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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狼烟北平下-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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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三儿说:“康小八的事我知道,他家住在通州康庄子,武艺一般,可他手里有把手枪,那会儿有枪的人可不多,连衙门里的捕快也合不上人手一支枪,有的捕快还挎着腰刀呢,这下子康小八可成精啦,这小子作案时二话不说,先一枪把人放倒,再抢东西,就这么着,没几年工夫,康小八手上就有了十几条人命,被朝廷列为重犯……”
    李大砍不满地翻翻小眼睛:“文三儿,你小子见过康小八吗?”
    “我没见过,我是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的,康小八死时我还不懂事,我是听人家说的。”
    李大砍坏笑一声:“我说呢,光绪二十八年生的,也就是说,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第二年你小子就生出来了,我得好好琢磨琢磨,你爹到底是谁?”
    大伙哄笑起来。
    小六子起哄道:“文三儿这小子八成是八国联军揍的吧?”
    文三儿面不改色地回嘴:“小六子,拿你文爷打镲是不是?我×你舅舅的,文爷我要是八国联军揍的倒好了,还用在这儿拉车?早他妈的外国享福去啦。”
    李大砍说:“文三儿这小子,什么事儿都有他,天下的事儿没有他不懂的,就是老忘了他自个儿姓什么,孙子,你不是什么都懂吗?懂就给大伙儿说说。”
    文三儿赔笑道:“得嘞,李爷,怨我多嘴,您说,您砍下的脑袋比我吃的窝头都多,我哪敢跟您叫板呀。”
    李大砍抽着烟袋开始侃侃而谈:“康小八没人传得这么神,这人练过几天武艺,也就是个三脚猫的功夫,文三儿说得没错,他就仗着那把枪,那是把六响转轮手枪,至于这枪是怎么来的?说法就多了,有人说是偷了英国公使的枪,也有人说是庚子年京城大乱时康小八干掉一个洋鬼子军官得的。康小八犯下重案之后,九门提督衙门也围捕过他几次,都让他跑了。反正那会儿大清国快玩完了,衙门里的捕快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人愿意替朝廷玩命,康小八掏枪放倒一个,其余的跑得比兔子还快。康小八得了便宜就收不住了,接连犯下不少重案,老佛爷亲自下令拿他,庄亲王领旨后下令由萧海波带队,率京城捕快刘伟祥等人一同前去擒拿此贼。刘伟祥是何等人物?世称刘二彪子,师承号称”半步崩拳,天下无敌“的形意拳八大名家之一的郭云深,萧海波和刘伟祥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他俩联手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当时康小八藏在一间屋子里,手里握着枪,只等见人就搂火,萧海波上前轻挑门帘,一个‘旋风缠头背刀式’闪过康小八的子弹,顺势用刀背直劈康小八的后背,这时刘伟祥一记‘半步崩拳’也同时赶到,正中康小八的前胸,康小八当时就翻了白眼倒在地上,众人蜂拥而上,将这小子拿下。为这小子,老佛爷头上又添了几根白头发,恨得老佛爷牙根儿疼,没几天刑部的判决就下来了,判的是凌迟处死……”
    尤二柱插嘴:“李爷,您就说说怎么剐活人吧,听说也有讲究,判剐多少刀就是多少刀,多了少了都不行,最多的有判几千刀的。”
    “听我师傅说,明朝的凌迟有判一万刀的,明朝的大太监刘谨犯上作乱,被正德皇帝判了凌迟处死,刀数是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分三日执行,按大明律,对被凌迟的犯人,必须按判决割足刀数,最后一刀人才能死,不然行刑人就得倒霉。到了大清朝,判凌迟的就少了,刀数最高的也就五百多刀,死罪一般都是斩首。除非是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康小八就犯在这上面了,手上有十几条人命,老佛爷觉得砍头太便宜他啦,不过康小八还真是条汉子,行刑那天康小八被绑在凌迟柱上,我师傅冲他一抱拳说,八爷,今儿个是我们师徒俩伺候您归天,得罪啦。康小八说,爷们儿,活儿干得利索点儿,拜托啦。我师傅说,实在扛不住您就大声叫,没关系,那不栽面儿。康小八冷笑一声,您尽管招呼,八爷要是哼一声都不是人揍的。就这么着,炮声一响,我师傅就开始干活儿了,按这行的规矩,头一刀从胸口上开始,从胸脯上割下一片肉往天上一扔,这叫‘祭天肉’。第二刀是从犯人额头上划一刀,让肉片耷拉下来遮住眼睛,这叫‘遮眼罩’。这时康八爷不乐意了:爷们儿,别遮我眼,这么多人看热闹,怎么就不让我看呢?我师傅小声说,八爷,别看了,菜市口您又不是没逛过。您猜康八爷怎么说?康八爷说了,这么多大姑娘小媳妇的,八爷我正寻摸呢,哪个长得俊点儿,您得让我瞧一眼不是?您听听,这才是康八爷,到死都是条汉子……”
    小六子啧着嘴:“这叫病床上摘牡丹——临死还贪花。”
    尤二柱不满地制止:“听着,怎么他妈的一提这个你耳朵就竖起来啦?李爷,甭搭理他,您接着说。”
    李大砍敲敲烟袋锅子继续说:“我师傅也觉着康八爷说得有道理,人都要死了,还不许看看娘们儿?这说不过去呀。我师傅对康八爷一抱拳说,得嘞,八爷,我听您的。他刀尖一挑,把那片遮眼肉挑飞了。我接着就吼了一嗓子:第二刀……这时底下几万人齐崭崭地喊了一声:好!康八爷咧开嘴乐啦。要说我师傅干活儿那真是没的挑,这活儿讲究的是刀法,是精雕细刻,每刀片下的肉大小得差不多,您弄杆秤约约,分量也得大概其,我们行里的行话叫‘鱼鳞剐’。手艺差点儿的刽子手干这种活儿时要用鱼网把犯人裹起来绷紧喽,让人肉从网眼儿中绷出来再下刀,可我师傅用不着,他老人家是高手,就像是在玩山西刀削面,只见那刀子在康八爷身上刷刷地走,一片片指甲盖大小的鲜肉飕飕地落进木桶,真他妈绝啦,我嗓子都喊哑了,康八爷果真是一声没吭,四百九十九刀后,康八爷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可人还没死,眼珠子照样滴溜溜乱转,他盯着我师傅还微微点了点头,可能是在夸我师傅活儿干得漂亮。我师傅说,八爷,咱哥俩儿就此分手,您走好,要是有缘,咱下辈子见!说完一刀捅进康八爷的心窝子,刀子一转把心挑了出来,康八爷这才咽了气……”
    文三儿问:“这就完啦?”
    李大砍反问:“废话,不完怎么着?人家康八爷生生扛了五百刀,要搁你小子身上,十刀你也扛不住。”
    文三儿意犹未尽地说:“吃烤鸭子还得剩副鸭架子不是?那康小八的骨头架子怎么办?”
    李大砍说:“下面的活儿该我干了,按规矩,凌迟处死的人要挫骨扬灰,不许犯人家属收尸,什么叫‘挫骨扬灰’?就是把死人的骨头全砸碎,连碎肉带碎骨装进木桶,扔在乱坟岗子喂野狗。这可是个力气活儿,等骨头全砸碎,我也快累瘫了,本想歇一会儿,我师傅用烟袋锅子敲了我脑门一下说,瞧你这样儿,快点儿,把活儿干利索了。得,我又拎着木桶从菜市口走到天桥的山涧口乱坟岗子,刚把骨头渣子倒出去,十几条饿红眼的野狗呼地围上来,差点儿把老子我也给吃了……”
    李大砍说完,独自装了一袋烟,点燃抽起来。
    连文三儿在内的几位老伙计都听傻了。
    尤二柱半天才缓过劲来:“我操!真够吓人的,生生把一活人给剔成骨头架子,这种热闹我都不敢去看,非他妈吓出毛病来不行。”
    文三儿却认为这是个乐子,他不无遗憾地说:“有这热闹看能不去吗?比看戏强多了,反正那刀子又没割在我身上。”
    李大砍以内行的眼光上下打量文三儿:你小子可不是块好材料,瘦得像个刀螂,没两下就见骨头了,上下一瞧,都他妈的没处下刀子,要赶上这么个活儿,非把李爷我的牌子做倒了不可,你瞧人家康八爷,那身子板儿,那身肉膘儿,天生就是为凌迟长的,你再瞧瞧你,整个一扇儿排骨,李爷我都懒得做这活儿。
    文三儿回嘴道:“得嘞,您手艺再精,如今不是也用不上了?要让我说,李爷您改行也不该到车行里,您该到屠户那儿找个差事,宰不着人就宰猪吧,没事给猪头来个‘鱼鳞剐’,又剁了肉馅又练了手艺。”
    李大砍笑道:“李爷我宁可在你屁股上练手艺,你小子那屁股长得实在不好,人家都是两瓣儿,你小子是他妈四瓣儿,我得给你好好修理修理。”
    小六子也插嘴道:“对!给文三儿这小子的裤子扒了,再兜个鱼网,李爷您没事就拿他屁股练练手。”
    那来顺也开起玩笑:“文三儿的屁股上净是筋,要做‘鱼鳞’,刀子怕是不管事,得用烙铁烙。”
    文三儿斜了那来顺一眼,冷冷道:“哟,河边儿娶媳妇——把王八都逗乐啦……”
    陆中庸和徐金戈坐在丰泽园饭庄的雅座儿里,一瓶“五粮液”已经见了底,陆中庸的话也明显地多了起来,原来他也有一肚子委屈。
    “老弟呀,如今的差事不好干,咱们这些人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儿受气。日本人的饭不好吃,也不白吃,您得隔三差五检举几个‘抗日分子’,不然宪兵队和特高课饶不了你。可咱检举谁呀?都没冤没仇的,人家就是真有抗日思想能让你知道吗?我陆中庸多少也有些肚量,被骂几句汉奸无所谓。人嘛,哪有不挨骂的?以前我当记者,不是也没少挨骂吗?问题不在这儿,我是为咱中国人担心哪……”
    徐金戈夹了块肘子放在陆中庸的碟子里:“怎么着?陆兄还有点儿忧国忧民?”
    陆中庸激动起来,他把酒盅重重放在桌子上:“嘿!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的低劣导致国家的贫弱,四万万人哪,有思想有见解的人有多少?大部分人还不是浑浑噩噩?就这种素质,你还想抗日?根本不可能嘛,陆某虽一介文人,但对军事问题也有研究,拿淞沪会战来说,蒋先生可谓是大手笔,短时间内调集七十万大军,是全国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日本人有多少?一开始只有一万多人,后来大举增兵也不过是二十多万人,结果怎么样?照样是兵败如山倒,连首都都丢了,您看看越抵抗亡国越快,人家西方人就比较灵活,您瞧瞧荷兰、比利时,打不过就不打,立马宣布投降,德国人能怎么着?人家能把你灭了?把老百姓都杀光了?不可能嘛,老百姓照样娶妻生子过日子,不过是换了个政府嘛。”
    徐金戈给陆中庸斟上酒,附和道:“有道理,有道理呀,听陆兄一言,兄弟我茅塞顿开,老百姓就是老百姓,政治家毕竟是政治家,各自的想法不一样。”
    陆中庸抿了一口酒,侃侃而谈:“对老百姓来说,总得有人管着,不是张三就是李四,谁管不是管?管就管吧,关咱老百姓屁事?咱中国人打仗不行,就得玩软的,日本人怎么啦?他来了咱不招他,踏踏实实做顺民,我看他坦克大炮打谁去。
    徐金戈笑道:“陆兄的意思,眼下对付日本人也得用这招儿,不抵抗,只当顺民,用软功对付?”
    “对喽,这招儿比什么都管用,要不我怎么佩服汪兆铭先生呢,人家那曲线救国的确是高招儿。战争初期,汪先生也是坚定的主战派,在抵抗日本的问题上和蒋先生是惊人的一致,可为什么汪先生后来又改变了主张呢?这就不得不承认汪先生在审时度势方面确比蒋先生略高一筹。原因很简单,在尽全力抵抗之后,发现咱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硬打下去,只有生灵涂炭,亡国灭种的结果。他蒋先生倒是可以成全自己的气节,可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老弟啊,咱中国人和洋人的观念不一样,西方人讲究‘不自由毋宁死’,咱中国人讲究‘好死不如赖活着’。说句不好听的,洋人的脑子不大好使,绕着绕着就把自己绕进去了,其实这道理是明摆着的,要是脑袋都没了,那要自由有什么用?也不可能有自由嘛,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徐金戈叫起好来:“好啊,高论,真是高论,陆兄不愧是文化人,能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兄弟我受益匪浅啊。”
    陆中庸显得很谦虚:“哪里,哪里,老弟过奖了,其实,世上没有很深奥的理论,所有的理论原本都很简单,不过是被人为地复杂化了,文化人的责任就是把复杂的理论还原成简单的道理。”
    徐金戈话锋一转:“陆兄,我现在关心的是战争的结局,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本人在太平洋可有些撑不住了,美国的轰炸机已经把东京炸成一片焦土,欧洲战场上德国人也在节节败退,俄国人已经逼近柏林。我在想,如果这场战争轴心国方面打输了,我们怎么办?将来蒋先生从重庆还都,我们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不知陆兄有什么打算?”
    陆中庸用餐巾擦擦嘴,胸有成竹地回答:“老弟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凡事都要谋划在先,但凡战争总要有个结果,无非是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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