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31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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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评论》以及本刊，不定期的继续谈论。
自由是宝贵的政治权利，其中的一个单项言论自由更是目前难以获得的宝贝。我们的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停刊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战斗当中，邓维帧先生以前是一名健将，现在重新披挂上场。邓维桢先生在本刊开辟政治问答的专栏，每期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第一期的问题是由本刊编辑部提出的，欢迎本刊读者来函问问题。
特赦一直是党外复杂而痛苦的情结，尤其对美丽岛受刑人家属更是如此。我们请李敖、本刊社务委员余陈月瑛，以及党外女作家曾心仪提出他们的看法，关于大赦及特赦则有一篇定义性的文章。
本刊将努力把岛内（包括彭湖、金、马）各地发生的事情报导出来，让各种声音及意见表达出来，使大家不致视野过于偏狭，使大家能互相关怀。
同时本刊将尽量扩大视野及触角，致力于把这本周刊办得真正像外国有名的新闻刊物，如TIME及NEWSWEEK那样的综合性及可读性。
我们希望党外至少能办出七份周刊，轮流上市，以打破国民党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为了阐释自由的真义，刘福增先生为我们写一份《与其投奔自由，不如争取自由》的特稿。以上这些精采文章及新闻，敬请读者多多批评与指教。（《自由时代》创刊号，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附录二
欢送政论家 欢迎思想家（郑南榕）
——李敖辞卸本刊总监感言
一九六八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打杂，透过当时水牛出版社的老板彭诚晃的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
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
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
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煌、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合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
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
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去年三月，我开始筹办《自由时代系列周刊》，邓维帧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只肯出钱的朋友，建议我一定要请李敖来挂名，才能建立杂志的知名度。
果然，“李敖总监”的《自由时代系列周刊》不同凡响，一年下来已经打开响亮的知名度。
今午三月，李敖与我一起检讨各自的事业，李敖说海外只传诵他的“政论家”的名声，却没有肯定他的“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的地位。我才幡然醒悟，即使这样子的纯挂名，我也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因为彼此之间的太多的“应酬”，却是“以私害公”，害他不能在《北京法源寺》、《中国思想史》等等著作上用功。四月二十五日就是他的五十大寿了，不见这些“名著”结集出版。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的大事业，何必为小政权、小政客白白荒废了呢？
因此，李先生提议辞掉“总监”挂名时，虽然对杂志的销路有明显可见的威胁，我却答应了。我答应时开玩笑地提出条件：“让我尽快看到《中国思想史》结集出版。”宁愿李敖不做政论家，只愿见到他是思想家。
因此从本期开始，李敖先生正式辞去本刊“总监”的挂名。让我们“欢送政论家，欢迎思想家”，希望李敖先生的思想史大作能够早一日问世。（《民主天地》第七期，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
——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曲军成
八月十一日台湾时报登“曲军成请求平反冤情”，报导说：
十八年前泅水投诚，被政府安排到华侨中学念书，只说台湾是愚民政策等语，竟被依叛乱罪交付感化三年，三十九岁的曲军成昨向巡察监委王瑞武陈情，盼能平反冤情，并给予合理补偿。
曲军成昨携妻儿陈情说，他于民国六十一年一月十五日由大陆厦门泅水至大胆岛投诚，经政府安排，就读国立华侨实验中学。
他于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在该校训导处办公室说句“台湾是愚民政策”，又于六三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在体育处办公室说“我能游五十公里，我就是怕鲨鱼咬，否则我早游回去了”，即被警备总部依叛乱罪交付感化三年。
曲军成说，他当时系评论执政党政策，且被指“思想倾匪”，如国民抨击执政党的政策，就被扣上叛乱罪之名，执政党岂不成独裁者？
他表示，原系共军三一军炮兵团第一营营直属侦察班，投诚大胆岛后，还提供中共沿海重要的布防和军事情报。
曲军成说，十九年前，憧憬自由中国，唾弃中共暴政，泅水投奔自由，并以长达三个月时间，提供闽南沿岸重要军事情报，却是有功无赏，当局以难民相待，后又因两句话触怒当局，竟锒铛入狱，无罪也遭重罚，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更是含冤莫白，又哭诉无门，有生之年誓死讨回公道，还其清白。
看了这一报导，引起我的回忆。曲军成刚在移送交感化三年前，被关在景美军法看守所，那时我已是看守所的资深囚犯，独居在第八房。第八房有高窗，踩在马桶上，扒住窗框，可以望到窗外“放封场”，看一批批犯人散步。有一天，窗外鼓噪，我扒上窗框一望，原来是一个身材不高、体格结实的年轻小子，突然以矫健身手，施展“壁虎功”，沿着我窗边的押房大楼凸出水泥边缘，快速攀升上去，只见他两臂一夹凸墙，再两脚一夹；再两臂一夹、再两脚一夹，……此夹彼放，交替攀升，一转眼就翻上二楼屋顶平台。这时但闻宪兵吹哨、班长奔跑，一团乱局后，曲军成给逮住了，禁子牢头们把他狠揍一顿，自窗下扭送而过，他弯着腰被拥簇着，状甚狼狈。后来听说给手铐脚镣了一阵子后，移送走了。
十多年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我看到联合晚报，有报导如下：
继李显斌之后，又有一位反共义士向立法院陈情。十五年前由厦门泅水投奔自由，自称“被诬告”而交付感化三年的曲成军（联合晚报把“曲军成”误报导成“曲成军”），今天要求立委助其平反，还其“清白”，并请政府给予适当的“赔偿”。
山东籍的曲成军，民国五十九年在济南市完成中学教育后，就加入中共部队被派驻在福建厦门担任侦查兵，因经常收听台湾广播、收集传单，引发向往自由的意志，于六一年一月十五日傍晚，从厦门泅水抵金门大胆岛向政府投诚。曲成军在陈情书中指出，民国六十二年经政府安排返台求学，因校方排斥大陆来台学生，经常无故受辱，并开罪训导人员，趁机诬陷指其有左倾言论，经警总军事检察官裁定交付感化三年。
他说，结束感化后，苦读三月进入台大就学，毕业后一度餐风露宿，无所栖身，徒有“反共义士”之名，却过着非人的生活，心中“冤屈难平”。
曲军成在救总协助下，目前在台电公司宜兰营业处担任管理师，月薪二五○○○元左右，家中有妻子及四岁女儿，生活尚称美满。
三年前我看到这一消息，颇有印证前生之感。
曲军成到立法院陈情未遂，三年后的今天又跑到监察院了，在官官相护下，他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如此，曲军成的动作，倒引起我不少感想。这个小伙子，多年来追求他认定的自由而冒险犯难，从泅水到越狱，样样全来；又为他认定的公道锲而不舍，从立法院到监察院，院院都去。其行虽刁，其志却苦。——小人物为一己私权倾其棉薄、奋起力争，目无两岸政府，亦属难能可贵者。特记其事以张之。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简称AI）成立三十周年了。
为这个组织播种的人，是英国的彼得·班纳森（Peter Benenson）。彼得·班纳森是一位人权律师、犹太裔的天主教徒，夙有“梦想家”和“圣人”之称。一九六一年，他目睹一群葡萄牙学生歌颂自由被捕，判七年徒刑，他深受感动，这一次他不再沉默，兴起呼吁全世界都来关切政治犯的念头，如同当年美国释放黑奴、苏俄释放农奴的运动一样。于是他跟好友马丁·埃纳（MartinEnnals）、艾瑞克·培克（Eric Baker）发起“一九六一年大赦请求”运动，目的在为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寻求公平审判、寻求庇护权、寻求就业机会（政治难民），并藉国际舆论促进发表自由。他们的提议，很快得到律师、记者、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响应，透过深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观察家》的宣传，并于伦敦成立特赦小组，每组认领（Adopt）三名良心犯（这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得到灵感，所以规定三人）。通常是共产国家、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各一名，他们照顾政治犯家属、向拘禁犯人的政府写抗议信、不断写信给囚犯，使犯人明了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关怀他的痛苦，直到帮助他获得自由为止。这些救援行动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宗教、种族的界限，具有国际性。截至该年年底，比利时、希腊、澳大利亚、瑞典、挪威、瑞士、法国、西德、爱尔兰、荷兰、英国、美国纷纷以行动支持，并正式定名为“国际特赦组织”，成为永久性、全球性的人权机构。这机构在一九七七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的被举世肯定，可见一斑。
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它成立三十周年，路透社报导说：这个世界最大的独立人权组织，三十年来，始终不遗余力的为“良心犯”的获释奔走，而且正默默地将触角伸入更广泛的地带。
今年，AI终于在其多年来大力挞伐的苏联建立资讯中心，并首度获准派遣一名观察员进入北韩参加一项会议。
AI成立三十年来，一共调查了四万二千件良心犯案例。
AI目前在一百五十个国家拥有一百万名义工，不仅经常写信给身陷黑牢的良心犯，为他们打气，也不断致函给各国政府，呼吁他们公正、快速地审理政治犯案件，并终止刑求、处决政治犯。
AI秘书长马丁表示，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最大意义，即在于这一群挺身而出对抗不公义的平凡人的贡献已获得肯定。他说，AI援救良心犯的行动，端赖见义勇为的热心人士偷偷将名国违反人权的资料送交AI。
一九六一年，英国律师彼得·班纳森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的犯人》的文章，唤起了世人对那些因政治或宗教理念而下狱的人士的注意，也催生了以解救良心犯为宗旨的AI。
马丁骄傲地说：“施暴者再也不能虐待良心犯，而自以为牢墙外的世人不会晓得他们的罪行。”至于AI近期内的工作目标，马丁表示，他希望印度能让该组织调查旁遮普省及喀什米尔的人权情况，也希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中国能和AI展开对话。
路透社这一报导，引起我一点回忆。在我第一次政治犯坐牢前，先被国民党情治人员“跟监”十四个月。在被“跟监”的日子里，马丁到了台湾。魏胖（魏廷朝）、老谢（谢聪敏）到我家，约我一起去看马丁。我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我的话，魏胖、老谢都认为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来，登门拜访，“行客拜坐客。”于是，就约定一天晚上来。当时我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我请小情人小蕾给柏杨太太艾玫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虽然如此，但我们都知道艾玫在柏杨被捕后，帮了柏杨极多的忙，只是柏杨忘恩负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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