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陪审团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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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奇用电话找到了一家保安公司，在他作出用现钞重金酬榭的许诺后，公司保证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立即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展开全面搜索，寻找杰夫·考尔留下的踪迹。
平时喜欢叽叽喳喳的尼可拉斯午餐时却一反常态，一声不响，默默地吃着奥赖利食品店送来的烤土豆。他低头避开人们的目光，满脸都是明明白白的哀伤。
这种低沉的情绪传染了每一位陪审员。罗比利奥的声音依然在他们耳边回响。这是一个机器人的声音，而不是他本人的声音，他本人的声音已经被烟草吞噬了。他就用这个机器人的声音，揭露出他曾经帮助隐藏的那些肮脏勾当。每天有3000名孩子开始吸烟，他们中的1／3将因为吸烟成瘾而丧命，而烟草公司却在准备勾引下一代人。
洛伦·杜克无心吃完面前的鸡肉色拉。她抬眼望着坐在对面的杰里·费尔南德斯：“我可以问你点儿事吗？”她的声音打破了沉闷。
“当然。”他说。
“你是几岁开始吸烟的？”
“14岁。”
“为什么要吸呢？”
“因为万宝路广告上那个骑士，我周围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吸万宝路。我们这些乡下孩子都喜欢马和骑士。万宝路广告上的那个骑士太潇洒啦，他的诱惑谁能挡得住！”
他的话音刚落，那名扬四海的画面立即在陪审员们的脑海里出现。他们仿佛看到了他那张刀砍斧削似的面庞，那刚毅的下巴，那顶宽边呢帽，那匹奔腾的骏马，那件穿旧了的皮衣。他们也许还看到了那巍峨的群山，那皑皑白雪。他远离尘世，独自置身荒原，用自己的光辉照亮了万宝路。一个14岁的孩子又怎能不想成为他这样的万宝路骑士？
“你成瘾了吗？”莉基·科尔曼一边拨弄着盆里脱脂清煮火鸡和生菜，一边问他道。她说出“成瘾了”这几个字时，十分费力，好像是在谈论海洛英似的。
杰里想了一下，他知道朋友们都在等着下文。他们想要知道，是什么强大的力量使人上钩以后就无法挣脱。
“我说不准，”他说，“我想我可以戒掉的。我已经试着戒过几次啦。能不抽当然是最好了。这是一个很糟的习惯嘛。”
“你抽烟的时候并不舒服？”莉基问。
“哦，那倒也不是。有时候抽一支真是快活似神仙呢。不过我现在一天要抽两包，抽得太多了。”
“你呢，安琪？”洛伦向坐在旁边通常很少开口的安琪·魏斯问道，“你是几岁开始抽烟的呢？”
“13岁。”安琪说，脸一下子红了。
“我是16岁开始抽的。”雪尔薇亚·泰勒·塔特姆不等别人发问，自己主动坦白道。
“我开始吸烟是14岁。”坐在桌子一头的霍尔曼也想加入这场谈论，“戒的时候是40岁。”
“还有谁？”莉基想结束这场忏悔式的谈话。
“我是17岁开始的，”上校说，“那是我入伍当兵的时候不过，30年以前我早就戒啦。”他像通常那样，为自己的自控力自豪。
“还有谁？”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莉基又问道。
“我，我17岁开始，吸了2年就戒了。”尼可拉斯说。但他说的并非真话。
“这儿有没有谁是18岁以后开始吸烟的？”洛伦问。
无人吭声。
尼奇曼身着便服在一家快餐店和霍皮共进三明治，霍皮生怕在公共场所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呆在一起被人看见，因而显得十分紧张，但见了面一看，尼奇曼穿着彩格衬衫和牛仔裤，这才较为安心。霍皮明知他在城里的朋友和熟人并不一定能立刻认出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但他绷紧了的神经硬是无法放松。更何况尼奇曼和内皮尔又是来自亚特兰大的特殊部门呢。
他把上午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复述了一遍他说，罗比利奥尽管说不出话，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看来已经牢牢地抓住了陪审团。尼奇曼不止一次地说，他对案子审理的情况不感兴趣，他只干华盛顿的头儿们要他干的事，他把一张对折的白纸交给霍皮，纸的上部和底部布满绳头一样小的数字和文字。他说这是司法部的克利斯特诺刚刚发来的，他们要霍皮仔细看一看。
这份文件是费奇两个舞文弄墨的手下的杰作，他们从前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现在在华盛顿鬼混，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
这份传真是对列昂·罗比利奥所作的凶相毕露的调查报告。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在那吓人的标题“秘密备忘录”下面，只有短短4段文字。霍皮一边吃着炸土豆条，一边飞速看了一遍。罗比利奥此次作证拿了原告50万。罗比利奥当初因侵吞公款被烟草焦点委员会解雇，而且还曾受到起诉，但委员会随后又撤了诉。罗比利奥有精神病史。罗比利奥在烟草焦点委员会工作期间，对两位女秘书进行过性骚扰。罗比利奥的喉癌，可能是酗酒所致，而非吸烟。罗比利奥是个臭名昭著的撤谎专家，他仇视烟草焦点委员会，日日夜夜阴谋报复。
“哦。”霍皮叫道，露出了满嘴的土豆。
“克利斯特诺先生认为，你应该把这个文件悄悄交给你太太。”尼奇曼说，“而她只应该让陪审团里她信得过的人过目。”
“没有问题，”霍皮说他折好文件，塞进口袋，接着又抬眼朝这拥挤的餐厅四面八方偷偷瞧了一遍，仿佛刚刚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查阅了法学院年鉴和注册员提供的有限资料，他们又掌握到了一些情况。杰夫·考尔于1989年秋，作为法学院一年级学生进入堪萨斯。在1991年拍摄的三年级学生的集体照上，他板着面孔露了面，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他没有获得法学学位。
他在读二年级时，是法学院橄榄球队的队员。在球队的一张集体照上，他和两个队友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这两个队友全都在1992年毕了业。麦克戴尔现在在得梅因的司法局供职，汤姆·拉特里夫则在威奇托一个法律事务所里当助手。立即向两地派去了调查员。
丹特一到劳伦斯，便奔赴法学院，确认了年鉴上照片中的杰夫。他又花了1小时，翻遍了从1985到1994年的学生照片，却没有发现有哪个女孩子长相像马莉。这些年鉴内容很简单，法学院学生又都是严肃的成年人，许多人不愿拍集体照，丹特不过是在大海捞针罢了。
星期一傍晚，一位名叫斯莫尔的调查员在威奇托市中心的怀斯和沃特金法律事务所找到了汤姆·拉特里夫，约好1小时后在一家酒吧碰头
斯莫尔向费奇作了报告，并且从费奇那里弄到了尽可能多的背景材料。他以前当过警察，有两位前妻，现在的头衔是保安专家，在劳伦斯这意味着偷鸡摸狗什么都干，从监视汽车旅馆到操作测谎器。他智商不高，费奇和他通话时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拉特里夫到得很晚。他们喝了酒，斯莫尔便开始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消息灵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架势。拉特里夫则疑虑重重，起初很少开口。这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突然要你谈谈从前朋友的情况，是谁都会猜疑的。
“我已经有4年没有见着他了。”拉特里夫说
“和他通过话吗？”
“没有。一次也没有。他念了两年就退学了。”
“你跟他很接近吗？”
“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很熟，但算不上好朋友。他出了什么事啦？”
“没有。啥事也没有。”
“那你为何这样感兴趣？你不认为该把原因告诉我吗？”
斯莫尔把费奇的话学说了一遍。杰夫·考尔可能要在某个地方某个大案中担任陪审员，而他斯莫尔则是受雇于一方，前来摸一摸他的老底。
“这个案子在哪儿开庭？”拉特里夫问。
“这我不能说。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切全都合法。你本人就是位律师，这你是全懂的嘛。”
他的确懂。在短短几年的律师生涯中，他主要是在一位诉讼合伙人手下充当苦力。调查陪审员候选人，既单调又耗时费力，这种差使已使他感到厌倦。
“你说的话我怎么核实呢？”他像一个货真价实的律师一样一本正经地问。
“我无权谈论这个案子的详情，咱们这么干，你看是否可行？如果我提的问题你认为对杰夫有害，那你就别回答。这够公平了吧？”
“那就试试看吧。如果我觉得不舒服，我马上拍拍屁股走路。”
“成，他为何从法学院退学？”
拉特里夫呷了一口啤酒，低头想了想：“他是个好学生，脑子很灵。但是读了1年后，他突然不想将来当律师。那年暑假，他在堪萨斯城一家大事务所打工，过得很不快活而且他又坠入了爱河。”
费奇迫切希望了解他身边有没有一个女人：“那女的姓甚名谁？”斯莫尔问。
“克莱尔。”
“姓什么？”
又呷了一口：“我记不起来了。”
“你认识她？”
“认识。克莱尔在劳伦斯市区一家酒吧工作，那个酒吧是法学院学生常去的地方。我想他们就是在那儿相识的。”
“你能描述一下她的容貌吗？”
“干吗？你问的是杰夫呀。”
“人家要我了解一下他在法学院时女朋友的长相。至于为什么要，我就莫名其妙啦。”斯莫尔耸了耸肩，他不过是奉命办事，他们对视了一会儿。真他妈的，拉特里夫想道，他这辈子再不愿见到这种人了。不过，杰夫和克莱尔的样子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
“中等个子，大约6。5英尺。体形苗条黑头发，棕褐色的眼睛。一只漂漂亮亮的花瓶。”
“她也是大学生？”
“我说不准。我想从前有可能是。也许是研究生。”
“堪萨斯大学？”
“不清楚。”
“那个酒吧叫什么名字？”
“摩里根，在市区。”
斯莫尔很熟悉那家酒吧，他常常去那儿借酒浇愁。欣赏欣赏大学女郎：“我在那儿结交过几个女朋友，”他说，“是个挺不错的地方。我很怀念它，”拉特里夫神色忧伤地说。
“他退学以后干什么去了？”
“不清楚。听说他和克莱尔离开了那个城市。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斯莫尔向他道谢后，又说如果有别的问题，能不能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拉特里夫答道，他实在太忙，但打个电话试试也无妨。
斯莫尔在劳伦斯的头儿有个朋友认识摩里根酒吧的老板。人头熟是小城镇的一大优点。员工档案也不那么保密，特别是在酒吧这样的行业，老板上报的营业额还不到其现金收入的一半。她名叫克莱尔·克里门特。
费奇听到这消息时高兴得咧着嘴巴，摩擦着又肥又小的双手，他喜欢这种跟踪追击。马莉现在是克莱尔了，尽管她费尽心机，想把过去的历史全部掩盖。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对着四壁高声朗诵着这战争的首要法则。
第二十四章
星期一下午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戴着复仇的面具，又一次回到了法庭。这次的证人是位经济学家，一个训练有素、擅长用简明的美元数目来表达雅各布·伍德生命价值的人。此人名叫阿尔特·卡利森，俄勒冈州一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私立大学的退休教授。这位卡利森博士以前显然上过法庭，因而知道该如何作证。他演算的题目并不复杂，数字简单易懂，而且还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块黑板上。
雅各布·伍德51岁离开人间时，每年的基础工资是4万美元，外加雇主提供的退休金以及其他的福利。假如他活着工作到65岁，根据卡利森的计算，他就可以拿到72万美元。由于法律允许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计算在内，那么这笔钱就增至118万美元。但法律同时还要求将这一数目折算成目前的数值，这一规定把水搅得稍稍有点儿浑。因而卡利森博士又立即给陪审团上了一堂非常友好而又简明扼要的课。这笔钱如果分15年支付，总数会是118万美元；但为了结束这场诉讼，要按目前的价值支付，就得打一个折扣。他据此计算出的结果是83万5千美元。
他向陪审团保证，这个数目仅仅是伍德损失掉的薪金。在这一点上，他干得十分出色。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没有能力对一个人生命中的非经济因素明码标价。他的计算与伍德先生死亡时忍受的痛苦和折磨毫无关联，也与伍德先生的家庭受到的损失毫无关联。
被告律师团中的一位年轻人法力克斯·梅森，在庭审过程中这时第一次开了金口。他是凯布尔的一个合伙人，擅长经济预测，遗憾的是，他露面的时间将像兔子尾巴一样短。他开始盘诘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卡利森博士一年之中要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