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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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20世纪的科学已经远离了拉普拉斯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译注的观念。拉普拉斯只看到宙中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照这种看法，从今天进入明天，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包含在现在之中。如今我们知道，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基本粒子层面，不定性占上风；在宏观层面，各种决定性因素混杂在一起，导致了长期的不可预见性。但我们周围的事物并不因此就是自由的，因为它们处于从属的地位，它们没有能力对它们的将来起作用。而这种能力，我们有。
我们可以选择。更好或者更坏，我们必须选择，我们没有不自由的自由。不管这礼物是造物主早就给予的，还是宇宙朝永远愈加复杂的状态跃进的部分结果带来的，全都无关紧要。我们应该“慢慢来”，而且要认识到，我们获得的，有时是有毒的礼物。
不过，毒性从来没有像在我们现在说到的情况中的这样强。弗拉迪米尔·让凯莱维兹在《不失效性》中谈及纳粹罪行时，就把它们称为“反人性的罪行”、“反人类的罪行”，称为灭绝人类的行为。
首先选择的是我们注视自己和我们同类的目光，其他的一切选择均源于此。也就是说，这目光是包含尊重还是蔑视。但是，选择一旦作出和表明，就应当从中引出结论。最恶劣的态度，是像很多国家所做的那样，标榜选择尊重，而每天的行为却表现出蔑视。有些国家，表面上信奉福音书，实际却又将死刑纳入它们的法律武器，它们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任何使人受到轻视的行为都是“非人的”。
然而，纳粹的行为已经完全到了残忍恐怖的地步。纳粹不仅仅打击个人，而且迫害他们希望从人类中除去的集体，就像拔掉一颗烂牙一样。他们的罪行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非人的”一词已不足以来形容它。得使用新的词语，来表明纳粹摧毁了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东西，摧毁了既存在于他们的受害者又存在于他们自身的这种东西。
这最成体系的反人类的暴行，就是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它的领导者决定并有秩序地组织了对数百万犹太人和成千上万吉卜赛人的灭绝。鉴于在这之前还从未有哪个国家在最高领导者的权威下决定人类的一个群体应该被灭绝，我们能够从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灭绝，从这一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得出什么特点、什么特殊性吗？
历史充斥着人类犯下的累累罪行，不计其数的美洲印第安人被屠杀，无数的非洲黑人被流放……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或者说指挥这些罪行的人，一般都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违背道德准则的，于是，他们以战争或生产的需要为由替自己辩解。例如，这种辩解的企图就在罗马教会的《黑人法》中表现了出来，该法令把奴隶制度描述成了使非洲黑人进入真正的宗教的一种手段。
可是在纳粹眼中，他们实施的种族灭绝并没有什么需要辩解的，他们将其看成一项对人类有益的行为，认为就应该消灭人类的劣等群体。将犹太人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享有先行于德国国防军军车的权利，这一事实表明，在纳粹看来，毁灭是比军事上的胜利更为重要的目标。纳粹不是为了更顺利地赢得战争去消灭犹太人，而是想要赢得战争来完成他们毁灭犹太民族的“事业”。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罪行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这一暴行是发生在科学技术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纳粹将科学技术改变了正确的方向，使其服务于他们的种种妄想。遗传学方面的早期发现就被纳粹肆意歪曲，成为他们将种族主义科学化的依据。一位遗传学家，柏林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冯·费索尔还曾称赞希特勒是“第一位将生物遗传学的资料变成国家行动指导方针的政治家”。然而，遗传学最终证明，对于人类，种族的概念是任意的，用弗朗索瓦·雅各布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Jacob，1920～），法国医学家、生物学家。——译注的话来说，是“非操作性的”。
您详细阐述了“种族”概念。随着戈比诺戈比诺（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家、作家。——译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的发表，种族主义于1856年出现在了我们的历史上，它颂扬雅利安人种，宣称混血、混种形成的文化必将衰亡。确切地讲，您认为种族主义影响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人吗？这些人说应该彻底地消灭所有“异常的人”、有缺陷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因为他们都是不可同化的。
寻求将人类划分为定义明确或不甚明确的种族，这本身并不是坏事。我们发现，就某些物种而言，这一内部的分类是比较严格的。因此，针对个体遗传上的差异，不同群体遗传上的差异应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人类，情况却是相反。寻求内部的分类并不能得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各个种族的定义。
19世纪致力于确定不同种族的人类学家们不能被当做种族主义者，成为种族主义者的人，已经超出了进行什么分类的限度，他们企图确立的，是一种等级制度，规定一些种族“优”于另外的一些种族。在这条道路上，戈比诺的确是一位“先驱”。奇怪的是，戈比诺把“雅利安”置于其等级制度的顶端，可这个词表示的并不是一个人类群体，而是一套语言体系即印欧语系。因此，用这个词来表示一个种族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不合逻辑，戈比诺的思想还是使瓦格纳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剧作家。——译注的信徒，英国政治家豪斯顿·司徒·张伯伦豪斯顿·司徒·张伯伦（HoustonStewardChamberlain，1855～1927），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译注受到了启发，后来又给《我的奋斗》《我的奋斗》（《MeinKampf》），希特勒著，书中阐述了其纳粹主义理论。——译注中的胡言乱语提供了素材。所谓“纯种”的观念突出了种族主义者和生物学主义者观点的对立。在前者看来，一个种族应该避免混合，否则便会衰亡，混血儿生来就是不健全的。而在后者看来，情况完全相反，一个群体基因遗传的价值正来自其多样性，“纯”意味着“贫乏”。
从幻想纯种到消灭不纯种，显然只有一步之遥。您觉得，就像保罗·里科尔保罗·里科尔（PaulRicoeur，1913～），法国哲学家。——译注在《批评与信念》中谈到的，“大规模的死亡”从来都是极权制的显露吗？这里说的，其实是一种制度化的灭绝，过去的十字军东征，甚至宗教裁判所都不是这种情况。您也和里科尔一样，认为极权制意味着社会关系遭到破坏，意味着人类共同体沦为无差别的群体状态吗？
极权制是到20世纪才开始出现的吗？我觉得，当宗教超乎个体之外企图以一种关注“整体”而非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教义之名逐去附在个体身上的魔鬼时，宗教就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形式的极权制。当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抱着与“整体”这个无处不在、张牙舞爪的魔鬼作斗争的信念折磨一个可怜人时，他们不正是在实行极权制吗？还有，每当一个人不是被看做有血有肉的自我实体，而是被假想成意识形态、思想主张，或是“种族”的惟一代表时，同样不也表现了极权制吗？
纳粹主义将这种态度演绎到了极端，它不但把它的敌人作为一个“整体”，而且也把德意志民族自身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只不过是其领导者手中一部高效运转的机器而已。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这部机器的组成破坏了德意志民族的社会结构，使其陷入瘫痪的状态。相反，德意志民族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密。社会结构的性质，已经被改变了。
社会结构由人们彼此之间建立的关系组成。民主意味着人们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极权制，以提高效率为名，建立单一的关系，确立人人务必遵守其秩序的一种等级制度。这种结构的典型是军队，人们都说，“军队的主要力量在于纪律性”。另外，各种宗派，常常还有各种教派，也是同样的模式。纳粹的恶毒在于将这一模式强加于整个一个民族。
如果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从它的教育水平来考虑，这个民族本应该能够比其他的民族更好地集体抵制住这种邪念。它怎么会任自己被卷进这个旋涡呢？这给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问题。最令人宽心的解释归结为失望，1918年的战败、通货膨胀还有失业使德国人陷入了失望之中。他们失望到了似乎任何带来变化的解决办法都可以接受的地步，而希特勒许诺——在这一点上，他还确实信守了诺言——给他们带来一次根本的变革。
不过，如果不是保守的领导阶层，如果不是德国官僚和军队的妥协退让，希特勒也确实不可能树立起威信。精英分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希特勒能得到大量的支持，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领导阶级面对排犹主义行径的消极态度。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爱因斯坦在1933年写给保罗·瓦莱里保罗·瓦莱里（PaulValéry，1871～1945），法国作家。——译注的一封信中说的话：“最严重的情况是，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几乎没有任何人，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组织，敢以维护文化和公正的名义站起来，反对清除这么多有价值的脑力劳动者，反对消灭他们的存在。”精英分子的消极态度，以及那些想利用希特勒来达到自己目的的领导者们愚蠢的权术，应该引起所有认识到趋势不利却并没有作出反应的人思考。必须明白，做一个公民，就是“搞政治”。的确，参与政治，是在冒着犯错误的危险，但不参与肯定会犯错误。
在1962年对纳粹头目艾希曼艾希曼（AdolfEichmann，1906～1962），德国纳粹军官，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纳粹的灭绝犹太人行动被以色列处以绞刑。——译注的审判中，汉娜·阿伦特拒绝将被告看成一个有虐待狂、精神失常的刽子手。相反，她认为他是一位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服从命令的军官。您对此怎么看？汉娜·阿伦特的看法恐怕是符合事实的。艾希曼确实是服从命令。但最后必须懂得的正是：盲目的服从是一种“非人的”态度。
看着这么多的受害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意不要把这种对人类完全的否定与人类历史中发生的其他一切罪行混淆起来？这不再是战争，这是“非人间”的行为——就像阿兰·凡吉耶勒克罗阿兰·凡吉耶勒克罗（AlainFinkielkraut，1949～〓），法国哲学家、作家。——译注在《虚幻记忆》中所说：“有人间，事实上，战争尚属于人间的行为；另外还有非人间。成为敌人与成为猎物并不是一码事。”纳粹的计划本身就是非人的，但这项集体的计划伴随着“非人间”的个人行为，这些行
为未必是命令所要求的。贬低人、折磨人，在使人遭受痛苦的可能中寻求快乐的欲望有另外的根源。
我压根不认为这是兽性的复发。动物是野蛮的，它们不知道什么是怜悯，可是它们也不可能为其受害者遭受的痛苦感到高兴，因为它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无人性，就我们所领会的意思而言，是人类独有的一个特点。必须是人，一个拥有想像和推理能力的人，才能在对他人的毁灭中将暴虐演绎到极致，纳粹就发展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对于这种快乐的寻求可能源自因归属于一个极权社会而产生的失望，施刑者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社会中间的一个齿轮而已。或许，出于标榜自我存在的需要，集中营的党卫队军官们对被等级制度区分开的人们加以他们个人的暴行。这样，便可以解释这些在各自家庭里行为举止都称得上好父亲的施刑者们的双重态度。归根到底，恐怕必须从归属于一个极权社会方面，去探求无人性的根源。
那么，无人性，并不是与人类无关。我们不应该重新考虑将人类历史视为进步的观念吗？
在人类历史上，进步一词可以指科学技术的进展。它不能用来表示社会的行为。随着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而且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自由的选择，决定性的门槛已经跨过去了。这种自由终究意味着，每个人在可能选择善的情况下，同样也可能选择恶。
惟一可以设想的进步是使选择尽可能的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