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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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德国会把庄园交给你？等着瞧吧！”
　　“先生们，”男中音打官腔了，“你们说过头了，你们没有权利议论德国有关俄国昔日领土的打算。”
　　“谁会泄露出去呢？”
　　“没准儿是我，”男中音回答。“我。当然，要是你不首先去报告的话。”
　　“坏蛋！”
　　“不错。”
　　这时另一个人说：“我在不来梅服刑的时候，我们被押送到军械厂去干活，每一次回监牢之前，都要用爱克司光照射我们，检查是否有人偷了车间的工具。据说爱克司光破坏人的机能。”
　　“你要那些机能有什么用？”
　　“不过，终究……”
　　“我嘛，先生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一份菜汤和大馅饼。呵，要这么大一个的…”
　　“你最好少吃一些，别再增加体重了。将来空投的时候，你会折坏腿的。过去有个家伙跟我一道空投，一着陆腿就扭脱了。我只好替他治一下，用手枪把他干掉了。”
　　“哼，蠢东西！”
　　“有什么法子？把他驮到苏联医院去吗？”
　　“你何不象外科医生那样，用刀子干！”
　　“哎呀，你这个屠夫！”
　　“你放心，如果我和你搭档，我会无声无息地卸掉包袱的。”
　　“除非我没有先用降落伞绳把你勒死。”
　　“干吗又撒野了？”男中音来当和事佬。“春天了，复活节快到了。”
　　“你会在哪儿过复活节呢？”
　　“除了俄国的梁赞省，还能在哪儿？”
　　“你会被他们扭送肃反委员会。你到肃反委员会去过复活节吧！”
　　“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男高音厉声纠正他。“不能这么跟不上形势。”
　　“说惯了……”
　　“可不是，一九二０年就离开了家乡。”
　　“没关系，别哭鼻子。很快就会送你们回去的。”
　　魏斯拿着个充好气的内胎走出车库，在离那几个人不远的地方坐下来仔细检查，象是在寻找扎破的眼儿。然后又把内胎贴在耳朵上，听听是否漏气。
　　一个塌鼻梁的瘦高个儿并不转过脸来，用俄语问道：“喂，当兵的，你有烟吗？”
　　魏斯聚精会神地转动着手中的气囊。
　　“要不要我给你一支烟？”瘦高个用齿音挺重的男中音又问了一遍。
　　魏斯继续做自己的事。
　　“你别害怕，他根本不懂俄语，”矮胖子说罢就用德语问道。“喂，当兵的，什么时候了？”
　　魏斯回答：“没有钟，”说着注意地打量他们一眼，想记下这几个人的面貌。
　　一个谈黄发的秃顶男子用羊叫一般的男高音操着俄语说：“他自己就戴着手表。这只德国猪罗，真笨！”他客客气气地递过一支烟，改用德语说：“赏个脸，抽一支吧。”
　　魏斯摇摇头，掏出自己的烟盒。
　　黄头发把魏斯不要的那支烟夹在耳朵上，叹了口气，用俄语发牢骚：“哼，替他们流血流汗！”他又掉过脸来用德语对魏斯说：“真棒，当兵的！你懂得勤务。”说罢举手高呼：“希特勒万岁！”
　　魏斯把气囊放回车库，返身出来，拿了块小木板垫在膝盖上，铺上一张信纸。
　　魏斯俯在纸上，沉思地用铅笔在上面写着，时而若无其事地瞅瞅那几个身穿五光十色的外国军装，通晓德语、俄语，也许还懂得其他语种的人。他们早已丧失了各自的本来面目，丧失了本性。尽管他们各有特征，但是人人脸上都烙下了同样的残忍、冷漠和空虚的表情。
　　魏斯对这几张脸观察得越久，就越加清楚，要牢牢记住它们是不可能的。
　　又到了星期日。魏斯仍然在车库旁占据一块地方，用挂子沙沙地挂着汽车内胎，打上补钉。补完车胎，他不慌不忙地拆开汽化器，洗刷一遍，重新装好。这才用破布把手擦于净，同上次一样，开始写信。
　　那伙人显然已经看惯了这个不多话而守纪律的德国士兵，彼此只顾天南地北地聊着。
　　魏斯漠然的目光从他们脸上扫过，落到旁边的某个东西上；这时他好象想起了信中的一句话，便又埋头写了起来。
　　士兵写家信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那伙人谁也不再介意，不再理会他。何况他们确信，魏斯对俄语一窍不通。
　　这伙人的头儿，看来是那个剃光头的瘦子。此人五官端正，额头倾斜，双眉细长，灰色眼睛里时出冷冷的光。当他插话时，大家都安静下来，连那个装腔作势、喜欢说些警句的男中音也不作声了。男中音的警句有：“不懂解剖学也能杀人”，“我在坏蛋当中可算得革新家”，“无私的爱情代价最高”，等等。
　　有一次，男中音懒懒地说：“我曾经娶过一个瘦瘦的大眼晴娘儿们。”
　　光头冷笑了一声。
　　“后来在贝鲁特把她卖给了一个黎巴嫩的犹太人。”
　　“干吗侮辱人呢，是卖给一个阿拉伯人，他也许还是一位教长。”
　　光头威胁地将眉毛一拧，咬牙切齿地说。
　　“你这是跟我唠叨些什么？”
　　男中音顿时泄了气：“嗯，好吧，软骨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一个身材瘦削得象小青年、青筋峡磷、皱纹满脸的鹰钩鼻老头，带着高加索口音问道：“教长？什么是教长？我就是教长。卖了多少钱，你不记得了吗？”
　　一个脸部皮肉松弛，秃顶上贴着几缕枯黄头发的人耸了耸肩膀。
　　光头说：“先生们，我们似乎也应当在这里建立秩序。”
　　“在德国人这里？”
　　“我指的是俄国侨民。有些侨民受到希特勒的鼓舞，产生了希望；另一些侨民则无产阶级化了，他们当中有人开始为祖国的命运担忧。”
　　“应当把这种人宰掉，”老头建议。
　　“不妨这么办，”光头表示同意。
　　“我把有些人的名字报告了长官，并且建议由我们来效劳——亲手把他们除掉。这样做可以杀一儆百，显示出我们决心要处死那些变节分子、但是，唉，长官拒绝了。他说，这件事让盖世太保去办。真是遗憾。”光头闷闷不乐地说。
　　脸皮耷拉的人心神向往地拖长声调说：“现在俄国也是春天了！”
　　“跳伞的时候别忘了穿套鞋，免得把脚弄湿了。”
　　“我想，那时候地面已经干了。”
　　“他们只用三个星期就把波兰打垮了。”
　　“哼，俄国可不是波兰。”
　　“你说的是哪个俄国呀？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吗？”
　　“可是毕竟一－”
　　“瞧这个家伙！也跟狗一样乱叫了。”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点动物的东西……”
　　“你记住自己颈圈上的号码就行了，其余的统统忘记吧……”
　　干燥的、带着尘土气味的阳光照在这铺着小圆石的场地上，照在房屋的窗根上，也照着这一伙败类，这几个穿着欧洲各国战败之师的旧军装的卖国贼。高高围墙的檐板上绕满了带刺的铁丝，围墙投下的阴影又宽又浓，象是一道黑沉沉的壕沟环绕着院子。岗楼上，哨兵的皮靴踏着楼板，发出鸣鸣的响声。魏斯躬身坐着，把铺上纸的小木板放在膝头，起劲地用铅笔在上面画着。他在这里也跟囚徒一样，过着不紧不慢、严格死板的监狱式生活。
　　尽管如此，他是这里唯一的自由人，甚至是幸福的人。置身于这个可怕的世界，他日益认识到自己是这里唯一的幸福者。因为他能够将生命的每一分钟献给人民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而工作。
　　魏斯坐在阳光下，耐心地、勤勉地工作着。是的，他在工作。他用削得很好的铅笔在薄纸上画这几个人的像。他想给每个人画两张像，一张正面的，～张侧面的。他象小型画画家那样精雕细刻地画着。
　　萨沙·别洛夫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急不可待地要证实自己的艺术天赋。
　　他在艺术中素来同那种缺乏热情的客观主义匠气格格不人，可是这种匠气眼下却能代替照相机的作用。他必须把这几个人的面貌准确无误地再现于纸上，就象这不是画，而是复印的照片。
　　他一面画着，一面还得在脸上装出搜索枯肠、冥思苦想地写信的表情。许多苏联人的命运和生死，也许就取决于他此时工作的成败。
　　来食堂用餐的人中间有一对聋哑夫妻。男的身体结实，宽肩，黑发，大脸盘，表情呆板。他的眼睛警惕而专注，看人时一眨也不眨，眼光孤傲而含敌意。女的长着柔软的淡黄头发，身材细长，容易激动，别人只要对她稍加注意或不予注意，她都很敏感。情绪激动时，她脸上就不由自主地立刻反映出来。她的面部表情异常丰富灵敏，能反映出最细微的心情变化。
　　这一对儿不属于服务人员。看那男哑巴大模大样、旁若无人的派头，以及就餐的人都不敢当他的面利用两口子耳聋的毛病出言不逊，可以断定这两个人在这里处于特殊的地位。
　　有一次，一个从外面来的二级下士在餐厅里吃午饭。这个肥头大耳的巴伐利亚人瞟了女哑巴一眼，对邻座的人说：“这娘儿们挺有意思，我倒不反对跟她摸摸捏捏来一下。”
　　男哑巴站起来，缓步走到二级下士跟前，飞快地朝他脖子上砍了一掌，然后把他挟在腋下拖起来，放回到椅子上让他坐下，自己又回到妻子身边。在场的人谁也没有一点反对的表示。大家继续吃饭，若无其事。
　　魏斯知道，这种打击方式可使人疼痛休克而产生短暂的麻痹。
　　下士脸色煞白，汗流满面，大口大口地吸气。他浑身难受，慢慢从椅子上往下溜。
　　魏斯把他扶出餐厅，带到自己房里，让他躺在床上。二级下士感觉好受些了，从床上爬起来，咬牙切齿地说，他要叫哑巴领教领教盖世太保的厉害。说罢就上驻军司令部去告状。但是他很快就满面羞惭、闷闷不乐地回来了。
　　二级下士越想越气，便把他向长官报告受辱的经过、碰了一鼻子灰的原因，告诉了魏斯。魏斯也渐渐猜测到这一对奇怪的哑巴夫妇是什么人了。
　　卡纳里斯认为，他吸收聋哑人从事间谍活动是一个创举。他利用聋哑人，是为了在各种场合下能够侦悉他所感兴趣的人在说些什么。
　　这些聋哑特务即使和侦察对象保持着一段距离，也能根据谈话人嘴唇的发音动作确切无误地获悉人们在谈些什么。如果距离很远，他们就使用望远镜或专供视力良好的人戴的特制眼镜。
　　原来，这一对特务是来受惩戒的。他俩曾把暗结珠胎的事隐瞒了上司，指望女的能够在国外顺利地生个孩子。
　　可是他们必须在分娩以前回国。
　　临产前一个月，女的在街上被抓住了，尽管她是谍报局的特务，还是被送进医院，作了剖腹产。
　　他们对女的说，婴儿死了。但是动员了最优秀的医生来抢救她的生命。否则，丧失一个有用的人，谍报局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现在夫妇俩被放逐到这里来，照那个二级下士幸灾乐祸的讲法，是“实行检疫隔离”。起初两个哑巴装疯卖傻，甚至企图用煤气自杀。但是军事情报局派人来监视他们，使他们的种种自杀企图都落空了。当他们终于明白，在军事情报局工作甚至连悄悄死去的自由都没有，便不再打算自杀了。
　　魏斯从驯狗员那儿买了一只淘汰的小狗，把它送给女哑巴。起初她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要，她不知所措地、企求地望着丈夫。他点了点头。女人连忙一把抱过小狗，搂在怀里。丈夫掏出皮夹，带着询问和严厉的神情望着魏斯。
　　“如果你们接受我的礼品，我会感到高兴的。”
　　男哑巴迟疑了一会儿，收起了皮夹，递过香烟，两人抽了起来。
　　魏斯说：“我在施泰因格里茨少校那儿工作。也是谍报局的。”
　　男哑巴点点头。
　　魏斯解释道：“我不得不帮那个二级下士的忙，不然，你们可能会遇到麻烦。”
　　男哑巴轻蔑地撅起嘴巴。
　　女人一手抱住小狗，另一只手伸给魏斯，握了握他的手。她脸上表情温柔，但是流露出难言的悲痛。
　　她在肚子上面比划了一圈，摇摇头，眼泪汪汪。
　　丈夫抿紧双唇，脸色铁青，用拳头敲了敲脑袋，合上眼睛，难过地将双手一摊。
　　魏斯说：“我理解你们的苦衷。但是还得活下去。”
　　女人指指自己，指指丈夫，又指指小狗，摇了摇头。
　　“是呀，您说得对，”魏斯说，“人不是动物。”魏斯沉默了一会儿，提高嗓门说；“人不过是一只驯服的野兽，有着薄薄一层光华的外表而已。”
　　女人厌恶地闪开了他。魏斯解释说：“这是我国伟大历史学家埃里希·罗特哈克尔的名言。”
　　男哑巴格指前额，不以为然地摇了摇手。
　　“我也不这样认为，”魏斯说，“但是有许多人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