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上清寺-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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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城步道出来，从小巷穿到马蹄街，再从马蹄街上行到金汤街，这一带人烟密集。我常常回头四顾，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回到抗建大厦，这一次楼下看电梯的保安很奇怪：“你们每次出门回来都又脏又臭，今天怎么这么干净？”我们不禁苦笑起来。
到老曾家里后稍做收拾，大家一起来到大露台上休息，潘天棒则给我们泡茶去了。
已经是十一点过，夜风分外清凉，我们又开始研究那首线索诗。老曾给我们分了一下工，他负责从字意来解，我负责研究诗里的机关，小敏做记录。
我坚信这首诗不能通过诗意来解，因为这诗的意境感觉比较生硬，非常像机关诗的感觉。可无论谜语、藏首藏尾的几种解法都不行。在我试过几种机关诗的解法都行不通以后，小敏突然提出一种方案：“如果藏头字是一个谜语呢？”
这首诗的藏头是：草、人、一、小四个字，从上到下按照字谜一排，我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茶’字！”
“茶！”老曾和小敏跟着叫起来。
潘天棒端着茶盘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了，很无辜地看着我们：“吼啥子嘛，才泡好就端出来了。”
失踪的上清寺（八十）
“茶，肯定就是解开11号图纸的方法！”我话刚说完，小敏就高兴地冲向房间，潘天棒急忙端着茶盘让路。
一会儿，小敏从房间出来，取出11号图纸来交到老曾手上。老曾在茶几上放好图，拿棉签将茶水涂抹上去，图纸角上慢慢显出一首诗：
举杯礼罢两江宁掘出园中珠玉金月下虎啸声如雷惊醒岩下十万兵
这首诗写的一定是小敏爷爷的亲身经历！
也许很久以前的某个夜晚，在一个能俯瞰两江的山上，小敏的爷爷对着两条江举起酒杯，喝掉了一杯酒。趁着酒兴，他进入藏宝点开始发掘，找到了上百箱黄金。掘宝的时候，惊动了附近的老虎，猛虎在夜色中长啸，岩下驻扎的军队都被惊醒了。
他后来如何躲开军队？诗里没有提到。
我说：“这首诗里如果是写地点，那一定是能看两江，并且有老虎和驻军的地方。老曾，哪个地方才具备这三个条件？”
老曾从茶几上抬起头来：“两江可能就是指长江和嘉陵江。在重庆主城区，能够俯瞰两江的地方就不少。有佛图关、鹅岭、枇杷山，也有朝天门、江北城和老君洞。解放前很多山上都有老虎，但加上驻军队，这个地方就只可能是鹅岭或者佛图关了。”
小敏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摇着：“大哥，大哥，你们看诗的第三列！这首诗好象也是藏头诗啊，只不过藏在肚子里！”
我一惊，仔细看去，果然诗的第三列排下来，是“礼园虎岩”四个字！
“对了，就是鹅岭！”老曾一拍大腿，“礼园就在鹅岭。从山上一直到江边，差不多整个鹅岭都是礼园的范围。而且山顶上，确实有一个虎岩！”
潘天棒嘿嘿笑着摸摸小敏的头，说：“厉害啊，曾叔叔和老罗都没有猜出来，还是你行！”
“这个礼园是什么来头？怎么又有老虎？”我问道。
“说来话长。礼园是1909年的时候修的，当时一个叫李耀庭的商人，买下了整个鹅岭，建成他的公馆，称为礼园，又称宜园。山顶上有个洞子，养着一头老虎。”老曾点起烟，在夜色中吞云吐雾：“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在礼园住了几个月，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使也去住过。解放后，刘伯承和邓小平、贺龙这些在人物，也都住在那里，到了58年，礼园才正式成为公园。其实，礼园的面积远比鹅岭公园大，因为修两杨路的时候，把鹅岭栏腰切断了，两杨路下面现在军区的地方，也是当年礼园的。”
老曾说到公园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礼园多大，但提到从鹅岭山顶一直连到长江边上的范围都是礼园的，才吓了一跳。
“这个李耀庭是做什么的？哪来那么多钱？”我问。
“嘿嘿，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我先去查一下资料。”老曾转身进了书房。
潘天棒急了：“查啥子资料嘛，我们现在就去鹅岭看看，不是更好？”
我说：“以前鹅岭公园晚上发生过案件，所以晚上都有治安巡逻，半夜三更去鹅岭，肯定会被当成坏人抓起来的。还是明天白天去看看再说嘛。”
小敏嗔怪道：“是啊，天棒哥，你不要总是那么莽撞。”
我笑了，很少看见小敏这么当面责怪潘天棒。“这首诗上讲，有”珠玉金“三类东西，如果真的找到了，估计一时半会也搬不完哟。”
潘天棒兴奋地说：“这张图上的宝藏，会不会是李家的财产呢？这个人买得起弄个大一匹山，简直太富了！”
我摇摇头：“当年孔二小姐派徐中齐去寻宝，寻的都是古代留下来的东西，这个李家当年住着蒋介石，还有国外大使，说明他们在政界地位很高，财产是不需要藏在地下的。老曾说我问到点子上了，说不定李家的财富来源和藏宝有关系。”
老曾捧着一本地方志出来，坐到凉椅上，一边翻书一边讲：“这位李耀庭，出生于云南昭通，本来是一个穷人，但他在清军当过兵，升官到游击，后来还当过马帮，往返云南和重庆之间。1880年他来到重庆天顺祥字号，这是一个有钱庄的商行，他帮老板打理生意，管理重庆分号。由于他才华出众，重庆分号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了商行的全国连锁管理中心。当时中国有18个省，他就把重庆分号扩展到了15个省，连香港和越南边境都设了代理点！书上讲，他靠这个分得了巨额的红利。后来他自己开公司做盐，他的盐号也成为了川东最大的盐号；他还在四川投资过石油和天然气。这些事情，一步步让李耀庭成为了当时的西南首富。重庆商会成立后，他是当然的首届会长。他的儿子也不简单，出钱出力资助了辛亥革命，其中一个儿子李湛阳成为辛亥革命时蜀军政府的财政部长。书上讲鹅岭上的礼园，是他两个儿子买来给他养老的，因为是孝敬父亲，所以称为礼园。”
“那他的财产来历很清楚啊？”我说。
老曾关上书，说道：“李家的在购买了鹅岭后，财产不减反增，好象更富了。重庆商界就有传言，说是李家在修建礼园时，在鹅岭地下挖了宝，而且一时半会还挖不完。后来所以就养了老虎在虎岩的洞里，保护地下的宝藏。”
“明白了，怪不得孔二小姐要派徐中齐去鹅岭寻宝，一定和这个传言有关系。”我恍然大悟，进入最接近老蒋的地盘去寻宝，一定充满了危险吧，小敏的爷爷在诗里第一句举杯饮酒，也许是为了壮胆。
“其实，我觉得李家用不着靠什么藏宝，已经足够富了。李家经商，向来善于利用政府资源，庚子年的时候，八国联军侵扰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李耀庭资助她大量银两，慈禧后来回北京给了李家不少封赏。在辛亥革命时，李湛阳为国民政府出了大量的资金。这些情况都说明李家在经商的水平上，不是一般的高。对了，李家还投资过媒体，宋育仁创办了重庆历史上第一张报刊《渝报》时，就是李家给的钱。”老曾喝了一口茶，说：“所以，我觉得说李家挖藏宝得财产并不可靠，倒是听说这个事情去寻宝的人有点多，搞得李家伤脑筋，李家在修建礼园时请道士看过风水，非常担心挖宝破了风水，因此养了老虎来吓人，求个清静。”
“如果地下无宝，那么，小敏爷爷诗中提到的‘珠玉金’又是哪里来的呢？”我不太认可老曾的说法。
“我只说李家的财产不是来源于藏宝，并没有讲鹅岭没有宝藏，这是两回事情。”老曾不紧不慢地讲：“宋代以来，关于鹅岭藏宝的传说就有，还记得佛图关那个挖掉夜雨石的明朝总兵刘时俊吧？他就是一个寻宝狂、摸金校尉，在他驻守佛图关期间，不知道在重庆挖出了多少东西。”
我暗自笑起来，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也成了刘时俊的同行。
“曾叔叔，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刘时俊挖了宝，没有带走，留在鹅岭了？啷个可能哟！”潘天棒不相信。
“莫急哈，听我讲。刘时俊在重庆灭了奢崇明的叛乱，本来是立了大功，但部队中有监军想冒他的功，就抓住刘时俊经常半夜出门寻宝这件事，说他通敌，直接把刘时俊送进监牢，押到了北京关起来。因此，刘时俊如果寻到宝物，是不可能带得走的。后来刘时俊在北京平了反，恢复官职，却再也没有来过重庆。鹅岭这里到佛图关都是兵防重地，他又吃过一次大亏，他是一定再也不敢来起他的宝了。所以我认定，第一，刘时俊肯定在鹅岭有东西留下来；第二：小敏爷爷寻到的东西，多半和刘时俊有关系！”
失踪的上清寺（八十一）
露台上夜风乍起，天气有点冷了。
11号图就要解开，大家都很兴奋，决定第二天白天去鹅岭寻访，虽然露台上有点凉，还是聊到一、二点钟才各自入睡。
一早起来，是一个晴天。我在办公室忙着处理公务，还没有到中午吃饭时间，潘天棒就载着老曾和小敏来上清寺接我了。
“老罗，快下来，去鹅岭搞着！”潘天棒在电话里很兴奋。
来到鹅岭公园，从停车场出来到大门，有许多老人从大巴车上来公园，正在门口热烈地聊天。
老曾一进大门就直接向虎岩方向走，一边走，还一边担心地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不知道虎岩那里有没有办法进去。”
虽然不是周末，公园里却依然人来人往。这里已经成为重庆退休老人的天堂，喝茶的、跳舞的、放鸟的、遛狗的还有打太极拳的，从大门入口广场直到上山沿路平台，到处是高高兴兴的老年人。
沿着石阶上行，老曾突然在路边扯了一把鲜花，向岔道走去。我指责道：“老曾，你这可不对哈，破坏公物也还罢了，可你都60了，还采路边野花，会把我们这些小朋友教坏的。”
老曾嘿嘿笑着没有答腔，埋头向右上的一个平台走去。平台上是一个纪念碑，碑上刻的是“志愿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苏联军官，司特诺夫、卡特诺夫烈士之墓。1959年立。”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碑前瞻仰。
老曾把花放到墓碑前，向碑鞠了一躬，然后才回头告诉我们：“我每次来这里，都要给他们献个花。”
小敏好奇地问：“曾伯，是不是他们救过你和你的家人？”
老曾摇摇头说：“这倒不是。抗战时期，苏联曾经派了一千架飞机到重庆，以志愿兵的名义参加保卫重庆的空战，如果没有这些飞机，重庆在大轰炸期间还要死更多的人。由于这两个飞机员死得太冤了，所以我给他们献花。”
“怎么个冤法？”我追问道。
“冤之一，他们的飞机被击落在弹子石长江一带，当时并没有死，是救援太慢淹死的。空军死在水里，所以很冤。”老曾又指着墓碑上的俄文讲：“这个卡特诺夫的俄文写错了，写成了卡特诺娃，成了女人的名字，此为冤之二。”
潘天棒惊奇地问道：“曾叔叔，你居然还懂得俄文啊！”
我说：“这个有什么奇怪，老曾他们这一辈人大部分学的外语都是俄文呢。我奇怪的倒是另一点，这两个飞行员牺牲在长江里，为什么墓碑却在鹅岭？”
老曾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不过，当年苏联飞行员主要是在万县阻挡日本飞机。”
碑前那位白发老人转过身来，插嘴道：“说得不全对，1938年和1940年，他们两位是在重庆病死在仁慈医院，医院安葬他们在袁家岗左侧山头，后移至袁家岗至石坪公路右侧，因修袁家岗到石坪桥的公路，1956年移到江北杨家花园的陵园墓地，但是那里的墓地太狭小，政府觉得长期安葬国际烈士不当，1959年的时候，经重庆市委决定才迁葬到这里。淹死的飞行员另有其人，万州有一个库里申科烈士墓，是他们的大队长，才是牺牲在江里的。他在战斗时发动机出问题，降落在长江，但他体力不支，游到岸前淹死了。”
这个老人看起来比老曾年龄大了许多，但腰板却挺得笔直，可能以前是位军人，说话不容置疑。
“发动机中途出问题？那是装备太差了、飞机的质量太歪了，是不是中国造的？”潘天棒是一个军事发烧友，忍不住接过话头。
白发老人瞧了瞧了潘天棒，讲道：“小兄弟，那是苏联的飞机。中国那个时候只有91架可以用的飞机。苏联飞机虽然比中国的好得多，但还是不如日本，所以在空战中很被动。到1939年后，苏联战场吃紧，援华的志愿兵空军就撤走了。”
“对！”老曾说：“40年以后，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就疯狂起来了。如果苏联空军还在，重庆大轰炸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潘天棒问：“那个时候，还是美国的飞机最好吧？”
白发老人讲：“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