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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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
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
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
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自，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
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打破，
形势急速发展。
8 月5 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
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
不要再会见外宾。8 月6 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
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 月7 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8 月8 日，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 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
束了。从8 月8 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
奇、邓小平。
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错误”
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
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一天，刘少奇来到一个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批评。这个小组里有一位老
大姐叫陈少敏，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39 年刘少奇任中
共中原局书记时，陈少敏曾任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对自己尊重和了解的
老领导忽然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非常难过。等到讨论主持人宣布休息，
她特意走到刘少奇身旁，亲切地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
工作问题。”
刘少奇马上明白了这位老大姐的好意。他缓缓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周围
那些正默默注视着的同志们，淡淡一笑，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
人负责，请大家放心。”陈少敏强忍着的眼泪一下子滚了出来。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
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
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一个拒绝了她。
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8 月12 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
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画了
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 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
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
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
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陈云4 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
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便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
人”。
检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南海福禄居比原来安静多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由过去的紧张忙碌一下子变为清闲
无事，开会、外出等活动急剧减少。现在，他可以整天整天地呆在家里，有
充分的时间看书看报，阅读材料。
刘少奇的办公室、卧室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正门开在当中一间的正
中。进得门去，迎面靠近北窗是一张办公桌，靠西壁放着两把简易沙发。这
一间是作为刘少奇秘书的王光美的办公室。
从中间屋东壁的侧门进去，是刘少奇、王光美的卧室。卧室的陈设十分
简单，主要就是两张床，两把椅子，一个挂衣架。两张床没有床架，是两个
放在地上的床垫。因为王光美1963 年冬天以后长期在农村参加四清，很少回
家，刘少奇为防止夜里从床上滚下来，就索性摆成了地铺，这个习惯也就一
直沿用了下来。卧室西北角立放着一架国产熊猫牌收音机、唱机，这算是房
间里最贵重的东西了。
从中间屋西壁的侧门进去，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办公桌也是面朝东放在
靠近北窗的地方。靠北壁立着一个书架，陈列着一些日常用的经典著作、工
具书。靠南壁是一张放报纸的小桌，一把藤躺椅。每天早饭后，刘少奇总是
先靠在这把躺椅上，把当天的报纸浏览一遍。西边靠墙处，是圈成半圆形的
四把单人沙发，中间一张圆茶几。这是为一些领导同志来谈工作和会见少量
客人而设的。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这时常委
已由原来的7 个增加到11 个，好几个常委只是挂名。刘少奇、邓小平因为在
工作组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这时只能闭门思过，不再参与中央日常工
作。
就在刘少奇、邓小平变得清闲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突然忙乎起来。
8 月13 日，是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发号施令的第一天。当天他作了著名
的“罢官”讲话，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罢官”，提出要“罢一批人的官，升
一批人的官”。
这天，林彪还把有人在叶群指使下写的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送
江青“酌转”毛泽东。这是林彪、江青继《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
的又一次勾结，是他们合谋直接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笔肮脏交易。
康生在这一天也行动起来。他让他的老婆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
同志写信，揭发刘少奇、王光美。
江青、陈伯达等文革小组要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频繁地组织大
会，发表演讲，鼓动青年学生起来批判前一阶段的“方向路线错误”，同时
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
8 月18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群众大会”。广场上人声鼎沸，配上五色杂陈的彩旗、标语牌，确实盛况空
前。
大会上午7 点半开始。林彪、陈伯达讲话。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
卫兵”袖章，检阅了游行队伍。
这是刘少奇降职以来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的时候，他在靠边的一把藤
椅上坐下，默默地抽烟，一面拿起一张报纸随意翻看。
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攀谈了几句。刘少奇指了指报纸
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
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伍修权无法作答，笑了笑走了。
8 月18 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爆炸般地向全国各地扩
散、奔腾。青年学生已是一片狂热，成千上万的群众也莫名其妙地卷进了“文
化大革命”的旋涡，身不由己地跟着疯转。林彪有一句话：“要弄得翻天覆
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
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这话确实不过分。
红卫兵浪潮也波及到刘少奇家里。正上中学的平平、源源、亭亭3 个孩
子也成了红卫兵，有的跟着抄了一回家。孩子们以为这是参加了“革命行动”，
十分兴奋，回到家里还在兴致勃勃地议论。
别人的事管不了了，但对自己的儿女不能不管，要对他们负责。刘少奇
听孩子们说到红卫兵组织通知晚上还要去抄家时，当即阻止道：“不要去！”
吃过晚饭，刘少奇把儿女们叫到办公室。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指给他们看宪法的有关条文，说：“你们‘破四旧’，我
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
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
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
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孩子们虽然已经风闻刘少奇犯了错误，但他们心目中的父亲仍是崇高
的、权威的。他们似乎懂得了宪法的神圣，从此不再去参加抄家。
刘少奇对这种不要法制和秩序，鼓动不诸世事的学生娃娃胡闹的做法实
在不理解，但他无能为力。他已经得到通知，9 月份召开北京各工作组领导
干部会议，要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检查。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写检讨。
他努力按照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的口径，着重检查在派工作组等
问题上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他写道：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
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
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
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
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
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
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
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
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
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
气。。9 月10 日前后，检讨终于写成了。刘少奇让秘书把检讨稿送
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很快有了回话。他给刘少奇写来一封短信：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
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
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当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立即给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
来写信：
恩来同志：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
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
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
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
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周恩来也很快照办了。可是，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取
消，改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随着移到工作会议
上去作。
10 月9 日下午3 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中共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但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积极贯彻的很少，多数消极应付，
不少人用各种方式抵制。对这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很是恼火，毛泽东也不
满意。于是，决定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解决这种两头热、中间顶的
局面。
经过几天小组讨论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0 月16 日在会上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报告指名道姓地批判了刘少
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会场之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操纵下，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自10 月6 日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 万
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
张春桥亲临讲话之后，北京的各个大学又一次骚动起来。许多工作组成员被
揪被斗，抢广播站、冲击机关、围攻批斗等野蛮行动又一次在各学校流行。
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