至全世界学术上不可恢复之损失，岂直我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同学失所宗仰而已！”这已充分说明，梁启超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嫌隙。至于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倒是有些线索可寻，据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透露：王国维的续弦潘夫人是原配莫夫人的姨侄女（姊姊的女儿），姑侄同嫁一夫在旧社会也属乱伦，固为禁忌。王国维的续娶乃是依从了莫夫人临终的遗言，他与年轻的潘夫人结缡后，伉俪情深。但他的儿辈很难做人，昔日的表姐摇身一变成了继母，不仅感情上不服帖，就是称呼上也难办。潘夫人耳根软，容易受仆媪挑拨，长子王潜明的娇妻罗孝纯与婆婆处不好关系，即在情理之中。商承祚撰文暗示，正是婆媳不和，导致罗振玉携女大归，罗、王友情一朝破裂，成为王国维自杀的导火索。
性格因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性格，性格即命运。王国维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王国维深沉质朴，性情“于冷静之中固有热烈”，凡事以不违心为基本原则，费行简在《观堂先生别传》中赞叹道：“心所不以为是者，欲求其一领颔许可而不可得。”王国维自视甚高，但他对时事不轻置可否，对时人不轻加毁誉，平日拙于交游，终日不出户，相对无一言，而意气相感，自觉亲切。他与人交流，多采用书信方式，笔端意气洋洋，又颇似性情中人。王国维在1898年6月18日致许家惺的信中说：“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由于他平时很少展露笑颜，又不大开口讲话，给外人的印象便是严肃冷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性格开朗，嗓门大，到哪儿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就会立刻噤若寒蝉。王国维五十寿诞时，办了三桌酒席，杨步伟硬是避让着不肯与寿星公同桌，她是爱笑爱说爱热闹的，寿星公那一桌只知闷头闷脑喝酒吃菜，她受不了。这些当然都只是皮相。叶嘉莹教授作过更高层次的分析，将王国维的性格特点归纳为三：“第一乃是由知与情兼胜的秉赋所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着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心理；第二乃是由于忧郁悲观之天性所形成的缺乏积极行动的精神，但求退而自保，且易陷于悲观绝望的消极的心理；第三则是追求完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所形成的既无法与自己所不满的现实妥协，更无法放松自己所持守之尺寸，乃时时感到现实与理想相冲击的痛苦心理。”当处境变得愈益艰难，诸事均不惬意时，他就会选择自杀，毕竟自杀是一个避免受辱的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多人《王国维之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
刘恒《王国维评传》百花洲出版社1996年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陈寅恪：不疯魔不成活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陈寅恪虽自谓“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却长期以淑世为怀，终身探索自由之义谛，极其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崇尚气节，严守操持，不降志，不辱身，自少至老，始终不渝，真正做到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之态度，实属不易。
档案案主：陈寅恪
籍贯：江西义宁（今修水县）
属相：虎
生年：1890年 卒年：1969年
享年：80岁 墓地：江西庐山植物园内
父亲：陈三立 母亲：俞氏
配偶：唐筼 出身：留学生
好友：王国维、吴宓、傅斯年等
职业：教书
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
经典话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1919年，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得与陈寅恪交往，后来，其《空轩诗话》写到他对陈寅恪的印象：“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吴宓的这一夸赞，直到今天，依旧不可推翻。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最狂妄自大的教授非刘文典莫属，他研究《庄子》，堪称国内独步，曾宣称：“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即便是这位目高于顶的狂夫，也打心底里服膺陈寅恪是国内最渊博的学问家，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
苦学海外
十岁时，陈寅恪即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佛书中；十五岁时，他陪二哥隆恪去日本，开阔了眼界；二十岁时，由亲友资助，他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其后，又入读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他游学欧洲，以自修为主，精研英、德、法、意等国家的语言、文字、学术，但求学问上的进益，不计学位之有无，绝不以收藏名校博士文凭为莫大之荣幸；三十岁时，陈寅恪入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古希腊文，由于吴宓为之八方延誉，其博学之名广为人知；三十二岁时，陈寅恪重游欧洲，入柏林大学研究院。“读书须先识字”，“从史实中求史识”，其成熟的治学观点从此确定不拔。
1923年底，毛子水抵达德国柏林，傅斯年从英国前来相晤，他对暌违多时的好友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同年，赵元任打算辞去哈佛教职回国，须觅一位哈佛出身者代替，他脑海中第一闪念便想到陈寅恪，陈的回信很风趣，说是“我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欧洲的我国青年多涉足声色犬马场所，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傅斯年）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由于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枯竭，陈寅恪生活极苦，惟以干面包果腹，身体相当虚弱，犹自手不释卷。有一回，陈寅恪和俞大维买票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他们把客人送到剧院门口就止步不前，杨步伟觉得奇怪，问他俩为何不看戏，陈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赵元任夫妇领了这份情，自然是又感动又难过。
执教清华
1925年春，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欲以现代方法整理国故。起初，校方聘请梁启超统摄院务，梁氏婉辞，转而推举王国维负责。论学问，王国维够大，足以服众，但他向来不喜欢纠缠于俗事，院务遂由吴宓主持。既然陈寅恪在吴宓心目中是当世最博学的中国学者，吴宓力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收到聘书后，陈寅恪由德归国，以父病为由请假一年，昔日清华园翌年七月始就教职，住清华园工字厅，与吴宓为邻，吴赠律诗给陈，项联为：“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还有一大讲师——李济之，一时间声名鹊起，号召力极强，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据蓝孟博《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介绍：“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陈寅恪口风幽默，曾撰联送给学生，调侃得很到位，也很诙谐，他称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梁启超的弟子自然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王国维曾任清室南书房行走，教溥仪读过书，也完全可以说，他的弟子与逊帝有同学之谊。
人生五痛
陈寅恪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乱世，身体屡遭病厄，心灵极富敏感，他的痛苦和忧伤几乎超过了他的承受力的极限，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挣扎着，抗争着，居然活够八十岁高寿，真可说是人间奇迹，粗粗计数一下，这位国学大师一生所遭逢的愁惨经历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亲友伤逝之痛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历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其为人足智多谋，且有实干能力。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赠联给这位青年后辈，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看重之意。陈宝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为席宝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馐堑谝患歉＃辉蕹晌卤浞ǎ鼍倭豕獾凇⒀钊窀ㄗ粜抡⒃诤涎哺紊侠贾危茫毂ㄖ剑耸狄担挛煜孪龋偃瘴率О芎螅谋７巳俗铮桓镏埃啦恍鹩茫司幽喜魃剑侥旰蠹从粲舳眨馐堑诙腔觥Ｗ娓赋卤鹑ナ朗保乱∈凰辏匀松蕹Ｉ兄挥蟹舯淼娜鲜丁�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另外三公子为丁慧东、谭嗣同、吴保初），其人饶有诗才，在清末诗坛是首屈一指的名家。陈三立进士及第后，不乐做官，随侍其父陈宝箴，于政务多有谋划，多有襄助。六君子被斫头，陈宝箴遭严谴，陈三立对政局极感灰心绝望，他自号“神州袖手人”，从此远离政治漩涡，致力于开办新式学堂，但其爱国的心火并未熄灭。1932年，日寇占领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陈三立从报纸上得悉战况不利，愀然而有深忧，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都被惊醒。及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诇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媪操帚逐之”（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序》）。陈三立因此忧愤成疾，他拒不服药，拒不进食，五天后便溘然弃世。父亲死时，陈寅恪四十八岁，国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间悲苦，味道转浓。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画坛一代大家，山民齐白石蛰居京师多年，寂寂无名，润格甚低，多赖陈衡恪逢人说项，为之广为延誉，且携齐白石多幅国画赴日本展销，引起轰动，卖出天价。墙内开花墙外香，齐白石对陈衡恪自然是感铭肺腑，从他的悼诗——“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可以见出他们的交情之深。1923年秋，母亲俞氏病亡，陈衡恪冒雨去市中购买棺材，晚间席地而睡，寒湿侵身，竟尔英年早逝（48岁）。一年之内，一月之间，母、兄双双亡故。母、兄死时，陈寅恪三十四岁，正游学德国，噩耗传来，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