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1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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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行，会动脑筋，”巴雷舍夫赞许地说。“不过，现在你得给我一片安眠药。你也吃一片，咱俩一块睡。不然的话，我睡，你不睡——不好意思。”
“我不睡，”别洛夫说。
“怎么，你不相信我？常言说得好：‘有福同享。一人一片。”巴雷舍夫递给别洛夫一片药和一杯水，看着他把药咽下，抚摩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这样就对了。”
巴雷舍夫重又躺下，隔了不一会儿就看到，别洛夫的脸上呈现出宁静、疲倦的神情。“他睡着了，”巴雷舍夫心想。“别的不说，他还用这种办法折磨自己。”
他仰面躺着，久久不能入睡。这次重逢太使他激动了，有什么能比见到亚历山大·别洛夫——萨沙·别洛夫（巴雷舍夫对他的习惯称呼）更让他高兴的呢？
他感到有点儿内疚……
事情是这样的：驻柏林的一个工作人员奉命立即找到别洛夫。但是，在接到这项命令的前夕，他在盖世太保的档案室里发现一份关于约翰·魏斯死于车祸的材料，并附有照片为证，而主要的是有公墓里的墓碑为证，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办事十分精明、细心，自然而然地怀疑到这有可能是保安局搞的鬼。于是他便进一步查阅特务机关的文件，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总部接到了“教授”发来的一份询问别洛夫健康状况的密电，而且附有在这类正式文件中不宜添加的请求：一个叫娜佳的向别洛夫转达问候。在这种情况下，焦急不安的巴雷舍夫便急速动身飞往柏林，并在两天之后驱车前往伞兵和别洛夫小组曾经协同作战的地点。
巴雷舍夫有要事不得不在柏林停留。其中也包括会见老熟人，阿德隆饭店从前的看门人，十恶不赦的盖世太保弗朗茨。
巴雷舍夫到监狱去看了弗朗茨。监狱里给了弗朗茨笔墨和大量纸张，他详细而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供词。
巴雷舍夫大致看了一遍这份供词。他高兴地发现，在弗朗茨供出的得到华特·舒伦堡特别赏识的保安局第六处最有才干的特工人员名单中有约翰·魏斯的名字。
弗朗茨的记忆力很不一般，他一眼就认出了巴雷舍夫。而巴雷舍夫的记忆力也绝不亚于他，上校劝告弗朗茨在供词中不要忘记写上他很想忘记的他本人在盖世太保中的活动。对此，巴雷舍夫是十分了解的。
现在，巴雷舍夫感到万幸的是，他终于找到了别洛夫，并且深信他的萨沙·别洛夫长期以来成功地扮演了约翰·魏斯的角色，看来，要摆脱这个角色，对别洛夫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别洛夫差不多睡了一天一夜。睡醒后，他畏怯地睁开眼睛，担心周围的一切又会变成模糊的影象。后来他发现用不着担心，视觉几乎完全恢复了。他看见，巴雷舍夫身穿住院服，正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打瞌睡，于是便一动不动地躺着，兔得惊醒他。可是，巴雷舍夫的觉很轻，一有动静就醒了。他冲别洛夫微微一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赞美起天气来。
“现在若能去采蘑菇可太好了！”他用行家的语气说。
“这样的小树林里常有蘑菇，特别是在林边。”
除了寻找别洛夫，巴雷舍夫在此地还有别的重要任务，夜里他怕穿拖鞋发出响声，便光着脚来到走廊，在主任医师办公室给莫斯科打了电话，报告他的行踪。他说，他认为自己留在医院事关重大。根据他的请求，一位教授应该在今天飞抵驻军医院。另外，巴雷舍夫还同别洛夫的父母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
“最要紧的是，”他对着听筒大声说，“体温正常！就是这样。既然体温正常，那么人也是正常的。”
早晨当别洛夫突然下床到洗脸池洗脸时，巴雷舍夫有点不知所措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你是装病喽？”
别洛夫说：“为了不致丧失走路的能力，我经常夜里起来学盲人走路。我曾经仔细考虑过。如果我能逃走，我就冒充德国国防军的瞎子士兵。”
“咯，想得不坏，”巴雷舍夫说。他长出了一口气。“不过我想象得出你什么也看不见，磕磕绊绊走路的样子……你可知道我们的司机们往往横冲直撞不顾行车安全吗？他们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驾车飞驰。在德国人面前派头十足。”接着他用责怪的语气说：“必须给他们点处分！”
早餐后，别洛夫态度坚决地说：“我必须去柏林！”
“老弟，不行，暂时有危险。”
“您看过我的证件吗？您看到那是由谁签署的吗？”
“看到了。是一群魔王笠署的。”
“这就行了，”别洛夫说。
“什么行了？”巴雷舍夫问道。“根本不行！任何一道关卡都可以对你不放行。”
“只要能让我通过战线就行，”别洛夫恳求说。
“不行，”巴雷舍夫断然拒绝。“不行。而且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战线，你的证件只不过是博物馆的一件陈列品罢了。”他不无遗憾地低声说：“也许，正如医生所说，这对你也是一个刺激，不过就算是刺激也告诉你吧，战争结束了。我们的军队正在易北河一带等候命令。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出差证上到达和出发的时间都要经柏林城防司令盖章同意的。我在那里用不着带手枪，正象在索契海滨浴场用不着穿毡靴一样。你明白吗？”
“这么说，工作结束了？”
“对，结束了，”巴雷舍夫说。
别洛夫沉默良久。他眯缝着眼睛，想着什么心事，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突然问道：“您有汽车吗？”
“就算有吧。”
“派人去把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找来，假如他还活着。叫人用车送来。”
“第一，他活着，”巴雷舍夫说。“第二，‘叫人用车送来’是什么意思？现在，施瓦茨科普夫同志是一位负责人，一家大企业的经理。”
“在哪里？”
“还能在哪里？在我们的管辖区呗。暂时叫管辖区，以后德国人会给它起个适当的名字。我们的工作很简单：他们的人民政权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不过，我想见到他。”
“你以为我就不想见到他吗？我们发个电报就行了。至于交通工具——不成问题。个人专用汽车，也是职务的需要。”
“‘钉子’怎样了？”
“他可不是原来的钉子了。现在他是个大人物——集体农庄主席。装了一条假腿，不过近况还不错。”
“那么埃莉扎呢？”
“哪个埃莉扎？啊，奥尔洛娃…当上干部了，只是对民法学大感兴趣，她怀疑：祖鲍夫同一个德国女人结婚是否合法？民事机关的人员认为，她爱上了祖鲍夫。”
“祖鲍夫在哪里？”
巴雷舍夫神色忧郁，绞尽脑汁寻找着适当的字眼。
“他和党卫队特派员乘坐的那架飞机没有到达目的地，”他说。“至于后来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一致认为祖鲍夫是个英雄。”
“他……活着吗？”
“但愿如此！”紧接着巴雷舍夫就转了话题：“柳霞·叶戈罗娃，你记得她吗？她脸上有烧伤；但当她转过半个脸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她现在当妈妈了，是个十分热情的人。有一回我去作客——她让我待在走廊里，说：‘先在外面暖和暖和吧，您马上进屋会使孩子感冒的。’我往摇篮里一看，裹着被子的小家伙正躺着吸吮橡皮奶头呢。她让我待在走廊里，我也回敬了她一下。我从孩子嘴里取出奶头扔在一旁说：‘从现代医学观点看，这是不卫生的。’爱司现在还是当头头——在区执委会里发号施令。”说到这里，巴雷舍夫问道：得了，该休息了吧？”随后又严肃地说：“这样吧，头一回我们交换情报的时间是十分钟，以后每次再补充十分钟。要规规矩矩。这是制度。我们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住院。我自己也是个普普通通的病号。医护人员突然听到我们在闲聊，会惩罚我们的——给我们额外注射维生素。针头往哪儿插？对准最敏感的部位。”末了他开了句玩笑：“我真想知道，那些将军们、元帅们也这样吗？或者他们还有更好的部位？”
就这样，巴雷舍夫自愿住进医院，耐心细致地护理着萨沙·别洛夫，同时向召他去莫斯科的上级首长说明了自己留在此地陪伴正在康复的别洛夫的重要性。
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一到医院，就迫不及待地奔向别洛夫，和他紧紧拥抱，然后便小声地讲起了他匹马单枪继续工作的经过，这中间还不时地看一眼巴雷舍夫。巴雷舍夫以为苏联侦察员同自己的战友谈话时他在场有所不便，就到走廊去了。
他在开水罐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吸着烟，和一位住院的军官聊起天来。他们谈到现在国内的生活，也谈到了今后。
当他敲了敲门回到病房后，海因里希不好意思地说：“请原谅，我不知道您就是巴雷舍夫上校。”
“这怪我疏忽，”巴雷舍夫说。“我没作自我介绍。”
海因里希首先想向巴雷舍夫谈谈在法西斯德国垮台前夕他所获得的重要情报。
巴雷舍夫一直很有礼貌地听着，然后对他表示了感谢。接着上校若有所思地说：“实际上，常言说得好，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而您，海因里希同志，现在要考虑的是德国的前途。我们已经消灭了法西斯主义，而你们将建设一个新的德国……”他用手捋了捋自己灰白的头发，接着说：“您是约翰·魏斯的战友，我可以告诉您，为了逃避我们的惩罚，希特勒的机要部门及其全部档案和人员已经转移到西方，留给了那些妄图成为希特勒继承人的家伙。这样一来，就必须使他们的美梦不致变成你们痛苦的现实。
“至于说某些具体工作问题。我觉得不能同意您的决定——我已经知道这项决定——您不任用弗里德里希·迪特默尔工程师仅仅因为他是个残废人。”
“不，”海团里希说，“不是因为这个。我收到几封检举信，说这个迪特默尔是个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
“也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巴雷舍夫打断他的话说。“我希望您提高警惕。暗藏的纳粹分子总是想方设法抵毁那些不隐瞒自己过去的错误而希望同您合作的德国专家。”
“弗里德里希·迪特默尔！我也了解他！”别洛夫突然大声说。
“问题不在于你正好了解他，”巴雷舍夫说。“问题在于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不同的阴险手段和我们斗，但敌人的目的总是一个：不是把你干掉，就是把你搞臭。所以，”巴雷舍夫笑了笑，“海因里希同志，我对您有个请求：您还得做个人类灵魂的侦察员。”
海因里希把脸转向别洛夫说：“魏斯，我决心加入共产党。你看会接受我吗？”
“对不起，我又要过问了，”巴雷舍夫的语气非常严肃。“您要考虑到：只要人家知道这件事，就会写检举信给党组织，告你的状，说你当过党卫队。到时候你可不要抱怨，因为只有正直的人才会写这样的信。”
“的确，”海因里希说，“我理解。”在告辞时他问道；“魏斯，你以后能来看我吗？”
“那你能来看我吗？”
“到莫斯科——一定，”海团里希说。“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别洛夫说了地址。海因里希记下来，合上笔记本。
“等等，写给谁呀？”别洛夫说。
“是啊，我倒忘了，你还有个别名。”海因里希沉思着，重复了好几遍：“亚历山大·别洛夫，亚历山大·别洛夫。”他抱怨说：“你知道，我真不习惯。我很奇怪，原来你不叫魏斯。”
“好吧，你写信就写别洛夫收好了，可对你来说，我还是约翰·魏斯。”
海因里希走后，巴雷舍夫说：“最要紧的是挽救人。这里面包含着崇高的目标和莫大的快乐。”他上床躺下后问道：“我们睡一会儿吧？”
别洛夫微微一笑：“不大想睡。”
“这违犯规定，”巴雷舍夫严厉地说。“你要强迫自己！”随后他下了命令：“就回我带头，我们俩一起睡。”说完他马上关了台灯。
但是窗外还很亮。巴雷舍夫怎么也睡不着。他瞥了一眼别洛夫，见他已经入睡，面容安详，呼吸均匀。“真是个意志坚强的小伙子，”巴雷舍夫不无羡慕地想道。“也许，这就是青春吧？因为年轻人总比有了一把年纪的人易于克服困难。”后来，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心中充满了自豪；“为了完成这种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有人道主义；正象对待世界上一切惨无人道的现象需要残酷无情一样。”
别洛夫并没有睡着。他不过出于礼貌，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