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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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会作为候选人，但我还是几乎被迫地领导了这一活动。这件事也表明了我对参与国家政治不抱什么幻想。如果你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抱负和自信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了。
长期以来，我与国王以及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由于体育方面的接触，陛下同我进行过多次交谈。有一次，他以其特有的坦诚与直率，直截了当地给予了我如下的建议：“安东尼奥，放弃政治去投身国际奥委会吧！那才是属于你的。我敢肯定你会大有作为的。”每当有机会，我就感谢国王陛下这一无比英明的告诫，牢记他充满睿智的话语。
令人尊敬的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约瑟夫· 塔拉德利亚斯当时正流亡海外，让他回国的事已在联系中。我作为巴塞罗那省议长，似乎对他的回归成了阻碍。西班牙的民主过渡正在胡安·卡洛斯国王（西班牙变革的真正发起者）的领导下无比正确地进行着，虽然这期间还有很多困难。我无意成为有碍于这一进程的阻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我总是乐观，从善如流。超难、持之以恒、毫不懈怠的体育精神一直指引着我。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超越精神让我受益终身。正因为有了它，我才会冷静地面对复杂困难的局面，并在逆境中超越自我。正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所有的一切都简单化了。我不得不承认让我去领导一个西班牙大使馆是我万万不曾料想到的在一次访问马德里期间，马丁·比利亚大臣邀请我在太阳门附近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他在那里告诉我，在大臣会议上我将被任命为西班牙驻外大使。对此，我向他致谢。我非常想知道自己将到哪里赴任，那时我想应该是奥地利或瑞典，一个离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不太远的地方。但出于谨慎，我没有开口问，直到他问我：“你难道不想知道去哪里吗？”“当然想，大臣。”我回答说。“那么，你敢不敢去苏联呢？”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将成为西班牙首任驻该国的大使。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苏联和美国可是控制并瓜分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当然敢去。”我说。
这件事发生在5月。6月10日任命下达，于是开始办理征求对大使提名同意的手续。15日选举产生的加泰罗尼亚人民合法代表们正在区政府大厅开会。7月17日我签署了辞呈，辞去了巴塞罗那省议长一职，随后将笔交给了我的儿子胡安·安东尼奥。翌日，我从马德里起程前往莫斯科，开始了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在这次重要的旅程中，陪同我的是时任使馆秘书的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如今他已成为西班牙外交界最出色的大使之一。国王和首相苏亚雷斯的这一决定，如果说是考虑到会有助于我日后竞选奥委会主席，那么真是再明智不过了。因为1980年7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将举行奥运会并将进行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选举。这是6年前在维也纳就定下来的，当时莫斯科是以30票对29票的微弱优势击败洛杉矶而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
我认为我在莫斯科的两项使命会互益互利。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来到这里，对于我开展外交工作大有裨益，有利于拓展多方渠道以服务国家的利益。事实也正是如此。长期居住在这个下届奥运会的办城市，了解这个国家，熟悉的文化，建立起同这个超级大国执政者及奥委会筹委会领导者的关系，使我身处一个能够观测未来的特殊的NB158望台。奥委会许多成员访问莫斯科，我因为身份之便经常陪同，这对于我和他们保持联系并拉近个人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这些接触，我知道自己拥有足够多的支持，并且很有可能最终当选为奥委会主席，但是我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我不想过分乐观，这样即使没被选上也不至于太多沮丧。现在我距实现在巴塞罗那地中海运动会时早就确定下的目标仅一步之遥。
在我看来，到那时为止参选的人都没有什么竞争力。后来，当英美集团看到我的支持率上升且最终很可能当选时，他们就匆忙地把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名声显赫的瑞士律师马可·霍德勒推出来参加竞选。 1980年7月15日，早晨很冷而且下着雨。基拉宁主席已经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举行的开幕会议上宣布卸任，他向全世界发表了充满感怀和希冀的演讲。我满怀信心，无比平静地等待着未来几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不能放任自己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因此我一直努力地控制着情绪。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准备度过自己投身体育事业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竞选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大获全胜。共有5位候选人做了自我陈述，他们是德国工程师韦利·道梅、加拿大律师詹姆斯·伍拉尔、瑞士律师马可·霍德勒、新西兰记者塞梭·克罗斯先生，还有我自己。在竞选的最后一刻克罗斯选择了退出，转而支持我。
选票统计的结果让人们大吃一惊，因为仅仅才一轮选举我就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总共有77人参加了投票，我得到了其中的44票。其他候选人则分摊了剩余的33票，具体为马可·霍德勒21票、詹姆斯·伍拉尔6票、韦利·道梅5票，废票1张。此时，基拉宁主席还并未意识到选举结果已经产生了，准备继续下面的程序：“下面我们开始第二轮的投票。”为了此次奥委会主席选举而暂时放下手中政务特地赶来的突尼斯总理，也是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穆罕默德·姆扎利上前打断了他的话，“主席先生，选举可以结束了，有一名候选人已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
法新社一名记者率先以电报的形式播发了这一消息。电讯的时间是当地时间15时05分，还配有一篇简短的文章《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在选举结果公布仅仅三分钟后，我就从大厅“逃〃了出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莫斯科旅馆打电话，我的妻子碧蔚丝等在那里，和她在一起的还有我忠实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安塞尔莫·洛佩斯、雷蒙多·萨波尔塔、安德列斯和胡安。他们一直都在支持我，为了这一结果他们一直在努力。我认为他们理应先知道这个好消息，而且应该由我本人亲自来告诉他们：我赢了。成功的喜悦是巨大的，我当选的消息迅速传开。没多久，西班牙各大电台就竞相打电话到旅馆来采访我。
工会之家圆柱大厅的桃花心木大门一扇扇全都打开了。这座古老的建筑曾经是沙皇政府官员们娱乐的场所，这里也曾经安放过苏联领袖们的遗体。基拉宁主席在扶手处把我介绍给正在长长的22级台阶下、偌大的舞厅中等待消息的世界各大媒体。
两个小时后，我出席了我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数十位摄影师在拍照，来自全球的四百多名记者就当前的一些话题向我发问。出于对基拉宁主席的礼貌与尊敬，我一个都没有回答。我尽量使我第一次的发言清楚而有力：“我保证，我将为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为传播和平的准则，为全世界的年轻人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而奋斗！〃这一席话也拉开了我21年任期的序幕。贺电很快从我的祖国纷至沓来：第一封发自国王胡安·卡洛斯，然后是首相阿道夫· 苏亚雷斯、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约瑟夫·塔拉德利亚斯等等。还有一份意义重大的来自巴塞罗那市市长纳尔西斯·塞拉的特殊祝贺，他和我一样深知，我的就任是巴塞罗那市申办1992年奥运会这一长期历程的开始。这一点，在他对《加泰罗尼亚日报》记者的讲话中有所流露。我身边的人还有体育界的朋友，都对一个西班牙人当选为国际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感到由衷的高兴。西班牙社会也对我的当选做出了积极评价，各政党、各反对派、工会、企业界发出的同一声音让我在感到自豪的同时又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理所当然，莫斯科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也愿意在这座城市卸任。
第三章 定居洛桑最初的举措
我得承认，在莫斯科当选后我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日子。那段时间我的精神陷入了低潮：我感到责任重大，担心自己无法担负起领导世界第一大体育组织的重任。我还得在莫斯科待到10月底。我从大使馆正式离任的日期是1980年10月12日，那天正好是西班牙国庆日。驻世界各地的西班牙外交使团通常都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我暂留莫斯科是的值此机会我从大使的位置上离任，并以新任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接替我担任驻苏联大使的是佩利那特侯爵，我去伦敦拜访了他。他当时担任驻英国大使。我向他通报有关莫斯科的情况，便于他完成新任使命。我是一个人乘船从苏联返回巴塞罗那的，在归程中不幸传来了挚友马里亚诺·卡尔维诺逝世的噩耗。我拜会了我国的领导人，并开始认真地构想未来的蓝图。我甚至同时任体育国务秘书的赫苏斯·埃尔米达探讨过在马德里建立一个奥委会主席办公室的可能性。我非常感谢他向我提供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并按我的要求给了几处房舍，以供在首都马德里设立一个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办事处。换言之，我将采用同我前几任相同的方式，重复他们走过的道路，把我自己的国家作为办公地点。
上任伊始，许多事情正如我预感的那样发生了。国际奥委会的地位非常不稳固，不只是在财政经济来源方面，更主要的是其形象和威信，由于不久前发生在莫斯科的抵制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及外交影响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很多人认为国际奥委会生命垂危，某些悲观的人甚至相信奥委会已时日不多，1980年举行的莫斯科奥运会或许是最后的一届了，1896年诞生于雅典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走到尽头。因此，尽一切可能克服这种悲观的令人沮丧的情绪成了当务之急。
8月初我前往洛桑，我在那里建立了同当地的、地区的及联邦政府执政者的官方联系。由于我有一个当年在市政府的好朋友、好伙伴费尔南多·里瓦提供消息，我能够及时了解在洛桑所发生的一切。里瓦也是体育界人士，曾担任过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秘书长，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在洛桑定居。由于他的关系和工作效率，使我迅速地掌握了当时的情况。没多久我就意识到，很久以来一直是莫尼克·贝尔里欧斯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手段领导着国际奥委会，她甚至已经超越主席而成为奥委会的头号人物。这使我最终明白如果我不在洛桑长住下来，那么我的地位在她这位总干事所显示出的力量面前将变得十分的孱弱，正如基拉宁主席在他整个任期内被架空那样。于是我决定正式在洛桑定居下来，我要成为国际奥委会名副其实的主席。
我确信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这位国际奥委会高官时，她非常不悦，因为她明白奥委会中不能有两个头，要么是她，要么是我。一段长期的历程开始了。我在维迪堡一层的一间小办公室住了下来，这样开始了我的工作，开始了同贝尔里欧斯女士经常的碰撞。我从不让她独当一面，以防止她进一步扩展特权。我们的冲突不断，我甚至意识到自己一直受到一些官员的特殊监视，他们向她汇报我的一举一动。我感到自己被控制起来了，他们一
刻也不让我独处，我无法自由地开展工作。
1981年底，我们在萨拉热窝召开了一次执委会议。在会上我对委员们提出，在这样一个与我的管理存在对抗的环境中我很难领导好奥委会。我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组织中，领导权只能在当选者的手中，也就是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的手中。而当时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争论令人相当不快。莫尼克·贝尔里欧斯女士突然站起来拂袖而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征兆，说明她准备在我们商定的特定的条件下离开奥委会。
有一个人我一直对他非常尊敬，而且他也一直在支持我，这个人就是时任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亚历山大鲁·西佩尔科。他断言贝尔里欧斯女士在被我警告以后，事情会发生改变。因此他提议执委会对她的职责予以具体限制。
最终，我们贝尔里欧斯女士达成协议，虽然时间很快就证明这一切毫无用处。争斗并没有停止，冲突仍然像以前一样在继续。时间过得很快，洛杉矶奥运会近在眼前，因此我决定等到1984年夏奥会结束后，再向执委会提出她的革职问题。我确实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