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31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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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那时跟踪我的是三个人，跟踪魏胖、老谢的各两人。马丁他们上楼后，大家自四楼窗前朝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深感国民党治安良好，真名不虚传。
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里，我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孟绝子交给我的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我没交代他怎么处理，他也没说怎么处理。一切都好象心照不宣似的。后来名单登在海外的《台湾青年》上
，不久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后，罪状甚伙，其中之二，就是我帮助柏杨和泄漏了泰源监狱名单。——“国际特赦组织”没帮成我，反倒害了我，在牢里吃了更多的苦头。
我出狱后，看到一张“国际特赦组织”的宣传单，举了世界上三个有名的良心犯，我在其中。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午后
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
——中兴湖
美丽的大学都有湖，从清华大学的相思湖，到燕京大学的未名湖，都是有名的。中兴大学也一样。并不美丽，但于湖则一。不过，在命名方面，它既不寄于相思，也不晦于未名，而是政治性极强的诉求——以中兴在望，因以为名。
中兴湖的造型以中国地图为蓝本，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大陆，配上千分之三的台湾，隔“陆”挖空，各注以水，形成完整的中国。乍看起来，神州不是陆沉而是水没，怵目惊心，令悲观者不无沧桑之慨，但是，对乐观者说来，当他站在台湾“陆”峡，左顾右盼，又何尝不起地质学上三叠纪的遐思？遥想那—年代，台湾与人陆根本尚未分割，台湾海峡根本就是陆地，中国早就统一于地理之内。如今，当你站在中兴湖的台湾“陆”峡上，举目虽有河山之异，但异中求同、同中求远，你不妨从悲观转为乐观，发现中国本就是如此。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观之，多少陆沉、多少水没、多少聚散、多少分合，岂不正是亿万年来正常的表相？自地质学看来，天大人小，人世的沧桑，在宇宙的沧桑面前，已经渺小得不算什么，变得“曾不能以一瞬”；但是，宇宙的沧桑却是雄伟的、瑰丽的、多彩的，苏东坡说“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这正是宇宙沧桑的气魄。对比之下，人世沧桑的变局，就显得卑下而猥琐，出将入相、江山易主、百年世事、长安弈棋，实在不值得那么悲观，反倒是宇宙的玄黄乍变，令人终起乐观之想。——在造化眼中，人世虚幻，终归空无；但宇宙不灭，得涤万染。造化弄人，岂不值天帝一哂、如来一笑？晒笑之间，乐观在焉。
中兴湖是一个普通的湖，正因它造型特异，所以引人遐思，使人赋予它不凡的感受。沿湖漫步，在清早，你感受的，是处处动态，湖边人们三五成群，或奔或跑，湖上则是白鹅戏水，载浮载沉，相映别成图画；在午间，你感受到的，是处处慵懒，人们倚石小寐、白稿鹅蜷卧成眠，清风徐来，水波难兴，仿佛湖亦有情，不无睡意；到了晚上，你感受到的，是处处静谧，情人寄语，白鹅静浮，月光如水，水中见月，虽有蛙声初唱，但令人不觉嘈杂，反有“鸟鸣山更幽”的感受，没有蛙声，好象反倒衬不出夜色与幽静。
在这些感受中，你会因它的造型特异而别有遐思，遐思到“无何有之乡”、遐思到“广漠之野”、遐思到庄子那种境界，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你的境界会提升，提升到不止是沿湖漫步早、午、晚看人看鹅的层次，你会遐思到探索宇宙观的层次，因湖寄情，因情交感，而别有所托，在湖滨之外。
八百多年前，朱熹与陆象山于江西铅山县有“鹅湖之会”，在鹅湖之滨，做宇宙哲理的重大辩论。陆象山说朱熹思想支离，不能直指本心；朱熹说陆象山自信太深，不能客观察物。两人不欢而散。但是，“鹅湖之会”的底子，在六年后还是拉近了两位哲人，陆象山在江西星子县白鹿洞应邀为朱熹的学生讲课。陆象山口才过人，讲得朱熹的学生为之泪下。后来陆象山死了，朱熹带学生去吊祭他，成为“鹅湖之会”后的一幕绝响。
从中国的鹅湖到外国的天鹅湖，湖滨的美丽总要有白鹅来陪衬。中兴湖的景色，不能跟世上许许多多名湖相比，但是白鹅在兹，却又使一切改观。从白鹅身上，人们看到了美丽、优游、安稳、认真而原始。这些特色，岂不正是古今哲人所向往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动物，长守湖边，恰为中兴生出无穷颜色。你以为白鹅何知，但白鹅又何须有知？白鹅本身与宇宙合为一体，合得比“天人合一”还来得斧凿无痕，在湖边看它们、看它们，我们会变得相形自惭。古人写诗说：“输与仙都吉居士，一帘山雨听鹅经。”在白鹅面前，人类是输家、是失败者。人类要中兴在望，方能自足，但白鹅呢，它以中兴为湖。—…中兴不须远望，中兴就在它家里，它就在中兴家里。白鹅在兹、中兴在兹，人们只是中兴湖的过客，真的主人，原来正在那里。
一九九零年六月
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
——裴老爷子
裴老爷子一生做官，官衔甚多。他黄埔三期毕业，官拜中将，人称裴将军，又任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政治部主任，人称裴主任；又任云南省党部书记长，人称裴书记长；又任军事参政院总务厅厅长，人称裴厅长；又任昆明市市长，人称裴市长；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支团部干事长，人称裴干事长；又任中国电视公司常驻监察人，人称裴监察人；又任立法委员，人称裴委员。……虽然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称呼，但在我们的大厦里，芳邻从牙医张太太以下，都称他做裴老爷子。这个称呼免掉了官衔，变得敬老而亲切，裴大官人也就在邻居和管理员中，变成了裴老爷子。
在大厦中，我住在十二楼，正是住在八楼的裴老爷子的楼上。我和他做了十一年的邻居，可是从没讲过一句话；见面、同电梯无数次，从没打过一次招呼。——我对国民党老帮子全无好感，他们对我也一样，所以古人“天涯若比邻”，我们却“比邻若天涯”。不过，每年选举住户代表参加大厦管理委员会，我总暗中投裴老爷子一票，逼他管点事。立法委员，对应付警察之类的牛鬼蛇神，还是有点用的。李登辉做台北市长时，有一次，找上大厦中庭花园的麻烦，经裴老爷子坐镇，其怪遂绝。相对的，选住户代表，裴老爷子却绝不投我的票，所以我年年落选。——大厦邻居深知李敖乃一刁民，敬而远之为妙。
裴老爷子满头白发，但是梳得很整齐，虽然七八十岁的年纪，但是出入理发厅马杀鸡，日以为常。裴老太太好象也心知肚明，懒得管他。裴老太太是美人，从她孙女的神韵上可想象当年。我在台中寻访史料，在杜致勇的天花板上，找到杜聿明将军当年同裴老爷子裴老太太的照片，顿时灵感交集，这些人物，我跟他们素昧平生，但是历史与新闻、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衰老、兴亡与荣枯，种种对比，却常常交汇在我思绪里。有一次，我半夜翻看沈醉将军在大陆写的《军统内幕》，看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跟裴老爷子的神秘关系，那时正值沈醉从大陆写信来给我，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沈醉写裴老爷子那些往事的时候，绝没想到，裴老爷子就住在我楼下；而在楼下午夜梦回的裴老爷子，做梦也想不到，在楼上，有个下笔无情的历史家，正对他们当年在大陆如何祸国殃民，研究得一清二楚呢！
又有一次，我半夜翻看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国民党年鉴》，在（丙）二三零页看到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三巨头，执行委员龙云、监察委员卢汉之下，赫然就是书记长裴老爷子。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就想：裴老爷子出道可真早！他在云南做地头蛇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第二天清早，我下电梯，裴老爷子穿着花格子西装，打着红领带，叼着雪茄烟，悠闲的坐在大厦门庭的椅子上，等着去立法院聊天。我瞄了他一眼，心里一直笑：“老家伙，昨天半夜又碰到你了！”
如今，裴老爷子八十七岁了，前天他宣布，在退职条例生效后，他要率先不干立委了。四十年来，他未曾生过病或请过一天假，如今退职是要让位给青年人。消息传出，一位在立法院待过七八年的新科立委问：“裴存藩是谁
？我都没有听说过！”反证了裴老爷子四十年如一日，哪一日就是一纸空白。
裴老爷子不在乎他在台湾的空白，他的生命发光在昆明西班牙式华丽住宅里。——台湾对他太小了，雪茄的烟雾，说明了一切。
一九八九年二月四日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
——陈璧君到陈碧君
前年在清华大学讲了“清华生与死”、去年在淡水工商讲了“淡水深与浅”、今年在师范大学讲了“师大新与旧”。本来想去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的，大概风闻我这恶客话没好话，所以没被邀请。但是，交通大学看中了我，要我去讲，我决定讲“交通快与慢”。这场演讲，早在几个月前，就由对方跟李敖出版社的小苏约好了，小苏通知我，我漫应之。
到了上个月，对方要我去讲了，我却意兴阑珊了，小苏没法，乃又通电话又打电报又写快信，表示歉意，告诉他们李敖先生不能来演讲了。
十二月四日晚上，出版社转来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学术部长陈碧君写给我的，信中说：“十一月份您之未能莅校演讲，同学们均深表遗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约。……您的拨冗光临，将令我们的活动更形生色。”我拿着信，深感自己不对，上次约得好好的，竟不去讲，这次一定要补过，于是我亲自挂电话到新竹。在电话中，陈碧君声音轻微而平静，她细腻地向我说明了演讲活动的细节，真像一个学科学的。她的说明使我愿意前往。她由我选时间，我选了十二月二十一日。
陈碧君再来快信，对我表示感谢，并寄来我要的校方资料，“如有不详尽处，我们可以再补寄进一步的资料。”并告诉我：“十二月二十一日（四）下午约四点半，本校同学吴彰明会至您处接您至交大。”后来又打电话到出版社，改为四点，以便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请我吃饭，并参观校园。我对这位小朋友办事的周到、细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的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给她看，我说：“汪精卫的太太也叫陈璧君，不过璧字和你不一样。”不料她却说：“我的名字，原来也是那个璧字。”她的话，使我感到她对跟她同名的前辈女士并不陌生。我猜想：这一由“璧”转“碧”的过程，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我把“陈璧君”放回书架上，陈碧君站在我的背后，我觉得我正夹在两代的陈璧君里，我的时间感、我的历史感、我的现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时都云集在我的思绪里。两百年前一个退出情场的单身汉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在罗马做芜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发现他背后的钟摆，是静止中的唯一动态，那动态带来了古今时间的连锁、也带来了生命。深刻的对比，使他发愤写下一代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对第一流的历史家说来，那种深刻的对比是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多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