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31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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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
　　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箝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的翻译如下：
　　出版法　The　Publication　Law
　　社会教育法　The　Social　Education　Law
　　戒严法　The　Martial　Law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Rules　Governing　the　Control　over　the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Books　during　the　Martial　Time
　　内政部台（47）内警字第22479号函　Letter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o　Police　Organizations　＇NO．Tai（47）Nei—Chin—Tze　22479＇
　　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活，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施启扬了，如今转眼二十年了。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每年一次的台中一中同学会在台北举行，这次是在桃太郎餐厅，我没有去，事前写信给老同学林益宣请假。全信如下：
　　益宣兄：
　　今天收到你寄来的台中一中同学会聚餐请帖，抱歉这次我不能来了。
　　从彭明敏偷渡后，我即被跟踪，直到今天，已十个多月。每天二十四小时，专车一辆，四人小组，侦视不停。我如来参加同学会，一定带给老同学们的不方便，于心何忍？
　　老同学中，谢聪敏也被跟踪，是三人小组。不过跟他的是警察，跟我的一开始是警察，后来改为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工。
　　老同学中，“飞上枝头做凤凰”——在世俗眼中，飞黄腾达者——亦有之，施启扬是也，已官拜国民党中央五组副主任。启扬是好好的念书人，何苦如此？一定是书念得太多，念糊涂了，这话并非背后骂他，当他面，我也这么说过。
　　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说他选了更少人走的路，所以结果就大不相同：（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二十年前同聚一堂的老同学，如今竟“幽明异路”（这四个字没用错）如此，思念起来，好不可叹！
　　请代我向各位致意，如这封信给各位传观一下也无不可。
　　祝你好！
　　李　敖
　　一九七○年十二月六日
　　这封信写后三个半月，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我就被捕了，这是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前后坐了五年八个月的牢，在坐牢最后一年时，被送到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开始被“实验”，也就是“洗脑”。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和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开了专班。前后请来的国民党来“上课”的，有陶涤亚、毛树清、项乃光、周道济、王洸、屠炳春、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等等，其中竟然还有施敏雄！施敏雄是施启扬的弟弟，本来跟在我和他大哥旁边，又吃饭又跑腿的，如今居然装做不认识，前来给李敖、谢聪敏、魏廷朝“上课”了，我感到一阵厌恶，我冷眼相向，一言不发。深觉施家兄弟，为谋干进，竟不入流如此也！
　　我出狱前，施启扬已由中央五组副主任调为中央青工会副主任、代理主任。我出狱第二个月，就升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后来又升为政务次长，再调为法务部政务次长。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此案几年后已平反，萧孟能已因诬告被法院判刑，现正通缉中）。在入狱前六天，八月四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施启扬，内容如下：
　　启扬兄：
　　昨天中午收到台北地检处七十年执字第5000号传票，要我在八月十号下午三点报到服刑，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写这封信给你。
　　关于我又遭到冤狱的情况，我有“给黄少谷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这里不详谈了，我要谈的是：在我这六个月的刑期中，你所掌管的监狱，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监狱内部的情况，为你所深知，为我所略知，你是我三十二年的老同学，你我立场不同，但是交情应在，我以项羽最后“吾为若德”对老朋友马童的心情对你，告诉你：——我不愿在你任内写公开信给你，或写“台湾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发表。我希望你依情理法注意我这六个月的牢居生活，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二年。”我现在重读你写给我的四封信、重读你在大学时期的大作、重读你给章铨、廷朝、静波三位的信。……回想我们当年的交情，真有不胜今昔之感！呜呼启扬，知我心哉？
　　问你好，也问新娘子钟桂好。（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新娘子结婚那一幕，俊才老师证的婚，恍然如昨。我的冤狱，已告诉俊才老师，他有电话给我，说注意此事，顺便告诉你。）
　　李　敖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
　　施启扬收信后，打电话给刘会云，详谈他跟我的多年交情，表示在他的权责范围内，一定对我照顾，请她转告我，事实上，他为了避嫌，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何照顾，就一如魏廷朝后来坐牢，施启扬在立法院公开宣扬他同魏廷朝的交情，但实际上却对魏廷朝没有任何照顾一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在土城看守所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狱吏跑来，说：“所长紧急通知，法务部次长到所里来了，想见见李先生。”我说：“可是，我不想见他啊！”传闻开来，上下人人称奇，都说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启扬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监察委员来的，顺便要见见我，结果吃了我大架子而归。事实上，施启扬真的有诚意要见人，可以直接从所长办公室走进押房来，但他不敢。我出狱后当天，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和暴动。第一是二月二十七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三月八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越大，越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行政院长孙运璇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法务部长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土
　　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二月二十三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导”，“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在满城风雨中，施启扬初则沉默，继则加入法务部批判李敖阵营，说李敖所写，讯息多是间接得自传闻的。我立刻反驳他，我说这位法务部次长连监狱押房都不敢实际去看，他得到的讯息，又直接到哪儿呢？他比我还间接啊！
　　虽然如此，我的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
　　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我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的信里，有这样两段：
　　启扬老兄：
　　我在周清玉发行的《关怀》第三十五期上，
　　写了一篇《你有郑文良、我有赖文良——给施启扬的公开信》，已于十月五日上市，我盼你找来一读，如果你老兄还重视舆论的话。
　　我这篇文章是应周清玉主持的“监牢暴行与监狱人权”座谈会而作，因我概不参加任何集会，故以书面代之。在我文章后面有座谈会摘要，中有刘峰松的谈话，刘峰松说（中略）启扬老兄，你看了上面刘峰松这些谈话，你到底做何感想？如果是做官，当然你可以一切视而不见、一切掩耳盗铃、一切说我们是“幻想”；但是，如果是做人，做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你恐怕就无法这样拖下去，你怎能把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把你精湛的法学只当成谋干禄的工具而不当成救世的良方？所学和所用绝不能变成两截的，如果变成两截，那就真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了！
　　也许我要求你改善积弊已深的狱政，是一种苛求，但我要求你面对积弊而不掩饰它，应不算苛求。你如果没有力量去改善，我们不全怪你，但你没有勇气去承认，去面对、去辞职、去不做这同流合污的官吏，我们就要怪你了。你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实在忍不住要再写信正告你。请你回我一信，明确表明态度，不要再托国强转话来，如果你老兄眼里还有老同学的话。
　　李　敖
　　一九八四年个月六日
　　但是，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巳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我国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岂不太令人寒心了吗？
　　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七期），并偷偷去造访雷震（据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雷震秘密日记），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杜甫《秋兴八首》有句是：“同字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施启扬与我同岁，出生晚我十天，同学少年，而今“自贱”如此，想来不无怅惘，台湾是小地方，施启扬卖身投靠国民党，“五陵裘马”亦不可得，至多只是讨个姨太太终老而已，何苦来啊！这是“自轻肥”吗？非也！“人焉瘦哉”耳！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
　　——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
　　
　　我生平喜欢打抱不平。不但为朋友打，也为敌人打；不但为认识的人打，也为陌生的人打；不但为近在眼前的人打，也为远在天边的人打。只要真理所在、真相所在、人道有关、公道有关，我都不论亲疏、不分彼此，一概奋笔为文，要打个痛快。自一九四九年起，我困处台湾小岛，被国民党政权作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肤尝身受于国民党政权者更酷更多，所以在感情上，尤为激越。这一激越，更使我要把人间不平之事，广为搜求，以个案详追，留为证词，述往昭来，且为乱臣贼子惧。在这种又感情又理性的态度下，每逢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案例出现，我便特别注意，收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