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裕泰-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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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2）…（图）
另一种说法是，当年吴锡卿老先生是随着歙县到京做生意的人来北京的，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北京卖茶叶，机缘巧合才来到北新桥的。 但是不论吴氏家族是以何种身份来北京，又是怎么做起茶叶生意的，北新桥大街路东的一个大门洞（即“吴裕泰”现址）就是“吴裕泰”乃至整个吴氏企业的发祥地都是毫无争议的。据说这里原是一个破败的豪门府第的大门。就是在这个没有门牌的大门洞内，吴家做起了茶叶生意，当时包装纸上只印刷有“北新桥路东大厅便是”的字样。虽说如此，生意却日渐红火，业务发展很快，吴家经过数年努力积累了一些银两，便把这个大门洞给买了下来，算是正式落户京城了。大门洞经过修缮，建成店铺门面，起用了字号。时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茶栈正式悬匾开张，至今已有百余年。由于当时吴裕泰茶栈以仓储、运销、批售为主，门市零售为辅，故曰茶栈，而不叫茶庄。 自此，吴家更加锐意进取、苦心经营、以诚待客，渐渐在京城立稳了脚跟。茶栈日益壮大，财富积累渐多，为了扩大经营，吴家就把与这个大门洞相连的后面的荒芜府第全部买了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占地大约近十五亩。前面（西面）临街即北新桥大街（现在的东四北大街），南至骆驼胡同（现在的板桥胡同），北到板桥胡同，东面越过一排平房就是财神庙胡同（现在的板桥胡同）。当时院落中原来的房屋大部分早已塌毁，是吴老先生重新修建的，并在大院南端（骆驼胡同路北）修建了一座宽大门楼，可以供运货车直接出入大院。门楼两侧修建了大约二十间房屋做货房和工房；大院北端及东西两侧作为正院，修建成环绕群房大约五十多间。京城人称此大院为吴裕泰大院，茶叶货栈业务即在这里进行。 另外，还有一种关于“吴裕泰”起源的传说。说“吴裕泰”的先祖在明朝万历年间任监察御史，因写奏章参劾魏忠贤柄权误国，被魏忠贤陷害斩首。自此以后，吴氏家族即不入仕途，改营商业，在北京经营茶叶、南北干货及日用百货。吴家于康熙末年在北新桥开设了吴裕泰茶栈，以“吴裕泰”为据点，统领在京的各处分号，成为京城最大的茶叶联号之一。在太平天国时期，茶栈因兵燹纷争而深受重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吴家重整旗鼓，继续在北京做茶叶生意。如果这种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吴裕泰”的历史将可以再向前推一百多年！在“吴裕泰”老员工关于吴裕泰茶栈的回忆录中，我们见到了这样的记述：“当年由吴裕泰创始人吴锡卿弟兄六人之曾祖携带家小从安徽歙县肩担茶篓带着茶叶来京小卖，多年之后在北京、通州、海淀、清河开设数家。”算算时间，“吴裕泰”创建的年代应该比现在所说的1887年要早。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3）…（图）
当初的北新桥商铺云集，堪称老店、大店的也为数众多，可是现在，这条街上剩下的就只有“吴裕泰”这一家百年老字号了。可以说“吴裕泰”这个店名与北新桥这个地名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吴裕泰茶栈屹立在此已有一百多年。百年沧桑，街市起了很大变化，街上原来的商铺或荡然无存，或数易其主，或数改其业，而吴裕泰茶栈却能历久不衰，依然生机勃勃地在原址上发展壮大。曾经，吴裕泰茶栈的电话是：东局，1928。现在为64041928——主号历经百年未曾改变。如今王府井吴裕泰茶文化馆内，展有一老顾客捐献的早年吴裕泰茶栈的茶叶筒，就标有这个老号码。有关北新桥的人物变迁也许在人们心中已被渐渐忘却，但“吴裕泰”却依然立在北新桥。这是因为“吴裕泰”商德的根子深深地扎在这块风水宝地上，这是因为它多年积淀、蕴藏着的深厚茶文化在熠熠生辉，这是因为它具有浓厚的人情味，深得广大百姓的喜爱。 一百多年来，“吴裕泰”能够历经风霜而韵色不减，无疑与它能够深入京城寻常百姓家是分不开的。它的身上有着老北京的明显烙印；又因为其创始人是来自徽州大地，这就使得这家京城老字号又具有传统徽商的文化背景和深厚底蕴。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吴裕泰”，自然少不了走进它的家乡——徽州，更少不了走进徽州人，尤其是徽州商人的世界。 自明清以来，徽商一直把持着京城茶庄、茶铺的绝大部分生意。到了20世纪初，这种优势更加显著，甚至到了外省人士要想在京城做茶叶生意就必须“请皖人帮忙”的地步。这种“大权独揽”的现象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安徽是我国最大的茶叶产地之一，盛产品质一流的茶叶。加上徽商多为儒商，注重文化修养，与风雅的茶行颇为投缘，无怪乎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4）…（图）
痴绝无梦到徽州 徽州位于安徽南部，历史上辖有“一府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今属江西省）。它四面环山，风光旖旎。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将这里的西递、宏村和黄山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之列。梁高祖萧衍曾用“大好山水”来形容徽州的自然风光；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认为“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说：“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这里有蜚声海内外的黄山，有道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齐云山，有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的屯溪老街，还有黟县古民居群落、歙县历史文化名城、棠樾牌坊群、唐模水街与水口、花山谜窟宋城…… 其中最为直观、至今仍然吸引着慕名者心绪的就是徽州的民居。青山碧水之间点缀着粉墙、青瓦、砖木石雕、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依山傍水，和谐组合，是特有的民居建筑。其规模宏伟，风格典雅清秀，在结构布局上显其阔达胸怀，在造型工艺上表其精湛技艺。大至整个村落的造型走势，小到梁柱、窗扇上的雕刻装饰，每每都要让观者惊叹不已。房屋布局重视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无山无水不成居”。以黟县宏村为例，它背靠古木参天的雷岗山，前临风光旖旎的南湖，傍依碧水萦回的溪河，整个村落设计成牛形，每家门前都有活水流过，排污系统与饮水系统截然分开，并行不悖，无论在环保、防火、防洪等各方面都有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地方。装饰在门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砖、木、石雕，工艺精湛，形式多样，造型逼真。“唐肃宗宴客图”、“渔樵耕读”、“琴棋书画”等图案透露着儒雅风范、自然情趣和山水灵气。 民居多为三间、四合的砖木结构楼房，从平面看有口、凹、H、日形等几种类型。房屋院落多为两层多进，各进皆开天井，充分发挥通风、透光、排水作用。人们坐在室内，可以晨沐朝霞、夜观星斗。阳光经过天井的“二次折光”，光线柔和，给人以静谧之感。雨水通过天井四周的水笕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肥水不外流”，体现了徽商聚财、敛财的思想。民居楼上极为开阔，俗称“跑马楼”。天井周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栏杆和“美人靠”。一些大的家族，随着子孙繁衍，房子就一进一进地套建，形成“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的豪门深宅，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
第二部分创业立足北新桥（5）…（图）
淳雅儒贾润徽州 宋元以来，徽州就有“十村之家，不废诵读”之说，被誉为“东南邹鲁”。“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话频传。理学集大成者，孔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朱熹，原籍徽州；在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中，一共提到了六百八十多个世界各国人物，其中唯一一个中国人就是徽州籍的清代著名经济学家王茂荫；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废弃之前的最后一个状元、徽州籍著名学者吴承仕，曾受业于章太炎门下，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及经学，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出自徽州；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戴震、黄宾虹等等都是出自徽州。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有题名榜，记有清代歙县取科第者，计有大学士四人，尚书七人，侍郎二十一人，督察院都御史七人，内阁学士十五人；状元五人，榜眼二人，武榜眼一人，探花八人、传胪五人、会元三人、解元十三人、进士二百九十六人。小小的一个县就出了如此之多的人才，整个徽州“一府六县”可想而知！ 徽州世家大族历代重教崇文，各个宗族都有“文会”组织。从启蒙教育开始，对学子就重视道德教育，教育的基本方针是：“理学第一，文章次之”。学堂重视教师选聘，大多数家塾教师都有一定的儒学功底。文会的首领和骨干大多是乡绅，他们聘请饱学之士和有名的学者来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课堂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和学习儒家经典为主，间亦议论时政。文会还资助学子膏火，特别是资助聪明俊伟、有培养前途的学子。 徽州人创办学校，是以让子弟读书科第以达到亢祖的目的。宋元以来，徽州的书院出现非常发达的局面，达二百六十多所，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一个地区。 众多书院中，以紫阳书院名气最大。是徽州人1246年为纪念朱熹在府城南门外始建，南宋理宗皇帝曾亲题“紫阳书院”的匾额。朱熹曾以徽州府城南紫阳山名命名其书堂，以示不忘故里，故后人以紫阳称朱子，以紫阳之学称朱子之学。 读书取第虽然是徽州人的首选之路，但是在任何时代能够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弃儒服贾”就成了大多数读书人的重要出路。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加之这里山多地少，使得徽州“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徽州“岁收甚俭，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康熙《徽州府志》）“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嘉靖《徽州府志》）于是，“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也成了绝大多数徽州人无奈的选择。明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正德以来，徽州人“弃儒服贾”、“弃农经商”者愈来愈多。 在徽州一府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的徽商最多，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区域最广。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他们的足迹达东北的辽阳、河北长城以北的塞外和甘肃省，以及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还将生意做到了海外。歙北许村许氏宗族许宙从事海外贸易，“航大海，架（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福建“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 许多富商不仅商游全国，“几遍天下”，而且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背井离乡迁居外地，开设商店。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记载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杨、苏、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 徽州人“业贾者什七八”，“糊口四方”，多“挈其家属而去”，“四出行贾，多留不返”， “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男人在外经商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得回家。有些人刚结完婚就外出经商，等到再回到家中时已看见孙子在厅堂内玩耍了，而此时儿子尚不识父亲！ 徽州商人中大多是攻举子业，而“科场不售”、“弃儒服贾”的多数因为贫困。因此，“弃儒服贾”，大多“非其志也”，所以“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就成为必然的了。他们身为商人，内心深处却更向往着做个读书人。于是，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是儒商。他们在经商中不但有着山区人民的淳朴、诚信，更有儒士的睿智和操守，好利而不轻义。他们 “喜读经史”、“耽于吟诗”、“讲论诗文”，并从商业利润中抽出相当一部分，充作教育子弟之用，以商养儒，以儒促商是几乎所有徽州宗族的共同选择。 沧海桑田，历史早已像雨后的云朵一样渐渐淡去，但是从今天在徽州保留下来的数百座民居中的堂画和中柱楹联上，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儒商情结。类似于 “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