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东方明-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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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和刘斯勋在战场上互相救过对方一次，所以两人的情谊称得上生死之交。
刘斯勋每次去塔城，必被唐家乙请去家里喝酒，两人不喝个昏天黑地决不罢休。
这次，也是这样，刘斯勋到塔城后的当晚就去唐家乙家。唐家乙一如既往，让老婆炒菜烫酒，热情款待。但喝的时候刘斯勋却瞅着觉得有点反常，这位仁兄老是打哈欠，显出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刘斯勋感到奇怪，禁不住发问道：“你今天怎么啦？”
唐家乙说：“唉，别提了，昨晚挨着个事儿，一直折腾到今天下午4点钟才结束，两天一夜没合眼了。”
“什么案子？”
“谈不上案子，是你那个县的一个老头折腾的。”
“说说吧。”
唐家乙便说了一件事：昨天晚上9点多钟，他正在派出所值班室坐着和搭伴的两个小民警聊天，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生产资料商店抓到了一个窃贼，是正下手时人赃俱获，问怎么办。唐家乙说还有什么怎么办的，人赃一起送派出所来！
一会儿，窃贼被押来了。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瘪小老头，汉族人穿着，一件羊皮袄脏兮兮的，腰间拴着根绳子，一看便知道是乡下人。这人撬开生产资料商店的后门，潜入店内，下手行窃时，被住在楼上的两个营业员听见，下来把他逮住了。
唐家乙看了看小老头，问营业员：“赃物呢？”
一个营业员指指脚边的一个布袋：“在这里面。”说着往外拿。
唐家乙原以为既然是乡下人潜入生产资料商店，必是偷绳子、喷雾器、马鞍之类，不料拿出来的却是四瓶五百克装的盐酸。他感到有些意外，指着瓶子问小老头：“你偷这玩意儿干什么？”
“抹队里的风车呀！”
“抹风车？这是什么？”
“桐油呀！”
“这是桐油吗？你看看瓶子上的标贴！”
“我不识字。”
这段对话并不是讯问，但唐家乙大体上已弄清这个小老头的作案动机。这当然是借用专业术语，因为盗窃这么四瓶盐酸，是够不上立案标准的。唐家乙寻思这是一起小案子，讯问一下，做个笔录，然后通知其所在地公社或者大队来人把他领回去就是了。如果不肯领，也就把他放了，不料，小老头说过上面几句话以后，便问什么也不吭声了。这样，照公安行当的职业思维，就可以产生若干联想：他会不会是流窜犯，或者是逃犯？偷盐酸这种规定严格控制购买的物品，会不会是想去搞某种破坏性行动？等等。因此，就有必要对此事查一个水落石出。
唐家乙和两个小民警轮流唱红白脸，软哄硬喝，端茶递烟，拍桌摔凳，样样来过，但那小老头软硬不吃，僵山芋母猪肉，煮不透蒸不烂，从容应对，只不开口。唐家乙三人一直折腾到天明也没弄清他的姓名地址，来龙去脉。天明后，所长、指导员上班来了，一问此事，又见那三位一脸倦容，又好气又好笑，所长让他们下班，说这事由他处理就是了。两个小民警如逢大赦，拔脚就走。唐家乙却不服气，一定要留下来查到底。
吃过早饭，继续讯问。说也奇怪，小老头见是派出所长亲自出马，竟马上乖乖开了口，供称自己是额敏县二道河公社的社员，奉生产队派遣来塔城购买桐油，因不小心把钱弄丢了，只好潜入生产资料商店行窃，否则回去无法交差。
所长让唐家乙往额敏方面挂电话核查。那时候通讯设施落后，用的是摇把子电话，长途全靠人工挂接，一个长途接通花一个小时不算一桩稀奇事。唐家乙打了三四个电话，一直到中午，终于弄清小老头所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二道河根本没那么个人。
重新讯问，小老头已经睡了一觉，精神很好，说刚才他是想开玩笑，所以瞎说了一遍，现在说真的了：他叫马午生，哈拉布拉县吉也克镇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社员，至于买桐油丢钱一节，确是如此。
于是，又打电话。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查实：马午生所言属实。巴拉坎大队的治保主任在电话中说，马系三代雇农，平时又从无偷盗劣迹，希望这边能从宽处理，放其回归，由大队进行教育处理。
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年代，凡事都讲究出身，马午生的成分使派出所不得不考虑大队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对其进行教育后，予以释放。
唐家乙一五一十把上述事情说完，两人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刘斯勋想让唐家乙早点休息，便告辞而去。他回到招待所，也没把这当成一桩什么事儿，便上床睡了。一觉醒来，刘斯勋看看手表，清晨3点多钟，寻思还早，想再睡一会，却再也睡不着。睡不着难免东思西想，不知怎的头脑里冒出了唐家乙所说的那桩事儿，他总觉得似乎不对劲儿——生产资料商店出售的桐油，要么五十斤一百斤一桶的连桶售，要么一斤二斤零打，哪来的五百克瓶装连瓶售的？马午生常年在农村，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而把五百克瓶装盐酸当桐油窃走？
如果真是为给风车上桐油而行窃，偷四瓶共二千克显然是不够的。
一般说来，像桐油这种农村常用的生产资料品，吉也克镇就有，马午生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塔城来买？
刘斯勋越想越觉得这事儿表面似乎罩着一层疑云，在此事的后面似乎隐藏着一个什么阴谋。他决定待天明后了解一下此事。
上午，刘斯勋去公安处开会的时候，写了个条子，请刑侦科一位熟人打电话了解一下吉也克镇供销社是否出售桐油，近日是否脱销过，所售质量、价格与塔城的有何不同。中午吃饭时，那个刑警把条子递了回来，上面已注明了电话调查的结果：一、吉也克镇供销社终年出售桐油。二、近日未曾脱销过，商店每天营业。三、所售桐油从塔城农资公司进货，质量、价格与塔城生产资料商店所售的完全一致。
刘斯勋看了条子，嘀咕道：“反常！”
多年的刑事侦察实践告诉刘斯勋，凡是反常的事物都有研究一番的价值。这天下午，他没好好开会，头脑里老是想着这件事。
晚上，他一个人钻在招待所的一间空屋子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不时在笔记本上划拉二笔。终于，刘斯勋从纷乱如麻的思绪中理出了一个线头：盐酸！
位于吉也克镇外的7801医院的药品仓库失窃案，窃而复归的赃物看上去是铁克里的药水，但实际上是被窃贼认为是盐酸而下手的。他发现窃错了，就抛出赃物，以免事态扩大。
窃贼抛赃的当天晚上，企图再次行窃7801医院药品仓库，其目的是不是可以推断：因为上次错把“铁克里药水”当盐酸而窃了，这次是来窃盐酸呢？
在7801医院再次行窃盐酸不成，就上塔城生产资料商店行窃。
由此可见，窃贼的行窃目标是盐酸。至于为何要盗窃盐酸，那就不得而知了。刘斯勋认为，这正是需要调查清楚的。所以，他让唐家乙把讯问马午生的笔录抄了一份让他带回哈拉布拉县去。
三天会议结束后，刘斯勋匆匆赶回哈拉布拉。当天，他就向县公安局局长、政委（由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兼）汇报了“盐酸”情况，认为应当调查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局长、政委深以为然，经研究，决定由刘斯勋负责主持这项调查。当然，由于不明情况，此事还不能立案，更谈不上什么专案组，不可能投入较多力量去开展调查。
刘斯勋从他的刑侦队里抽调了两名资深刑警，一叫王松，一叫徐佩丰。这天晚上，他把王、徐请到自己家里，一面喝酒一面介绍案情，交代任务：“从明天起，你俩就不必沾手其他事儿，就专门调查这事儿，务必要弄它个水落石出！”
三人分析了情况：窃贼第一次盗窃二瓶一千五百克重的“盐酸”，第二次盗窃了四瓶五百克的，这说明他所需要的盐酸在二千克至三千克之间。这也可以作为窃贼为什么不把中学作为行窃目标的解释，因为中学的化学实验室虽然也有盐酸，但通常不超过五百克，而且不是经常有的。但窃贼为什么要盗窃这个数量的盐酸，那就难以判断了。若准备搞破坏活动，那应当盗硝酸或者硫酸，因为硝酸、硫酸腐蚀作用远远胜于盐酸，而且硝酸还能制造炸药。但他去盗盐酸，这里面显然兜着一个谜。
刘斯勋对王松、徐佩丰说：“你们的调查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王松、徐佩丰对马午生的调查先从外围开始，他们赶到吉也克镇派出所，直接向派出所长说明情况，问是否知道巴拉坎大队的马午生这么一个人。
派出所闻言惊道：“什么？马午生会去塔城偷窃公物？这个……是不是弄错人了？”
王松把刘斯勋从唐家乙那里获知的马午生的年龄、外貌等说了一遍，派出所长沉吟道：“听上去倒是此人。”于是连连摇头，说：“他会偷窃，真是不可思议！”
王松、徐佩丰听了便向所长请教为何“不可思议”。派出所所长向他们介绍了马午生的情况：马午生，回族，今年五十四岁，祖祖辈辈居住在塔城地区，至少三代是以替人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
解放前，马午生也是长工，直到1944年才因参加“三区革命”而成为军人。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暴动者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这次暴动，史称“三区革命”。马午生当时参加了“三区革命”，成为民族军的一名马夫。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马午生在该军第二师司令部当炊事员，后来担任炊事班长。
1954年，马午生从部队复员，回到巴拉坎老家，娶妻成家，以种地谋生。三年后，经原民族军的一个上司介绍，马午生去塔城“苏联侨民协会”当杂役，每月领取一份工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2年4月，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区发生数万中国边民集体冲关外逃投往苏联的事件，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伊塔事件”（也有称“伊犁事件”的）。“伊塔事件”是苏联克格勃一手策划的，事先有为数不少的克格勃特工以“苏联侨民”、“走亲访友”的名义在伊犁、塔城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对中国边民进行反华宣传，最后促成了这次事件。当时，在塔城“苏侨协会”当杂役的马午生，事先曾两次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所知晓的关于该事件先兆的蛛丝马迹。“伊塔事件”发生时，边民外逃持续了三天三夜，许多人是全家外逃，有的村子逃得只剩下十几人。马午生的妻子在境外有亲戚，见同村有不少人外逃，便也动了念头，提出要全家越境投奔苏联亲戚。但马午生坚决不肯，结果其妻带着一对儿女扔下他走了。
外逃的人中，有的还赶走了生产队的牲口、大车，车上装着集体的财产。马午生见状，坚决阻止。他在北疆寒意十足的春夜里，光着膀子站在村口桥头，大叫着“谁要带走集体的财产就先把我姓马的杀了”，伸开双臂拦住大车。结果，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大车、牲口一辆一口也没被外逃者带走。在阻止过程中，马午生被殴打成伤，但他毫不退让。
“伊塔事件”结束后，政府在处理善后事宜中，了解到马午生的表现。他受到了表彰，出席了公社、县和地区的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伊始，每有外地红卫兵来当地“串连”，马午生总被作为“反修标兵”而去给他们回忆九年前“伊塔事件”中他的事迹。红卫兵送给他的《毛主席语录》、像章、袖章，积存在一起竟有满满一木箱。所以，马午生在当地，是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物。这样的人，竟会有偷窃行为，自然令派出所长感到不可思议了。
派出所长介绍完马午生的情况，说：“为慎重起见，我建议你们还是认真细致调查一番为好，我们要对马午生负责。”
王松、徐佩丰同意这一观点，表示不会草率行事，更不会妄下结论。他们决定去巴拉坎大队深入调查，当然，无论以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宜公开身份。因此，他们要求派出所方面予以协助。派出所长便把两人作为‘’县革委会农业组（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给公社革委会，还真的陪王、徐过去了。王、徐也只能假戏真做，称是奉命下来调查农村社员科学种田情况的，想跑几个大队，先去巴拉坎大队，因为该大队的粮食亩产一直处于全县前茅。公社革委会哪知底细，当即出具介绍信，两人便赶到了巴拉坎大队，在大队部住了下来，开始对马午生进行秘密调查。
由于有派出所长那番言语，王松、徐佩�
