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31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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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一九九二年二月九日追记
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
——为钱穆定位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今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
——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
看到报上李霁野在大陆一再问候台静农的文字，感到好难受，觉得李霁野比他这位老朋友在人格与学格上，都高出太多了。
我在台大历史系的时候，台静农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
我在一九六三年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本人就是祸首。
台静农当年是鲁迅的大将，是未名社要员之一。据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说：“鲁迅先生在《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说：‘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就是指的这一事件。至于同文中说到的‘新式炸弹’一案，却是几乎使未名社三个成员丧生，轰动一时的大奇闻，因为‘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妆品的机器’。”《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七月记：‘三十一日晴。……得亚丹信言静农于二十六日被掳。’这一次还牵连了六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只被关了一个星期就释放了。这是未名社成员遭受到的又一次迫害。但现在还不是详细记述的时候。”
台静农的牢狱之灾，使他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罢了，但他却逃得很无聊很无耻，他一九八四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一九八五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
去年十月，联合报系的出版机构，印出了《静农论文集》，报章推介，说是学术著作。我素知台静农懒于学术，并以“我不在乎”自道其不出版学术著作的态度。如今既以八八之年，出了唯一一本学术性专书，不可不买来一读。结果—读之下，引起我一点统计的趣味：
全书——四七五页。
写作时间——前后长达五十五年。
篇数——只有二十五篇。
每年写——八页半。
每天写——○。○二三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
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样子的人格与学格，未免太可议了吧？整天吹捧他的人，未免太混蛋了吧？
一九九○年九月七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
——我所知道的施启扬
我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到台湾，再过四个月，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结交台湾人无算，从贤到不肖，各类俱全。但我的生活范围很窄，所结交者，多以同学为骨干。我在台湾从台中一中初二上念起，念到台大研究所自动退学，结交了不少同学，其中尚有可记者，足资警世，老同学施启扬，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后进台中一中，那时台中一中比较难考，外省子弟多去台中二中。两个学校我都跳班考取了插班，台中一中较好，我就上了一中。一中的台湾人最多，外省于弟比例极低，约占十分之一以下，我分在初二上甲班。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教室相连，同学很自然就认识了，其中之一，就是施启扬，他在戊班。
施启扬小时候长得就高高的，人颇斯文，但斯文得近乎讨厌，不知什么缘故，惹毛了外省同学陈士宽等人，结果被揍了一顿。那时我跟他不熟，直到进了高中，同分在高一上甲班，座位比邻，才熟起来。他请我去他家玩，也来我家。他为人少年老成，像个小大人，脾气虽好，但也喜欢争辩。我那时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不过我的张狂，纯是知识上的，只是恃才傲物，但不傲人，所以人缘亦佳，跟朋友只抬杠，不翻脸。施启扬由于像个小大人，却不为同学所喜。人又很笨，争辩起来，被我口舌修理，亦是一景。王新德有一次劝我：“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由于我自己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因此我虽然人缘亦佳，但内心深处，我却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ual 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斫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的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在我在家养气的时候，一天施启扬跑来找我，他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为人鹰隼精明，讲了一口好日本话，也在一中教书，他最不喜施启扬，不晓得什么事，施启扬开罪了他，求我去说人情。王老师住在一中宿舍，日式房子，讨了台湾寡妇。他又深沉又喜欢写打油诗，与许文葵老师互骂，人颇有趣，我偶尔登门同他聊天。这次为了施启扬，乃亲去王府。不料我说明来意，王老师却满面怒容，他说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我当时弄不清他们师徒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深问，败兴而归。三十多年后回想此事，我还百思不解，只是每思及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在历史系后期，我住在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第一宿舍颇多法学院的同学，因为法学院是我“娘家”，所以跟他们更熟。施启扬那时在法律系法学组，常来看我，我也去看过他，有一件事是他的“义举”，值得详记。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亲孟昭常和他母亲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盂大强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作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昭常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中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条下写“昨今日皆研究离书”及刻印的事，即隐指此事。七月十日条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