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这一下可又捅了
马蜂窝，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所谓“反击新反扑”的“围剿”热潮。
在那些恶浪翻滚、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是经常由王光美同志陪
着出去看大字报的。少奇同志非常实事求是，他曾表示“欢迎摆事实，讲道
理，批评多厉害都不怕”。而对于那些诬陷造谣之词，他是深恶痛绝的。他
曾愤慨地说：“国民党骂了我多少年，也没敢用这样的语言。”特别是当他
看到江青一伙搞的大字报，竭尽其造谣污蔑之能事，完全歪曲、否定20 年代
他在安源工作的情况，甚至说成是他的“罪行”时，他非常生气，但事后却
平静地说：“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应该说，在那法制横遭践踏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最痛苦的，是看见许多
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遭受伤害而不能置一词。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一位深知
干部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却不能为下属说一句实事求是的公道话，是怎样
绞心的痛苦啊！王光美同志说，在那段时期，少奇同志常常表示，他受些委
屈不要紧，只要广大干部能保全下来就行了。但这只能是主观的善良愿望。
少奇同志为谁说了话，谁只有更倒霉，株连就更深。别的不讲，1966 年6 月
里，少奇同志路经上海，在上海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临走时，少奇同志称赞
了上海市委的工作，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贴市委的大字报不多，说明
上海市委是有威望的。”但后来，这恰如其分的评价，却成了上海市委的一
大“罪状”，成了“砸烂上海市委”的一块砖头，许多同志被戴上了“刘少
奇的黑爪牙”、“刘少奇的党员”、“刘少奇的干部”等等帽子。
在那段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期，一向寡言的少奇同志就更沉默了。
他常常独自在室内踱步沉思。沉思，是少奇同志在长期斗争中所养成的习惯。
每逢重大的决策，少奇同志总是镇静自如地思索着。但这段时期的沉思，却
与往常不一样，常常是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焦虑和不安，有时竟彻夜不眠。人
显著地消瘦下去。
当然，对一些熟知的干部，少奇同志也并不是全无一词。1967 年初春，
上海召开了对陈丕显等同志的所谓“电视斗争大会”。小报上写得沸沸扬扬，
一派胡言，说什么“上海市委秉承刘少奇的黑意旨”，宣扬“在社会主义现
阶段，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
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工业党’、‘农业党’、‘福利党’吗？”等等。王
光美同志把小报上写的告诉了少奇同志，并问他：“这样搞法，陈丕显同志
会服气吗？”少奇同志笑了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阿丕呀，不会服气的！”
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对记者说：“哦，去年我碰见
陈丕显同志，还忘了告诉他这件事。少奇同志对于部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 年时间。。”
对于上海人民来说，恐怕许多人都还记得，解放后少奇同志第一次在上
海公开场合出现，和上海人民见面的情景。
那是1957 年4 月下旬，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少奇同志穿着一套普通的
黑色呢制服，到龙华机场迎接外宾，接着站在敞篷汽车上，迎着春雨和花瓣，
同上海100 万欢迎群众见面。少奇同志当时虽已59 岁了，但看上去是那样健
康，那样神采奕奕，像个四十几岁的人。在以后几天的活动里，无论是在宴
会上，在20 多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在申新九厂或少年宫里，少奇同志那简短
的、富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讲话，那谦逊朴素、平易近人的风度，都留给人
们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最后一天，在飞机场和采访的记者道别时，主动和记
者们握手，并说“你们辛苦了”，“再见，再见！”那亲切。安详的眼光，
更令人难忘。
当记者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些往事时，她深有所感地说，少奇同志对上
海是很有感情的，是十分关心的，因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他早年参加
革命活动的地方。
1920 年， 22 岁的少奇同志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更好地学习俄
国革命的经验，这年秋冬之际，他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 号的社会主
义青年团总部留苏预备班学习俄文，翌年赴苏留学。 1922 年他又回到上海
参加工人运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任职。以
后他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后任工会主任，使安源工会成为中国
早期职工运动的最坚实和持久的核心之一。以后，他来往于广州、安源间。
1925 年，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到上海和李立三。蔡和森等
同志一起领导了“五卅运动”，并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间。 1927 年大革
命失败后，他又从湖北口到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 1930 年6 月第二次赴苏，
回国后又到上海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工作。 1932 年，少奇同志到江西中央苏
区，就是从上海出发的。
至于解放后，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更是经常到上海。他关心上海的
人民，关心上海的建设，为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高兴，对上海城市建设
的规模、布局、方针、环境保护以及如何建立卫星城镇、逐步消灭城乡差别
等，都作过具体的指示。他反复告诉上海市委的同志，上海城市建设“要从
实际出发”，“要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要为孩子着想，不能顾此失彼，
不能坑害后代”，“要有长远打算，不要像一些水利工程那样，挖了填，填
了挖”。1965 年秋天，少奇同志在上海开会、视察，从当时国民经济恢复、
繁荣的情况，再一次满怀激情地展望了未来。王光美同志说，她听见少奇同
志在火车里就各方面的问题对陈丕显同志谈了许多。 1966 年1 月少奇同志
又对家人和工作人员说：“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 年时间，跟同志们一起干，
一定可以把中国搞得更好！”
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沉默了。她悲痛地说：“并不是少奇同志没有10
年好活，而是一场浩劫夺去了他的生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
青、陈伯达一伙，动员了40 万人，查阅了400 万卷敌伪档案，但从未向少奇
同志当面核对或查证过一件事。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就采用法西斯手段，
制造假证，罗织罪名，对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造成了我党历
史上最大的冤案！”
最后，王光美同志谈到了少奇同志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她说，少奇同志
平时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一向严于律已，经常要求家人与人民同甘苦。 1961
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少奇同志要孩子们在学校吃饭。当时孩子们要回家来
吃，是完全有条件的。但他却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
尝吃不饱的滋味，等将来他们为人民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
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了。”他告诫孩子们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人
民将来会信任他们的。他说：“只有全国人民的孩子幸福了，我的孩子才能
有幸福。”
1961 年，少奇同志到湖南视察，看见老家宁乡给他修整了旧居，供人参
观。他说：“群众住房这样困难，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怎能把自己住过的房
子空起来？”他当时就让把旧居分给群众住。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恢复
名誉后，也希望不要搞什么故居修复，住在里面的居民仍旧应该让他们住下
去！
访问结束时，我们问王光美同志，她是否打算写本回忆少奇同志的书？
她说，过去曾收集过一些材料，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回来，但目前实在太忙，
这要等以后退休了再说。她说，她不断收到许多热情的来信，除了对她表示
慰问外，还对少奇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她衷心感谢大家对她的好意，同时
这也证明，在人民的心里，早已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五中全会庄严地宣
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正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1980 年5 月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
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中央组织部接收
专案工作的当天，我们的妈妈——王光美同志结束了12 年的囚徒生活，回到
了我们身边。
胜利的花，希望的花，终于盛开了！那是1979 年的春节，我们簇拥着妈
妈，随着欢庆的人群，走进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当人们看到妈妈就在他们
身边时，都欢笑着走过来和妈妈握手，多少人和妈妈紧紧拥抱，又有多少人
拉着妈妈的手失声痛哭。。多少深情，多少悲喜交织在一起。妈妈说：“我
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说完，妈妈向人群深深鞠了
一躬，更多的人跑了过来：
“他来了吗？”
“他在哪里？”
“我们怀念他！”
霎时，人群拥了过来，妈妈被挤到台上，又从台上被挤下来，她虽被挤
得东倒西歪，但她泛红的脸上露着笑容，这是胜利的笑容。
妈妈是看到胜利的人，她看到人民心中的鲜花在向着他——我们的爸爸
刘少奇同志开放了。胜利的花朵，在血和泪的浸润中含苞，在冰刀霜剑中吐
蕊，在风和日暖的年代怒放。可惜，爸爸没有来。他的主命被夺走了，但无
法把他从人民心里夺走。爸爸生生死死，都与人民同在，他以自己的生命滋
润了这绚丽的春天。
一
多年来，爸爸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和国家日常工作，日夜为党和国家操
劳着。。
196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
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6 月1 日，康主、陈伯达一伙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爸爸和小
平叔叔，背着政治局，将他们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
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立即在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仅在两三天时
间里，学校党委和支部都瘫痪了。这股风暴很快波及全国。我们几个孩子那
时正在中学读书，对突然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不可理解。回到家里，就
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总是仔细地听着，偶尔也提出一些问题启
发我们思考。当时群众的热情虽高，但谁都不知道运动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对革命的对象和目的更感到不明白。6 月3 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
三个工作组。6 月4 日，由北京新市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许许多多学生
听说后，围在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门口，都要求派工作组，希望党
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我们回到家，也几次代表学校师生要求爸爸批准派工作
组。爸爸很慎重，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
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这一时期，毛主席远在杭州，爸爸多次给毛主席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曾
得到明确的回复。运动的情况一无比一天恶化，几乎所有学校的支部书记。
校长、老师都受到了冲击。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出格。
有的学校打死了人，也有因不理解而自杀的。形势逼人，不能再举棋不定地
等待下去了。那天，我们从学校回来，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了，只留下了
一封长信。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和小平叔叔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运动
情况，并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委托爸爸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爸爸乘飞机赶回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
学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都是临时组成的，匆忙上阵，没有经验。爸爸也在摸索对运动的
领导。7 月中旬，爸爸曾两次提出要见见平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
员和学生代表。爸爸在听取汇报后，热情地对大家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
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
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尽
管爸爸对突然兴起的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他还是尽力引导群众前进。
爸爸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
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
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爸爸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