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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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都是由我们自己的想像产生的影像，那么，“影像文明”万岁！但是，当这些影像类似于由别人制造的、让人们被动接受的速冻制品时，我们就要小心“影像文明”。在展示影像的现代技术中看到交流的手段，这是欺骗。交流，就是沟通，而我们如今所拥有的工具主要是一些“信息”手段，也就是造型手段。面对一份书面文本，我们仍然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速度来阅读它，可以翻过来倒过去地读，可以进行思考，可以发挥我们的批判精神。面对写就该文本的人，我们继续在做我们自己。通过广播，尤其还有电视，一切则被强加给我们，我们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信息是有的，但交流少而又少。
第三部分公正与法律
“问题是要知道在何种情况下，我们被迫遵守一种不公正的制度，以及遵守它到何种程度。”
约翰·罗尔斯约翰·罗尔斯（JohnRawls，1921～），美国哲学家、伦理学家。——译注
一般说来，法律的职能是取代暴力。因此，一个社会要是没有法律就不可能存在。您这样看吗？
法律是确定一个社会内部个体之间关系的全部规则。在动物界，这些关系必然是力量关系：体力或者威吓能力。而建立一个人类社会，需要用经过讨论并且被一致接受的约束来代替这些关系。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服从约束，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约束是对自身自由的保护。
求助于暴力，是表明法律规则无效，这种状况是一个社会所能造成的最大的悲剧。沉陷于暴力，即使只是暂时地，社会也是同意了放弃自己的本质所在：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组织。
有法律，才有社会；没有法律，存在的只可能是繁多个体的累积，个体之间除了生理特点引起的相互作用外再无任何别的相互作用。这些个体组成的集合不过是一群人而已。有了法律，更多的相互作用在人们之间实现。于是，民族出现了。
因此，任何社会都应当明确地选择能够解决冲突的方式。这常常就是“最有力的法律”——这力量依存于肌肉、智慧或财富，它是如此强大以至它真的是一种法律——也可能是社会的基本法律：宪法，社会便是根据它建立起来的。最严重的亵渎是运用宪法来使一些与宪法背道而驰的行为正当化。这正是发生在某些民主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表面上由人民的代表管理，而实际的政权却被用来为少数权贵谋取利益。
没有法律，也就没有社会。可是，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呢？人类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追求的权利有哪些呢？我们离期望的目标还差得远吗？这里，我们国家，情况如何？其他地方呢？
基本的权利，起初是那些保障生命存活、保障人获得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和热量的权利。随着社会通过劳动、通过知识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基本权利不再是仅限于保障个体的存在，而是扩大到了维护真正意义的人：受教育的权利、享受公正的权利、接受关怀的权利、拥有一处体面住所的权利……只要我们能够获得新的财富，能够想出新的需求，这个权利名单就永远列不完。
但是，我们不要把不平等和不公正混为一谈。由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例如遗传上的不平等，是无所谓什么公正不公正的，它们属于人类多样性的范畴。别忘了，“平等”的反义词不是“高等”或者“低等”，而是“相异”。在一部分小、一部分大的事物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不公正。而当我们的社会独断专行地赋予这样一些人或那样一些人更为优越的身份地位时，不公正就出现了。
在这个方面，我们离理想的状况还相差甚远。在这儿，法国，许多的家庭无家可归，可又有成套成套的房屋空无人住；在远方，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多的孩子死于饥饿，而我们的粮仓却满满当当。
因为法律应该为所有人、由所有人制定，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程序（投票、权力委托……）给每个人以发言权。接受在西奈山顶蒙赐的法律，是人类对自身责任的一种放弃。不要等待某一个真理来告诉我们如何为人处事，应该由我们共同来决定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
应该使所有国家都保持一致的思想？还是相反，强调它们的多样性？文化之间、国家之间关系的加强，使得有必要建立一个大家都一致同意的共同核心。宗教曾想让全人类都皈依同样的信仰，试图实现这种和谐，由此导致了可恶的宗教战争。今天，这种和谐似乎需要依靠科学进步所带来的清醒才可能基本实现。它提出了对人的一项定义，这一定义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得到尊重。
这必须是所有的国家都接受科学主张的普遍特点。而事实与这种情况相差甚远。例如在伊斯兰教思想中，女人被描绘成对于男人是贪婪而危险的；女性是欲望无度的一极，与归顺真主安拉、克制冲动的男性一极相对。这种“描绘”与承认女性权利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调和呢？
只要你所讲述的对于女性的这种描绘被当作事实来接受，它与承认女性权利之间就不可能取得任何的调和。必须一开始就弄清楚人们是否把两性看做由平等的人的组成。希腊人回答“否”；伊斯兰传统主义者回答“否”；一些印度文化也回答“否”。这对于男人们十分有利。
事实上，这种对于女性权利的否认并不是对女性的自然属性进行某种描绘的结果。反过来，是使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命运合理化的念头促使赋予她们这样的“自然属性”。
我们还是常常面临一些原则冲突。我们应该始终遵守我们发现是不公正的，或者是与我们的信念相抵触的法律吗？
社会应该要求人们尊重法律，但是社会不能强制性规定某些人可能会认为违背自己个人道德的行为。比如，法国的法律承认，在一定限度内，女性拥有堕胎的权利。然而，如果一位医生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思想观念不允许自己实施堕胎，我们并不能强迫他那样做。一般说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强迫我们干我们认为是不公正的事。对于强制我们遵从它的一项法律，我们应该有所行动以使其得到更改。这正是由于道德、宗教信仰等原因而拒服兵役者面对征兵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道德观念不允许自己拿着一个武器，学习杀死另外一个人。在很长时间里，他们被视作逃兵，被当作逃兵来处理。几位勇士的行动促成了对拒服兵役者的身份进行投票表决：路易·勒古安，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在1962年毫不犹豫地进行了长达23天的绝食斗争。
这种态度就是对你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不要顺从，包括对法律，这常常是一项责任。不过，这不顺从的责任还伴随着行动起来使规则得到改变的责任。而这种行动在进行时，应该尊重其他所有人肩负的责任，即应该进行非暴力的行动。
确切地说，这不顺从的责任已经被革命者推行到极其深入的程度。很多人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法律是为富人们制定的，是不平等的。马克思批判了人权学说，据他看来，这种人权学说不是促成人类真正的解放，而是实际上隐藏着一个特殊社会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财产所有权等于是资产阶级享有个人财产的权利，并不关心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法国的法律确实还很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该法典第一关注的就是财产的保护和继承问题。这部法律与其说产生自民主协商，不如说产生自统治君主的专断，它保证了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不过，变化是可能的，法院的判例正一点一点地对法律条文作出不同的解释。这样，几年来，相对于财产所有权，居住权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您特别注意居住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您为什么在这个领域“战斗”呢？您觉得，这项权利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是基本的权利？
我站在捍卫居住权的人们一边活动，但我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我只是在他们告诉我说我参加某些示威游行、某些行动可以提高这件事的效率时答应帮助他们的。于是，我们的社会就出现了一位“亲爱的教授”出面推动了与统治力量的对话。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什么需要为自己要求的人与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相比，并不见得多些。
没有住所，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没有住址，让孩子入学、找工作……几乎都是不可能的。5年来，争取居住权的行动使这个方面的法律原则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96年末，居住权终于被承认下来，取得了与财产所有权同样的资格。
必须懂得，公正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程，所以它总是不完善的。但是，我们应该做一切事情来使其接近完善。因而，公正是一个乌托邦，也就是说，是一颗星，我们都朝着这颗前进，我们用它来找到前进的方向，即使我们有一天能到达它那儿的希望非常渺茫。
由此需要教育来发挥作用？
作为人类的一项工程，这个乌托邦思想的确只能通过教育来传达。更确切地说，是对于公正的要求应该被教授给所有的人，而且应该很早就被教授。使社会充满公正的方法，它们是专家们的事情，可以只教授给法律专业人员。
我们还只字未提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法律的事物——惩罚。您认为它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法律既然规定某种行为，就必须含有针对违反法律的人的惩罚条款。这种惩罚首先应该是教育性的，也就是让人明白共同尊重规定的必要性。然而，惩罚不应该是“儆戒性的”或“威慑性的”。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惩罚使人出于恐惧而非出于赞同才接受法律，所以，它将酿成将来违反法律的事件发生。我们看到，盲目的镇压会埋下犯罪的种子。
那么死刑……
死亡是神秘的谜，多么不可思议，怎么能把死亡作为一种刑罚？不，死亡不是一种刑罚。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能把死亡“给”另外一个有理智的人，除非是退回到真正的人出现之前的无意识状态。任何批准将死刑列入其刑罚条例的国家，都表明它尚处于野蛮的状态，是由一些无意识的人领导。我拒绝与那些把死刑说成在打击犯罪的斗争中有效或有用的人理论，我不与灵长类动物理论。
第四部分科威特
“当富人相互争斗时，死的是穷人。”让保罗·萨特
为什么在一本探讨哲学的书里说这个小国家呢？“科威特”，这个词更确切地说，是与地理或者最近的历史有关。
确实，出现专门谈科威特的一章，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难以找到以字母“K”开头的词。都是为了细枝末节！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更为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说明将“科威特”列入此书的理由。这个中东国家，我们现代的大部分人在十年前还不知道它的确定位置，甚至它的存在，然而，它可能是引出对我们这个时代主要问题的思考的源泉。可以想像，苏格拉底若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能促使我们发现我们对一个在近年里一直占有相当重要位置的国家竟持不合情理的态度，他将会多么高兴。
诚然，科威特非常小，领土只及法国的1/30，人口只及法国的1/40。可是，当科威特在1990年8月遭到其强大的邻国——伊拉克的袭击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全联合起来保护它。7个月之后，一个集结了28个国家的联盟派出的军队解放了科威特，惩罚了侵略者。这样说来，这段历史插曲会让人感觉，地球上的人们终于建立了一些使这个星球充满秩序的机构。因此，“海湾战争”该是国际间的团结从此以后保证那些面对大国的小国安全的明证。
这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上呢？
侵入科威特的伊拉克士兵犯下了常见的暴行：劫掠、杀人、强奸等等。播送出去的录像激起了西方人的愤慨，于是公众很自然地确信，这些霸道的行径需要他们作出共同的反应。这种惩处罪犯的意愿是值得赞赏的，但它似乎是有选择性的。在地球的很多地区，也发生着同样严重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可公众并没有被呼吁作出反应。就是在科威特，人权一直以来也明显受到一个禁止一切政治党派的极其强大的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