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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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说，如果您不欠医生的债，就不会把他藏起来了？”
　　保利支吾其辞地说：“我们弟兄两个——我和古斯塔夫。古斯塔夫是老大。他是个教师。父亲看准了风向，吩咐我们俩要有一个加入纳粹党。我是弟弟，又是单身，只好听他的。”
　　“这是怎么回事？就象过去送子当兵似的。”
　　“不完全是这样，”保利说，“因为我在青年人当中很有点运动员的名气。”
　　“你是个运动员？”
　　保利提醒说：“我把纪念章都给你看过了。我们那个体育协会依靠最有钱的啤酒厂老板资助。希特勒还没有当元首的时候，他们就支持他了。你以为只有克虏伯那些人才给希特勒贷款吗？”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呢？我是著名运动员，多少有点影响。既然我是个纳粹党员，那就是说，纳粹党赢了。”
　　“是喝啤酒比赛吗？”
　　“从那以后，我们搞这种比赛就带有政治集会的性质。”
　　“是这样？”
　　“你以为是怎样呢？元首很需要忠诚的人。但我想，总不该到啤酒馆工人当中去物色这种人吧。”
　　“你的意思是工人不支持元首，是吗？”
　　“我可没这么说，”保利着慌了。“你自己明白，元首就是德国。”他停了一会儿，狡黠地咪起眼睛说；“元首执政以前，我们店里每天干九小时，后来开始干十二小时，拿的钱却一样多。”最后，他用教训的口吻说：“为了完成帝国的历史任务，人民有义务承担牺牲。”
　　“那你父亲呢？”
　　保利忧郁地说：“也一样。帝国政府只支持大工业公司。这几年小业主纷纷破产。小老板遭殃，大老板发财。”他带着又羡慕又骄傲的口气说：“戈林先生独家生产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光荣剑’，从那开始，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康采恩，包括一百多座工厂，几十个采矿和冶金企业，贸易公司，运输商行，营造商行等等，应有尽有。”
　　“你说的是格尔曼·戈林元帅吗？”
　　“他要比元帅大，他是大王。马丁·鲍曼也是大工。你知道他的政治生涯是怎样开始的吗？他在一九二０年加入‘反对犹太人兴起联盟’，在那里受到了赏识。”
　　“那就是说，你的算盘打错了，是吧？”
　　保利耸了耸肌肉松弛的肩膀，表示同意：“是的，我没能成为一只剃光了毛的野兽。”
　　“‘剃光了毛的野兽’是什么意思？”
　　“哦，这是我们党内给自己人取的一种绰号。”
　　“你哥哥为了企业至今没有参加纳粹党吗？”
　　“他在我们突破阿登防线的时候阵亡了。”
　　“可见你还算是走运，”魏斯得出结论说。
　　“不错，”保利表示同意，“是走运，但也不是白白得来的。我作了跟别人结婚的保证。”
　　“跟谁？”
　　“妇女辅助小队那位女二等兵。是她把我从补充连调到这里来的。她帮了我很多忙。”
　　“呵，我跟她已经认识了。”
　　“我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保利连忙表白。“她是个有头脑有性格的女人，——这是家庭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
　　魏斯通过跟保利谈话认识到，必须多结交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开朗的心胸与和蔼的态度，这往往比搔首弄智更能使对方打消顾虑，吐露衷曲。搔首弄智只能促使对方同你钩心斗角，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来揣摩你的隐秘企图。
　　魏斯善于结交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使他对自己所处的活动范围认识得更为清楚。通过研究人们的内心世界，他可以较有把握地结识一个又一个人。他不矫揉造作，不随声附和，不入乡随乡地涂上一点保护色。他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本色。对于每个新结识的人，魏斯都真心诚意地关心他们的生活。他的这种诚挚态度，比那些虚伪的做作以及故意将对方引为同类等做法，都更能博得人们的好感，更加切实可靠，热忱感人而有成效。他只在两种情况下才采用上述的虚假手段。一种情况是被迫自卫；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打击对方，指控对方对帝国不够忠诚。
　　魏斯确信，有时候装装糊涂更有利于广泛地搜集情报。天真幼稚的反驳比随声附和更能使对方情绪激动。此外，对交谈者还要表现出单纯的人情味来，因为不管是谁，人人都本能地希望讨别人喜欢。一个人看到别人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就会更加竭力取悦于他。
　　这就是说，不论在什么场合下都要善于扬长避短。要具有职业知识，要见多识广，信仰坚定，原则性强，还要诚恳地与人为善，灵活运用有限的权利来保持自己的本色，以及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不失掉自己的身份等等，——这一切都是在敌人营垒中使用的精神武器。这些武器运用得越巧妙，魏斯的安全感就越强。
　　置身虎穴而不愿跟卑鄙下流的人交往，这是办不到的。相反，谁的表现越是卑劣，魏斯就越是要同他接近，这样他才能研究各式各样的卑劣行径，考察其产生的根源。
　　他见到的人当中，不仅有彻头彻尾的纳粹政客，也有一些不以纳粹分子自许，然而却中了纳粹毒素的人、对待这种中毒的人要特别审慎，因为他们既有可资利用之处，又包含着危险的一面。
　　魏斯懂得，每个人都是在一面自我想象的镜子里观察自己的形象。
　　但是于他这一行却必须经常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根据自己在别人脑中留下的形象培养与之相适应的特点。同时，为了逐步升级，占据越来越有利的位置并继续有所进展，他必须让周围的人感觉到自己的出众之处，但又要恰如其份，以免引起忌妒。他要使人感到，倘若没有别人的善意支持，他就发挥不出自己的才能。总会有人愿意支持有头脑的人，愿意协助他获得成功。如果这种人不挺身而出，那也是可以找到的
　　魏斯觉得，尽管他没有装模作样地把保利和妇女辅助分队的女二等兵引为同类，而是在交往中保持独立不倚的立场，但是他们俩都很尊重他。按这两个人的性格，不是他们的上级，他们一般是不予尊重的。
　　初试锋芒的成功使魏斯产生了某些希望。旷日持久的适应阶段顺利地过去了。这种顺利感更促使他渴望积极的行动，可是他至今仍然无所作为。
　　有一次，那个上年岁的士兵，保利·赖斯的未婚妻的父亲，没有注意到一辆正在院子里掉头的卡车，结果给压伤了。他被送到驻扎在附近小镇上的卫生部队去医治。
　　女二等兵请求魏斯私下帮个忙，在她父亲住院期间代替一下他的工作，以便保留住他的职务。她说：“保利既懒又邋遢，不能指靠他。”
　　魏斯起初只打扫院子，往小路上铺沙子和粉刷路边的石柱。他从老头儿放工作服的小橱里取出一件连衫裤和一条带格子的短围裙，把它们加在军装外面，拿起扫帚和簸箕，无精打采、满腹委屈地开始打扫庭院，渐渐地，他打扫到保卫驻地区间通道的警卫队的住室里去了。
　　警卫人员对魏斯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后来，那个大腿粗得象穿了马裤、头发烫成小卷花的二等兵小姐又交给魏斯一张通行证，让他到离驻地挺远的一个沙石场上去运沙子。这样一来，魏斯的活动范围就不限于驻地的房舍之间了。
　　这给魏斯带来很多方便。他有了行动自由，可以进出各个屋子了。
　　他走进穿杂色军装的人住的厢房，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这几个人确实是准备空投到苏联去的。他根据一些撕碎的草稿和地形学课堂笔记得出了这个结论。从那些人抄下来准备记熟的材料中，他甚至可以断定他们预想中的活动地区。
　　魏斯如获至宝。
　　他开卡车出去运沙子时，选好了一个合适的秘密埋藏点。在回来的路上，他把车停在74／0012号电线杆旁，将来到这里以后第一份密码情报和几个空投特务的画像，用防毒面具上下透水的防瓦斯套包好，放在罐头盒里埋了起来。
　　后来他把电线杆的号码密写在给布鲁诺的短笺里，附于致迪特默尔太太的信中。
　　联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真值得庆幸。孤独、苦闷、一筹莫展的状态现在终于结束了。如果不和自己人建立可靠的联系，魏斯不管做什么也只能是白费劲。但是他不能只顾额手称庆，这种松懈斗志的情绪是应当防止的。
　　然而他毕竟是疏忽了。
　　魏斯把他画的其他几个破坏恐怖分子的像，仍然预先用防瓦斯套包好，放在车库砖墙基的通气孔里。晚上他对画像作了最后一次检查，准备第二天把它们放到电线杆旁边那个秘密点去。可是他发现，那个叫做赫里亚希的人的像被折损得很厉害。魏斯决定把磨坏的地方修复一下。他打开车顶的半圆形灯，坐进车里画起来。他把车门敞开着，以便有人走进车库时可以听到脚步声。结果……出事了。
　　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带着司机和警卫员走进车库，立刻发现在亮着灯光的汽车里坐着一个士兵。他一把抓过士兵正在写写画画的那张纸。
　　魏斯忙从车里出来，立正站着，一动不动。
　　穿便服的人惊奇地端详着图画。
　　“你是什么人？”
　　“约翰·魏斯，阿克塞尔。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先生的司机。”。
　　“画的是谁？”
　　魏斯看了图画一眼。
　　“我不知道。”
　　那人阴郁而狐疑地盯着魏斯的眼睛。
　　“画的谁？”他又问了一遍。
　　魏斯突然嘿嘿一笑，他那随随便便的样子完全不象一个士兵，他用不屑的口气说：“我冒昧地报告您，画得很不象样。”接着又以祈求的腔调说：“要是您肯赏光看看我的画，我会感到十分荣幸的。”
　　穿便服的人又仔细地看了看画，犹豫了一下，最后把画还给魏斯，默默地坐进汽车走了。
　　魏斯认得这辆汽车和司机。这辆车是这个穿便服的人的专用车，每次出车回来都要更换车牌，短短的时间内车身已被重漆过两次。他知道，这个人具有良好的职业记忆力，他的目光专注锐利，洞察肺腑，要摆脱这样的目光并不那么容易。
　　只剩下魏斯独个儿的时候，他想：那辆汽车和它的主人一定会回来的。
　　危险，可以逃避，也可以勇敢地迎上去。魏斯决定采取后一种态度。
　　他搞到一些厚实的包装纸，把印着元首、部长、元帅、将军和普鲁士统帅们肖像的军人日历放在面前，一个劲儿地画起来，现在他不必躲躲闪闪，不必瞒着任何人了。
　　他为自己的事业和自身的命运担忧，他渴望弥补这次不可原谅的疏忽大意——这些就是魏斯创作灵感的由来。
　　他对希特勒德国的艺术流派相当熟悉。他们最讲究浓墨重彩地装满门面。肖像画家的本领只有停尸间的化装师才能与之媲美——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死人脸孔描绘成活人的样子，让死人面带庄严的表情，因为每个官员的尸体都必须带有这种表情。
　　这种嵌在笨重的青铜画框里的巨幅油画，其色彩之华艳足使市场上出售的那些粗劣彩画黯然失色。画家的全副精力；都用在照相式地复现军装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画师的才能，还要有裁缝的本领。
　　肖像画还有另一个流派。如果说前一派是攀龙附凤官僚学究派——画家刻意表现人像的表面威仪，认为只需再现人的外貌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么第二派的画家则力图表现个人的意念。他们认为，作品越是狂放，越是充满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暗示，他们所描绘的人物的神情就表达得越加完美，因为他们画的不是肖像，而是肖像的思想，是一种虚构。如果说前一派的代表们毕竞还要具备一点工匠技能的话，那么后一派的拥护者则不承认任何技巧，他们认为，越是恣意鄙弃那些连油漆匠都必须掌握的基本手法，他们的作品的象征效果就越加显著。
　　由于时间仓促，心慌意乱，加上对所画人物的极端厌恶，魏斯便采用了第二个流派的画法。
　　他用那种可厌的象征手法把军人日历上的帝国要人肖像统统画了下来。为了不在军装和勋章上浪费时间，他给这些人一律穿上古罗马的男长衣，因为他记得帝国总理及其亲信都喜欢模仿古代帝王的习气。
　　魏斯把画好的第一组画拿回宿舍，放在自己的床褥子下面。第二组画他是用另一种手法完成的，就象画那个绰号叫软骨头的人的外貌一样——那个人的模样已经构成了罪证。
　　他还作了驯狗员、炊事员、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女二等兵的速写头像，在每张画上撒了一点尘土，都放到床褥子下面。
　　魏斯白天没回宿舍。临睡前他从褥子下面取出那些画，高兴地发现：他的这一步预防措施完全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