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31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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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一九七八年编印），他们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说他“殉国”、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一九六一年出狱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沈醉一样，一再写文章大揭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疮疤，直到七年后死去。身死之后，共产党还为他和溥仪、王耀武一齐开追悼会呢！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死前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当时是蒋介石胡乱指挥下特派去的监军，他在书中说“廖耀湘不幸殉国”于辽西战场，由于他的书是国防部史政局印的，所以非但是个人说谎，还是官书说谎。乔家才将军的人格比顾祝同他们要正直得多，但他的笔下，关于廖耀湘的晚节，却同此曲笔，背离“真实”，这不是怪事吗？
乔家才将军在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黄埔军校第六期有两位杰出的同学都是骑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这两位有深交的同学，“戴雨农将军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座机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职。廖耀湘将军于三十七年十一月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来乔家才将军与老同学“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于曲笔！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虽然他的“公正”，有点因人而异。正因为爱之欲其忠、恶之欲其奸，所以同为降将，但待遇有亲疏之别。正因为乔家才将军对老同学网开一面，在史学方法上，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怀疑他笔下的戴笠的事迹，是否也会有“廖耀湘模式”出现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隐恶扬善（恶不一定是坏，而是曲为之讳的一些事），隐恶扬善是做人的美德，却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标准，正是乔家才将军所楬橥的“真实”与“公正”。对事实有所隐、有所讳，不论动机如何，对“真实”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千言万语，一涉及戴笠，便隐恶扬善得一塌糊涂，这就“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吏》写序，说有人劝他写出信史，他“犹豫未下笔”，为什么？因为“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干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为什么这样？原因就在于他无法“书其美不隐其恶”，结果连美也无法一书了。乔家才将军则正相反，他要书其美而隐其恶，结果呢，把戴笠写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结果令人起疑，起疑到连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况，以戴笠那么多面复杂的人物，在军统那么单线庞大的组织里，乔家才将军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面目，也不无限制的。他是戴笠的同学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与“私昵”，戴笠的另一面目，乔家才将军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着戴笠的贴身的人，反倒所知独多，沈醉就这方面有所公布，又岂能以“为文不可靠”五字一慨抹杀之？这又何以服人？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你说我‘虽著作千言万语，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我乃一介武夫，岂敢舞文弄墨，班门弄斧？所以千言万语者，辨是非、表忠义也。”我相信乔家才将军千言万语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义”，但从而抹杀沈醉的千言万语，这就有失“真实”、“公正”了。我承认沈醉的千言万浯，在表军统局方面的忠义，落墨不够；但他笔下的非军统人物中的忠义事迹，他又何曾忘怀？叶挺也、杨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杀杨杰的沈醉之母也，……他们的忠义，又何不可表？至于辨是非方面，沈醉所为，都在着力于此，只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标准，与乔家才将军有异耳！
我所以说乔家才将军有“直在其中”之隐，原因就在从他的著作与来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曲为之讳。他来信说他“坐牢并不怨天尤人”，毛入凤明明为女友竞选之私残害同志，而乔家才将军却说：“‘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涂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务，国家都会亡的，个人的生死算个甚么，……’这是我自己找死，能责怪国民党吗？毛局长欺瞒总统蒋公把我关进监牢，能说是国民党关我吗？毛人凤局长也代表不了国民党，他的监牢也不能说成国民党的监牢。”看了乔家才将军这些话，我们能不觉得其愚忠可悯吗？人是蒋介石用的、权是蒋介石授的、非法枪毙马汉三是蒋介石准的、非法关乔家才是蒋介石批的、监牢也不是毛人凤开的。……事实明明已清楚如此，而乔家才将军却只怪自己，雅不欲实指毛人凤以上的任何人或集团，这种“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愚忠，岂不太可晒了吗？难道陷害忠良，也是为革命需要？
当年在生死线上，乔家才将军也曾气愤不平，他曾自问：“这就是革命下场吗？”但是，心平气和后，他又想：“被共产党捉去杀头，和自己人处死，不是一样死吗？”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感到乔家才将军竟毫没觉悟出革命的下场不该如此，而被敌人杀头或被自己人处死，其实根本不一样。他的愚忠，使他完全丧失了清醒的能力，我真为这位可敬佩的山西老人悲！
乔家才将军在《为历史作证》中责备魏大铭说：“雨农先生和军统局的功与过，都有你魏先生的—份。雨农先生是你多年的长官，你不应该批评他，也不能批评他。理由很简单，譬如你的尊亲好和坏，旁人批评，无可避免，但是你魏先生和你的子孙，绝对不能批评。这就是中华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年的伟大力量。”其实，中华文化中，并不是绝对这样不讲是非的，只是乔家才将军选择了最拘泥的一面，因此，他只有愚忠到底。
令我们不解的是：如果“多年长官”不得批评，则陷害忠良的毛人凤以上之流，其恶行势将永无昭彰之日，因为君子扬善而不肯说，小人“都有你一份”而不可说，则中华文化，尽将是东西厂人物入“君子国”，人间的大是大非，也就全乱了！
我很佩服在乔家才将军不肯批评毛人凤以上的人物时刻，沈醉挺身批评了他们。乔家才将军对沈醉苛责，反倒对毛人凤以上的人物宽假，这不是“真实”、也不是“公正”、更不是真的中华文化！
乔家才将军并非不深明大义，例如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杀害岳飞的是卖国贼大奸臣秦桧，其实秦桧是在背黑锅，真正要杀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可怜的是，我们的现代岳飞，却迷糊到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池被现代秦桧整得家破人亡，却还高喊领袖英明呢！
一九八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四日
不是答辩 只作说明（沈醉）
感谢乔家才骂我
从去冬以来，台湾来京的亲友，不少人以爱护的口吻告诉我，说台湾有人写文章不断骂我，而且收入了他的选集中，他们希望我千万不要为此事而生气。我听后总是大笑一阵，然后坦然地说：有人写文章骂，说明我还有骂的价值，而能收入其选集中，我不但不会生气，还要表示感谢。一个人在一生中，能有几个够条件被别人写到书上去骂？不管怎样，名留书上的时间，总会比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所以我绝不会因为被骂了一通，就那么沉不住气，只希望有机会能拜读一下全文就满意了。
不少亲友很够交情，几个月内，我先后收到从美国、日本、香港等处寄来的老同事乔家才先生的大作《浩然集》十九部之多，我除留两部外，其他均捐赠有关部门和送与几位有关人士作参考。乔先生的大作共五册，其中一册《为历史作证》中，有一段说“沈醉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写得不太长，正如他在该文后面所说：“……怕污了我的笔墨。”这次骂得不太痛快，连我这被骂的也没有过上瘾。幸好乔先生有位朋友从纽约到台湾，寒喧几句之后就说乔先生骂得还不够，因拙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在美国（也许在欧洲、亚洲也一样）到处可以看见，他们认为这“绝不是沈醉本人作品，是由共产党干部捉刀代笔，利用他的名字而已……”。由于看了拙著之后，认为我“诬蔑了蒋委员长和戴笠将军，丑化了国民政府……”，所以阅后“令人发指”。真没有想到，我一本书会使得我一些旧同事（当然是指在军统局工作过的同事），气成那个样子，真是抱歉得很。
乔先生经这位纽约来客（此公大名已有人告诉我）一番劝导之后，便又再来一篇洋洋万余字的长文大骂一通。我看了倒有点舒适感，它比上篇几千宇象样一些了。不过乔先生在《再为戴笠辩诬》中用的小标题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但提出的问题那么不着边际，我不想加以答辩，只想说明几点，因为将来或有见面之时，何必破口大骂呢？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
乔先生为了说明我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而给我列了一个公式：“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为了要说明这个公式是有根有据，他不惜在文章里写下这么一段：“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能把过去背叛共产党的罪名抵消了吗？不会，总有一天会被清算斗争的。”
乔先生在执笔时，不知真忘记还是假忘记，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是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所谓共干捉刀沈醉署名
据说，乔先生又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样一个消息：“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巳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惜老天爷并不是那样不公正。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至于在乔先生笔下，一再提到我写的东西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可能乔先生还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来度我。当时我只会在公文上批几个字。我估计，最近台湾李敖先生写的关于《蒋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蒋手下……写了几本回忆录，台湾的地下出版商已经出版了四本。”乔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骂我，这四本书大可翻一翻。在拙著《我这三十年》（国内发行一百五十万册，还有英文和日文版本。香港版《大陆生活三十年》由香港镜报出版，已连续发行了四版）。香港版上册第四十页中我写道：“有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所谓罪者，只是由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缘故罢了。……戴笠过去一直培养我，我对戴笠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你要说戴笠如何……我却认为戴笠是个智勇双全的奇男子。”同书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