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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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奥林匹克运动，这次机是我们组织10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然而，这次危机使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们认识到，已经是该改革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放弃很多《奥林匹克宪章》所赋予我们的权力和特权，并且以新的面貌去迎接未来——21世纪。总之，已经到了革新的时候，而对我来说，领导这次体制改革也是很大的荣誉。
换句话说，我们做的就是实现我在1966年《运动2000》杂志那篇著名的文章里所写的：改革“国际奥委会”，使它由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变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部。由于我们达成的一致协议，我们吸收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国家奥委会主席和现役运动员进入国际奥委会。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真正的团结。流言蜚语 从我上任伊始，就有些传媒，特别是那些在英有极大影响力的媒体，对我的表现横加指责，竭力渲染和夸大消极的东西，以为我在旅行和生活中要求特殊。例如，这些年我在洛桑王府酒店住的是同一个房间，这一住处已在一些新闻报道中非常扬名。“510套间”面积普通，毫不奢华，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厅。我在卧室靠床头的地方放了一些健身器械；在厅里放一张用来工作的写字台和看电视时坐的沙发。就这样一个房间，却被说成是一个豪华的“东方宫殿”。而且我一直认为，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支付饭店里这样一个房间的费用要比租或买一个带24小时服务的单元房，外加维护保养和缴税要便宜得多。另外，我争取到饭店只向国际奥委会收取我使用房间那些天的房租（240瑞士法郎），而在我旅行期间只收取100法郎的预定款……谁都知道，我在任职期间因为工作需要总是旅行。如果没有不怀好意的煽动和诽谤大家可以清楚地推测出这个住所是物美价廉的。我深信，饭店之所以同意如此低的价格，是因为我在那里住宿是对他们招NB728顾客的一大宣传。
但是，有人却说成我住在“皇帝套房”。提到交通，我乘坐的奔驰车是奔驰公司根据商业合同而暂时提供给我们使用的，由我的秘书安妮或饭店的司机开车，而且从饭店到维迪堡我经常是乘出租车。我甚至和司机中的很多西班牙人建立了友谊。但是，对我个人和我的行为最为疯狂的攻击，是来自英国记者安德鲁·杰宁斯和他的同事威文·戈里高里·森桑。他们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五环先生》的书。这是一本充满歪曲事实、造谣惑众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我过去在西班牙的政治生涯，他描述得好像是重大发现一样，说我曾出任过国家体委主任（国奥会主席）、当过巴塞罗那省议会主席……但是，他的这个非常独特发现是人所共知的。我从来就没有隐瞒过我的履历与从政生涯。我与许多西班牙公民一，为国家的政治过渡做出过贡献。在西班牙，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被认为是真正的神话：从独裁政治向完全的民主制国家转变。这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毋庸置疑，领导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的伟大舵手是胡安·卡洛斯国王陛下。他英明、果断地任用最优秀的人才领导了这场和平变革，从而震惊了世人。苏亚雷斯首相十分出色地执行了国王的指令。
我一直和国王及王室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这一关系从1967年开始，当年我作为国奥会主席，率领西班牙代表队参加在突尼斯举行的地中海运动会。我遵照内阁大臣洛佩斯·罗多的指示，邀请那时的王子参加运动会。大臣要我对王子多加关照，因为他将主宰国家的命运，让参加运动会的西班牙青年了解他对国家的未来不无好处。在突尼斯，王子第一次的私人访问受到了国家元首的隆重接待。当然，当时西班牙驻突尼斯大使十分焦急，频频请示外交部以何种规格接待未来的西班牙国王。他一直等待答复而不敢贸然行动。那些日子事情很复杂。我不能抱怨报纸一直给予我的评价。大部分报纸是具有专业水平的，真实严谨地报道国际奥委会和我任期内的事件。
但是，坦白地讲，我必须承认，被人攻击、时常受到污蔑并不让人觉得快乐，它是一种伤害。作为人，我有正确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的言行是诚实的。我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记者朋友，在此，我想特别提及胡安霍·卡斯蒂略，他是一名优秀记者，孜孜不倦而又忠于友情，我对他致以诚挚的敬意并希望后辈以他为榜样。我也不能忘记亚历克斯·博迪内斯，他在逝世前几天，为我写了最后一篇文章。
然而，我怀疑英国报界的这一骚扰是不是受了某些人的煽动。这些人对于一个西班牙人领导世界体育并且还干得不坏看不顺眼。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依然我行我素：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我自主选定了离任的日子，既没有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也没有被他们征服。虽然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最终还是无损于我一根毫毛。我将卸任的日期定在第四个任期结束，即2001年，21年以前我当选的地方——莫斯科城。
第八章 结束语美好时光
在我21年的任期里，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时光。这些时光是经过我记忆的选择保留下来的。我一向有积极向上的性格，并且我只保留那些我认为可以促进我个人发展或使我在国际奥委会更有效地履行职责的记忆。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时很多人都预言不可能成功，认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几乎处于战争状态，而且韩国和世界上一半的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等等，但是我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仅反映在体育上，而且也反映在政治和外交上。正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多亏了那次奥运会，韩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之一。第二个美好时光，自然而然是在我的家乡巴塞罗那举行奥运会开幕式。在国际奥委会的历任主席中，我是第一个在自己的家乡正式主持奥运会的。虽然在顾拜旦任期内，在巴黎举行过两次奥运会，但是他都未主持开幕：1900年那次没有举行正式开幕式，而1924年是由加斯通·多梅格主席主持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宣布开幕的，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在开幕词中说的话：“巴塞罗那终于成为一个奥林匹克城市，几代人的梦想今天变成现实。”这些话语可能代表着我任期内最振奋人心的时刻。毫无疑问，我经历过的印象最深刻、最特别的运动会是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当时，我以《新闻报》特派记者身份给报社发报道。我有幸目睹了体育史上传奇般的一刻，就是捷克的马拉松运动员埃米尔·扎托佩克进场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就他一个人微笑着，步履轻盈地跑进体育场。那是他在那次奥运会赢得的第三块金牌，在此之前他已经摘取了5000米和10000米比赛的桂冠，并且打破了奥运纪录。全场7万名观众起立，齐声高喊着他的名字：“扎—托—佩—克，扎—托—佩—克”。还有一件令人惊叹不已的事情：同一天，达娜·扎托科娃打破了奥运会标枪纪录并赢得了金牌。而达娜正是埃米尔·扎佩克的妻子。
我和这位被称为“火车头”的运动员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甚至在他去世前不久，我还去布拉格看望他，鼓励他拿出勇气去战胜病魔，并对他说：“你是为人类做出楷模的斗士，应该与命运抗争到底。”他去世于2000年。我亲自出席了他的葬礼。捷克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另一个有趣的时刻是我当年从尔辛基发出的一篇报道曾预言，次重量级金牌得主美国运动员弗洛伊德·彼得森未来将包揽所有级别的世界冠军。我这么说是因为他那年只有17岁，但也许没有任何一名拳击手的拳术像他那样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也无法忘记，简·克劳德·基利在格勒诺布尔得到三块金牌，那是在1968年。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萨拉热窝奥运会是我出任奥委会主席后的第一次奥运会。有些时刻非常令人激动。一对英国选手，贾内伊·托维尔和克里托夫·迪恩在双人冰舞比赛中随着博莱罗舞曲的节拍翩翩起舞，评委们一致给出了满分。他们被公认为是冰舞史上最佳搭档。
18岁的卡修斯·克莱（1964年改名穆罕默德·阿里）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拳击冠军。众所周知，他的拳击之路充满坎坷。我很了解他，因为他曾经来洛桑拜访过我，现在他得了帕金森症，可能是因为拳击而受到影响。我曾经问他，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金牌哪去了。我认为他因为某种难言之隐，把金牌扔到俄亥俄河里去了。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篮球决赛的那天，我当众把那块金牌的复制品颁发给他，这是他理所应得的奖品。对我来说，穆罕默德·阿里永远是奥林匹克冠军他后来得到了职业拳王的最高荣誉，人们给了他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会圣火的荣誉。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授予他奖牌时，他激动地拥抱我。这位巨人，这位曾经以他的力量和意志让全世界惊叹的男子汉哭了。可见在体育世界奥林匹克金牌有多么重要。当米格尔·因杜拉因在亚特兰大赢得自行车计时赛的金牌时，所有的西班牙人都高兴得跳起来了，而且银牌也归了西班牙车手亚夫拉安·奥拉诺。此项比赛的来历有段历史：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希望把山地车赛列入奥运会项目。我同意了，但同时我提出，必须把自行车个人计时赛也包括到比赛项目中。对我来说，个人计时项目是自行车运动中最重要的，因为选手只和时间比赛。另外一个对我有特殊感情的选手是塞瓦斯蒂安·科埃。我们之间还有一段令人惊讶的轶事。在莫斯科的田径比赛期间，我在通向更衣室的过道上遇到了塞瓦斯蒂安·科埃，并且祝贺他刚刚取得800米银牌。但是他却不接受我的祝贺。 “我完了”，他对我说。在1500米的比赛中，他赢得了金牌并在冲线时竖起了食指表示他是第一名。这个动作他是做给一些记者看的。
不知为何，那些记者在所有报道中都诽谤他。但我认为他是一名高尚的体育人士，有伟大的人格。他配得上在国际体育界里担任一个要职。我与谢尔盖·布勃卡有深厚的友谊并且很崇拜他。当我们授予他“阿斯图利亚斯王子奖”时，我是评审团主席。他接受奖项的那一天是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乘私人飞机去的。他衣冠楚楚，就好像去领取第一次圣餐一样。他是一个多次打破世界纪录的冠军，赢得很多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但是只拿过一块奥运会金牌：1988年在汉城。现在他已经退役。他是国际奥委会委员、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就像我屡次重申的一样，执委会才是国际奥委会的核心权力机构。他也是国际业余田联理事会理事。对我来说，像布勃卡这样的运动健将能达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很大的胜利。我任期内一直在努力争取使运动员担任奥委会的重要职务，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加清楚体育运动的现实和问题。现在有12名现役运动员加入到国际奥委会，他们是通过民主选举，由运动员们自己在奥运村里选出的，代表着五大洲几百万年轻运动员。团队合作 在前面那些回忆中，我多次提及我的团队精神。
我深信，事实已经证明了我懂得如何组建团队，给他们以信任和责任感。因此，我一直牢记：如果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团队，你就不能尽职尽责。但我很庆幸，我有一个同心同德的团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家成了真挚的朋友。在巴塞罗那工作期间，我的秘书长是何塞·玛丽亚·苏普西，他从四十多年前就开始和我合作，还有记者安德雷斯·迈尔斯·巴雷拉、何塞·波拉斯和约安·索拉。在洛桑，我对自己最忠实的合作者有着特别的记忆，她就是法籍巴斯克人安妮·因查斯佩女士。她是我的办公室主任，在21年中与我形影不离，随我遍访五大洲。还有何塞·索特洛，负责每日报刊摘编。我不能忘记玛尔塔·萨尔萨斯，她为我做过几年秘书。她和我们组织的市场部主任麦克尔·佩恩结婚之后，辞去了国际奥委会的工作。玛尔塔是个完美的工作者，在写日记工作中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每天准确记录，其成果之一就是这本回忆录中的许多章节。后来，萨拉·奥尔多诺和劳拉·维达尔加入了办公室的工作，她们每时每刻都在真诚而有效地帮助我。我想特别提及并感谢雷蒙德·卡夫内，他担任许多年总管；总干事法学家梅·卡拉德；国际奥委会秘书长、博物馆馆长弗朗索瓦·兹韦菲尔，她对公共关系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